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帝是在广州、桂林两城相继沦陷的同时,仓皇逃出梧州再入南宁的。
他庆幸由于闻警即逃,行动迅速,不仅躲过了清兵劫难,更摆脱了陈邦傅的要挟。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控制圈——受制于孙可望,从此悲苦凄惶的岁月竟达五年之久。
1、孙可望擅杀大臣
永历五年(1651)元旦(清顺治八年二月初一日)永历帝是在南宁度过的。
这里由于离前线较远,两个月来,营报少息,他得以片刻安闲,一些逃散的旧臣,跋涉关山陆陆续续来到行在,朝廷之上、“文武两班,位列楚楚”、也算初具规模。
但与人才济济的往常相比,这种景象实在萧索,永历帝不免有些懊恼,他“以国家多难,免朝贺”。
他想卧薪尝胆,渡过艰难岁月,再重振朝纲。但形势越来越坏,二月(清闰二月),梧州、柳州又相继失陷。
而更令永历帝痛心和震惊地是,孙可望竟遣将率兵以扈驾为名入朝擅杀首辅大学士严起恒等大臣19人,这是永历帝自登极以来从未遇过的暴逆之举。
前此,他尽管不断地遭难遇险,多次遇到跋扈作恶之臣,但也多是挟他以行凶,是假借他的名义,表面上对他仍是尊重。
像如此放肆不把他放在眼里,实属罕见。
其实这也是永历朝中诸多矛盾发展的结果。
孙可望擅杀大臣是由请求封王爵一事引起的。
孙可望本名可旺,又名旺儿。
陕西米脂人,无业游民,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部将。狡黠善战。每遇敌能率所部坚立不动,号“一堵墙”。深得张献忠喜爱,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共被献忠收为义子。
他居长,被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人称为大哥。张献忠死后,四人面对清兵紧追不舍的危急形势,产生了“反正扶明,洗去贼名”的思想。
于是共同尊可望为首领,率余部从四川破涪江、遵义,进入贵州。这时正值云南发生土司沙定洲叛乱,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逃离省城至永昌,云南副使杨畏知所坚守之楚雄被围。许多县城相继沦陷。
石屏副将龙在田急向孙可望求援。孙可望等四人遂率军挺入云南,解楚雄之围,但杨畏知仍以孙可望等为贼,势不两立而与之抵抗于禄丰,兵败被执。并骂贼不止。
孙可望“素闻其名”,下马慰问说:
“公,吾乡人也,公勿疑我贼。吾今来为云南讨贼耳。诚得公共事,当相与扶王室,救危乱。可望且得归正,而公功名永不朽。”
杨畏知闻听此语吃了一惊,以为是骗人之言,孙可望诚恳地说:“不信,当折矢誓。”
杨畏知说:
“果尔,我与汝约三事:一除伪号,二守国法,三禁淫掠,从我者顺,否则逆。”
孙可望完全接受。
于是杨畏知致信沐天波,与孙可望等共入昆明,不久李定国擒获沙定洲,叛乱平息。云南便在大西军控制之下。
孙可望等大西军将领占据云南之后,与杨畏知等明朝大臣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一改过去张献忠杀戮等强硬政策,对云南进行了治理。建立健全了政权机构,置六部等官,尊孙可望为国主,并加强军队建设,整顿军纪、加强社会治安,推行善政,发展生产。并立见成效,出现社会稳定,“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景象。
2、请封王爵事件
当孙可望等率大西军挺进并治理云南之际,正是永历帝刚刚即位不久,惊惶奔窜于粤湘之间之时,频繁的战争与奔波难得宁息。孙可望虽然表示要归明、扶明,但进入云南之后,一切发展顺畅,“兴朝通宝”钱,以干支纪年,俨然一国,并不急于与永历朝联系。
但不久由于内部的发展变化,又促使他与永历朝进行联系。
原来,孙可望虽被推为大西军余部的首领,但李、刘、艾3人与其权力相等,彼此不分高下,平起平坐。当年孙为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入昆明后,各分别建王府、地位相当。孙可望虽以国主自居,但仍然难以约束3人。他念念不忘地是想法增强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地位。
后来艾能奇于贵州战死,其部将冯双礼主营事,孙可望乘机,“以术笼致之,遂兼两部,浸欲自大”。但李定国、刘文秀仍“与比肩,不听约束”。
这时他想出一条妙计,即请求永历帝封其为王,政治上占据主动,以制服二人。于是出现了遣使入朝请封王爵之事。
永历三年四月,杨畏知及原职方主事龚彝受孙可望所遣赴肇庆,请求王爵。
其书说:
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不谓李自成犯顺,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乞敕重臣会观诏土。 谨书。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这是一份“不奉朔,亦不建朔”之书。先秦王是指张献忠。
孙可望在这里明确提出要求封其为秦王。永历帝将此书付廷议。多数大臣见国势衰微,大西军势大,同意此封。
独兵部给事中金堡授引祖制无异姓封王之例,连上七疏坚决反对。
认为祖宗之制不可坏。严起恒、文安之皆同意这个主张。
这时有宗室疏劾金堡“把持误国”。于是廷议久而不决。
经过数月争论之后,杨畏知又提出:
孙可望之“意不过欲驾出两雄上耳。今既不予以王爵,则晋以上公,而爵两雄以侯,使等级有异,彼意亦惬矣”。
于是这才定议:
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李定国、刘文秀皆封为列侯,差大理寺卿赵煜为册封使,同杨畏知、龚彝共同前往昆明。
这已是八月,杨畏知离肇庆西上,经过梧州时对督师堵胤锡说出了心中的忧虑:
“朝廷无知大略者,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
并说册封使赵煜知孙可望对封公爵之事定会大怒,现不敢前往。
堵胤锡说:“苟利国家,我则专之。”
堵胤锡于是将手头皇帝赐与便宜行事的空敕,拿出一张,假称圣旨,矫诏封孙可望为平辽王,并刻印一枚。当杨畏知、赵煜到达昆明后,令他们大吃一惊地是,孙可望早已受封,当上了秦王。
3、孙可望的困惑
原来这是陈邦傅的中军胡执恭所为。
胡执恭封武康伯驻军泗洲城,接近云南,他听说朝廷为孙可望请封之事久议不决。
为讨好孙可望,便与陈邦傅合谋,“矫作册命”,册封孙可望为秦王,册文中有:
“秦王总统天下兵马钱粮,节制诸文武,以监国亲王体统行事。朕尊体如古仲父”等语,把他尊崇到永历帝之上,并迅速送至云南。
孙可望得此消息,以为是杨畏知努力的结果,十分高兴。举行了隆重的接诏仪式,“郊迎甚恭”,并布告,广为宣传,“将吏额手贺,称千岁”,大西军将领们与他分享了这份喜悦。
当杨畏知一回拿出敕书,孙可望很是惊讶,立即将胡执恭召来质问。杨畏知当即指出胡的诏书是假的,胡也理直气壮地指出杨畏知的封平辽王的诏书也是假的。
同时说出了其实的情况:永历帝封的是景国公,敕印具在。孙可望大怒,将册封使辞回。
另遣官赴肇庆请旨说:
“臣于某日接敕,封臣秦王,于某日接敕,封臣平辽王。臣莫知所从,准陛下裁赐。”
只字不谈原敕所封及矫诏之事,意在必得秦王之封。
朝廷针对孙可望的请旨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大学士严起恒坚持祖宗之制不可改。
朝臣因此“执议如初”。“且以不臣其人,则不受其贡”,将孙可望献上的白金玉带等物,如数退回。
这时正值高必正奉召入卫,他听说此事便召孙可望之使者说:
“本朝无异姓封王例。我破京师,逼死先帝,蒙恩有敕 ,亦止公爵。尔张氏窃据一隅,封上公足矣,安冀王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欺朝廷孱弱,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
同时又修书于孙可望,“词严义正”,使者“唯唯退”。这样封孙可望之事又搁置起来。
时为永历四年(1650)夏。
当然,孙可望绝不甘心,他照旧自称秦王如故,“改诸军悉日行营,设护卫日驾前官。自称曰孤、曰不谷。文书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书曰启”。
4、冀王还是秦王?
这时,形势变化对永历朝已越来越不利,清兵已开始分兵两路从江西向广东,从湖南向广西展开攻势。
这年冬,永历帝又一次面临危急,从肇庆仓皇奔逃至南宁,疆土日蹙,兵力单弱,国困民穷、情况已意加窘迫。
与此成鲜明对照地是孙可望的大西军却呈现大发展的势头。从这年九月孙可望袭贵州,执总兵皮熊起,开始分兵多路进占贵州,同时又向四川发展势力。
这样云贵两省及川南一带,均在孙可望有效控制之下。出现国富民殷、兵强马壮,雄视西南的局面。当此之时,孙可望实现实封秦王之事,已易如探囊取物。但这次首先采取行动的不是孙可望而是永历帝。
永历五年(1651)春,永历帝又痛感危难临头,因自去冬以来,广州、桂林、梧州、柳州相继失守,“南宁且危,西窜无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生存计,只得求助于孙可望,随之想起其请封王爵之事。
他让朝臣就此议定出一个方案。当时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对其请封秦王应不应该批准。
朝议认为“秦王乃亲藩上十王之首。轻犯宗牒,有违祖训”。
所以仍然不能接受这个请求,但因“国家多事,须恃滇黔为援”,又不能不封其为王,因而决定将其要求的王爵改换一字,封为冀王,永历帝批准了这一修改方案。
并立即派册封使前往云南。但连遣三使,均去而不返。
原来孙可望正坚持称秦王,对封冀王之诏拒不接受,对前来的册封使或杀或扣而不遣,以不使外人获悉真情。
这时,杨畏知进劝孙可望说:“秦、冀一也,顾假何如真?”
请其接受冀王之封,孙可望坚持不允。而与此同时,孙可望也听说滇中臣民“皆知秦王之封为伪,多有窃议者”,而“亦以为耻”。
因而又乘此机会再遣人入朝,“必欲实求秦王之封,请即用原宝,但求上加敕书一道”。
仍是原来的要求,并未再提新的条件。但严起恒、吴贞航及兵部尚书杨鼎和等仍持原议。
吴贞筑说,秦王不可封,“若竟封秦王,是陈邦傅、胡执恭为天子矣”。
但他们意想不到地是就在此时,孙可望所派遣的部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率兵5000以入卫为名已闻入南宁。
贺等直入严起恒所居之船,厉声逼问滇封是秦、非秦?
严起恒毫不畏惧地回答道:
“君远来迎驾,其功大矣,朝廷且有特恩。若专问此,是挟封也,毋乃不臣乎?”
贺九仪大怒,格杀之,投尸江中。曾经阻封的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及尚书杨鼎和等19人同时被杀。
贺九仪面对吓得魂不附体的众大臣说:
“前日国主请封,此数人实阻之,故奉令来杀之耳。”
永历朝廷之上竟行起孙可望之令,朝廷之尊严至此扫地以尽。永历帝对此更是无可奈何,他听说自己的首辅大臣被杀,伤心“痛哭”起来,“出金募泅人,得起恒尸,裹以御衾,买棺葬于南宁江岸”。
这是面对暴逆他所能做的唯一事情。被通得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永历朝廷,在刀枪的监视下,终于封孙可望为秦王。
5、杨畏知之死
杨畏知这时也来到南宁奏事,听说贺九仪擅杀大臣,目无皇上之事,悲愤已极。“痛哭自劾。”
永历帝深为他忠贞之心所感动。特下旨留他于朝,拜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杨畏知“三疏乞收回成命,不许”。
他入阁之后,竭诚效命,以报答永历帝的知迢之恩。但却引起了孙可望的恼怒,遣使立召他回昆明。永历帝竟不敢阻止。
杨畏知说:
“臣闻猛兽当人则止,若得臣而止其逆,臣焉避之。”
永历帝痛心地与他挥泪而别,并亲赐他一枚金章、上镌“忠贞直谅”四字。杨畏知别前又对永历帝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愿陛下清天地,正位二京,臣即瞑目。”
杨畏知回到贵阳后。
孙可望向他怒斥道:“遣尔至粤、所行何事?且做尔内阁耶?” 杨畏知说:“此由圣恩,畏知三疏力辞,不蒙俞允,业已报闻久矣。” 孙可望说:“既便如此,你也应该潜回本国,做什么他的内阁?” 杨畏知一听便愤然回答说:“殿下已归正,遣畏知请驾。畏知在朝,欲为殿下行尊周盛事,假令畏知不可为内阁,殿下何以独为秦王乎!”
孙可望大怒,便要将他治罪,杨畏知更是怒不可遏。
斥责孙可望道:
“朝廷何负汝,而擅杀大臣?我固自误,贼岂可与为善,徒负不义名于天下,死不偿辱。”
说罢便摘下头上之帻击孙可望。遂遇害。
永历帝的大臣接连被孙可望肆无忌惮地杀掉,他既不能制止,连谴责之词也不敢发出。尽管这时孙可望并未在他的身边。
就在永历帝将帝王之尊严丧失殆尽的窘迫日子里,永历五年(1651年)四月,他的嫡母慈宁太后王氏怀着深深的遗憾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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