四川
（尊敬的各位读者，本共计19300余字，非常全面的揭开了“四.一二”政变的诸多历史之谜，其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众多，恐有不足之处，期待您的批评指正！）
1926年5月，汪精卫在欧洲过着闲居的生活。
汪精卫赴法期间，正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之时。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局面逐步形成。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招降纳叛，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工农运动的 独裁行径受到了国民党内左派人士的一致谴责。在一片怨恨声中，“拥汪复职”“迎汪复职”的行动成为左派势力与蒋介石军事专制作斗争的重要砝码。
这是左派人士认为汪精卫在广州“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过，又是因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跑出国的，以为他是反蒋的“最适当的党务政治领袖”“左派领袖”。他回国主持国家大计，即可制止蒋介石向右转。
蒋介石对此十分反感。他致电黄埔学生说：“迎汪比倒蒋还坏”。并悻然表示：“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斟酌再三，蒋决定介石采用以攻为守的策略，阴奉阳违，表面迎汪，其实另有所图。
01、吴稚晖所举共产党罪状有两点：一是陈独秀说过20年即可以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二是说中共操纵国民党打击新军阀
就在汪精卫归国前夕，国民党内的营垒已分明，武汉和上海已经是势不两立。蒋介石之所以一反常态，认冤家为亲家，其目的是要接过“迎汪复职”的口号，与武汉革命势力相抗衡，并引诱汪一起反对中共。
蒋介石看到，汪精卫有一顶“左派领袖”的桂冠，可以影响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要人。而汪精卫虽然表面很“左”，但骨子里是要“提防中共”，“自始即不满马克思之学说”，到一定时候也要反共的；而且，汪精卫还有很深的“领袖欲”可利用。因此，要汪回国与他们一起反共，以便“彻底解决，断此亡党毒腕”。
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被排挤出国后，表面上对政治清心寡欲，可一直郁郁不得志，时刻窥视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时值 “迎汪复职”的浪潮迭起：正是其东山再起的好时机，但只能是在彀中所及之内借这股势头，重振昔日雄风。
是日，汪精卫携陈璧君抵达上海，受到蒋介石的亲切接待。晚上蒋介石设宴款待汪精卫，蒋举杯说道：“汪主席病假逾年，不持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迭电促驾。今幸出山，恍若大旱三获甘霖，莫名欣慰，从今往后，凡我将士，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 一致服从、云云！”汪精卫对于这一番肉麻吹捧，付之一笑。
1927年4月1日开始，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石曾等10多人与汪精卫会晤交谈。在会谈中蒋介石等人提出：马上发动政变以“分共”，吴稚晖还提出一个弹劾共产党的“吴文”，主张用“非常之手段”“十分紧迫”地“处置”共产党。
在交谈中，汪精卫表示了反共倾向。说共产党要在中国实行列宁式的共产主义， “共产党一定要消灭国民党”的，他认为国共两党不容继续相安，联俄与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的一种政策，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他同意“分共”，以解决党事纠纷，并发誓说：如果政治政策罢免蒋介石的职务，“我亦与大家共同反对”。但是，在分共的方式和时间上，汪精卫有不同主张，他不同意马上“分共”，强调在军事全局解决以前，党员纵有意见，不可冲突。因为他看到革命形势还在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业力量很大，怕立即“分共”，反致陷党于“粉碎靡烂”，又怕蒋介石利用“中监委率领一班军人将党打得粉碎”，独吞果实，于己不利。
因此，汪精卫甚至表示如立即“分共”，“我宁自杀”或 “将我枪毙”。他也不同意采取“非常处置手段”“分共”，强调党纪法统，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汪精卫的这种态度，被其他人称之为“始终祖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汉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
当时与会人士则与汪精卫激烈辩论，辩至最高潮时，吴稚晖十分激动，竟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甚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此后，蒋汪多次密谈，决定由蒋负责“疏通”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于4月15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讨论“分共”以解决“党事纠纷”。
关于在开会之前的暂时应急办法，汪精卫赞成以下几条：（1）由汪精卫负责通知陈独秀，暂停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各地 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武汉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得拒绝接受；（3）责令党 政军各机关团体的最高级长官、主要负责人，取缔、制裁“在 内阴谋捣乱者”；(4）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 指挥，否则认其为“阴谋团体”，加以取缔。这个协定，一直被认为是蒋、汪合伙反共的主要依据。从内容上看，蒋、汪似乎已经取得默契，可是事实的发展却与此大不一致。
从上述协议看，汪精卫的反共倾向已定，只是时间问题，而 “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是汪精卫坚持的方针；而对蒋介石来说，拉汪参与反共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召开四中全会解决问题，不是蒋介石所祈望的东西。
为了执行“应急办法”第1条，汪精卫与陈独秀“协商”，结果在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无产阶级独裁制，依据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致发生。”宣言还竭力为蒋介石的反共行为辩护，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宣言还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贴示全世界，绝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决”，要求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开诚合作”，“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
汪、陈宣言的内容和作用是不好的，可是在蒋介石竭力拉拢汪精卫共同反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宣言公开重申“国共合作之旨”，宣称“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则是有一定意义的。这对陈独秀来说是有拉汪反蒋之意，而对汪精卫来说则是他不同意与蒋合作马上反共的政治表态。
所以，4月5日，国民党首领上海再次开会时，汪精卫受到吴稚晖的一顿臭骂，说汪接受了以“联共”代替“容共”的原则，等于承认了国共两党“共同治理”中国。
汪解释说：“此系误会。” 吴骂汪投降了共产党，“狗不如”，要他“滚蛋”，并讽刺说： “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
汪精卫痛哭流涕地说，他自己也是反共的，只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李宗仁当时主张把汪精卫软禁起来，不能“放虎归山”，让他去武 汉。宋子文得悉后，怕难于向武汉政府交代，于当天夜里，偷偷把汪送上“江丸号”轮。汪精卫于次日凌晨不告而别，悄然离沪赴汉。蒋介石沮丧地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与此同时，武汉政府真诚地欢迎汪回去。汪精卫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首先：汪回国之内，上海与武汉之间胜负一时难见分晓，汪不肯轻易将赌注押在蒋介石那里，他还要利用革命力量，以实现重新反共的目的，二、武汉政府群龙无首，对汪一向看重，三、汪自觉与蒋斗法已久，吃亏已多，现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四、汪精卫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不愿意撕掉“孙中山忠实信徒”“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三民主义的维护人”的面具。他要以此为政治资本，再展“宏图”，五 、汪精卫已经从国外回来，还未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对他利益的直接威胁，两共横亘在胸中的问题只是几时分开才是恰为呢？
当时中国共产党仍视他为“左派领袖”对其寄以希望。汪也清楚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他对蒋立即反共，有点难以接受，而《汪陈宣言》的发表，就是汪精卫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
1927年4月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当时参加了蒋、汪会谈的李宗仁预感到，“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
在汪离开上海的前一天，蒋介石召集了上海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在龙华开会，正式决定清党。李宗仁已经将他的军队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的“左倾”部队。蒋介石又将比较倾向工人的军队调离上海。在采取了这一系列的布置之后，上海顿时呈现密云待雨的紧张状态。
在4月2日秘密会议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上海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参加的有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查阅当时上海报载出席的还有汪精卫、甘乃光，实际此二人并未参加）。
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 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
这个咨文是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实际上，这完全 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从1926年3月2日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是一贯搬弄这一套手法来掩人耳目的。
吴稚晖的这一反共呼呈，所举共产党“罪状”主要为两点，一是说陈独秀说过：20年即可以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二是说共产党起初是利用“新军阀”现在是操纵国民党打击新军阀。于是吴稚晖认为形势十万火急，必须立即清党。
陈独秀是否讲过20年后 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无从对质，只能听任吴稚晖信口指摘。不过从陈独秀这一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主张上看，他没有这个想法。在党内讲话中陈独秀也没有如此具体地规定中国革命的进程。
最后，中央监察委员会、黄绍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 陈果夫等人又在4月9日联名发表了一通长达三千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责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不合作。
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从这个“护党救国”通电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2日起，在蒋介石、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帮会流氓以及我们这一小撮反动军阀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4月8日，蒋介石去了南京，上海的一切工作由白崇禧直接负责。4月9日，蒋在南京恢复了被第二军封闭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工会。这一行动，无疑给上海方面发出了信号。
蒋介石的代表陈群、杨虎很快在上海和杜月笙等上海帮会大亨见面，商讨对付共产党的办法。
4月11日报纸上开始对蒋介石大肆吹捧。在“全国同声拥护蒋总司令”标题下，民国日报作了如下报道：萧山第二区党部电称蒋介石“功高望重，为世界革命名将中之有数人才”。国民党第三区第四十一分部提出：“对于伟大之革命领袖，应当绝对拥护 ……如有从中捣乱，投机分子之反动派破坏国民党革命事业者，吾人当视为反革命论根本铲除之。”三区十分部宣言“蒋同志介石平日艰苦卓绝，此番北伐，厥功伟大，先总理在日爱之重之，曾有言愿折十万毛瑟枪不愿去一将同志。”
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分析形势的陡变，并多次商量对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中共中央机关就已迁往武汉，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人在武汉，陈独秀和彭述之留在上海同上海区委一些同志组成特委。
所以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有两个组织，一是特委，一是上海区委。这一时期研究形势与任务，有时是开上海区委会议，有时是开特委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参加特委开会，但上海区委会议他们也大都参加。
汪精卫到上海后听到吴稚晖等人说陈独秀言20年实行中国由中共治理，找到陈独秀，要求发表一个宣言以正视听。这个宣言一方面作用是堵住了蒋介石的嘴，瓦解了吴稚晖反共的两条主要根据。
宣言的另一方面作用是涣散了工人的斗志，连中共一些领袖人物也松了一口气。陈独秀在宣言中让步让过了头，失掉了原则。不应该笼统宣布“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不该为了批驳吴稚晖的谣言而丢掉原则。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宣言本身，而在于宣言发表以后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状态。事实上宣言发表以后，从行动上就放松了准备。
例如4月6日上海区委会议，就没有细致研究下一步应变计划，在讨论反蒋的宣传程度时对反蒋宣传仍有许多顾虑，等等。总之， 汪陈宣言在革命队伍内部没起任何积极作用。
“四一二”反共大屠杀发生后，4月16日特委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谈到汪陈宣言的消极作用及他对上海问题的看法。他说：“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示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法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者趋于和缓。尤其是汪精卫来后，他也受我们影响，态度也就和缓，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 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
在4月18日特委会上，周恩来更简洁地总结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
“四一二”反共事件发生的事实证明，中共特委采取和缓、动摇、妥协政策，但是蒋介石却决心“整个打击”革命势力。蒋介石在上海准备就绪之后，于4月9日去南京“规划北伐”。他自己悄然到南京逃避罪责。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4月12日凌晨2时半，在杜公馆的流氓打手换上工人服，戴上臂章，持枪冲上街头，分西北两路，一路向南市区三山会馆和 华商电车公司，另一路向闸北区潮州会馆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包围华商电车公司的伪装成工人的流氓约250人，到4时30分还未能攻入。
这时二十六军士兵营帮助流氓进攻，机枪步枪响成一 片。晨6时攻入。二十六军二团一营在营长杨其藻的指挥下，进攻三山会馆，6时攻下。三山会馆是南市区工人纠察队指挥部，此后被二十六军第二师政治部抢占。
闸北区湖州会馆是上海总工会会址，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所在地，是流氓武装和反动军队进攻的重点。一夜之间，反动派就把上海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蒋介石、白崇禧在缴了工人纠察队武器之后，也估计到上海工人不会罢休，于是发布“上海戒严司令部布告”。
上海工人并没有为这些布告所吓倒，以无畏的精神继续奋斗。海员工会宣布罢工，40多艘轮船的海员参加罢工，要求当局恢复纠察队武装。南市工联会命令全体罢工。
12日，在闸北区青云路广场和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分别召开工人及市民大会。沪西区12万工人也召开大会。会后游行，有的区到龙华向白崇禧请愿，白崇禧拒而不见。市学联也派代表到龙华向白崇禧致函，但白仍不接见，对所提条件，一律没有回复。集会，游行，请愿等 努力无一见效，上海总工会决定发动大罢工同反动派斗争。
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发表总同盟罢工宣言。
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全市罢工工人继续达到20余万人。学联也决定学生罢课3日，店员工会决定13日实行罢市。4月13日，全市罢工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开大会，决议总同盟罢工，要求还我武装，会后游行，在宝山路遭到二十军枪杀。当场打死三四百人以上，伤者无法计数。然后在两广、闽、浙、苏、皖等省，大量捕杀共产党人。从此开始了残酷的白色恐怖。
国民党方面资料说是死伤百余名，蒋更对杨虎、陈群说：“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这就是“四·一二”大屠杀。
14 日，武汉中央执委会向全世界发出电文，指出：“蒋介石的叛国行为，已暴露无遗，吾人要求全党同志组织联合阵线，进行对抗叛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