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人“逆城市化”的脚步, 可能改变中国乡村的未来?｜文化纵横

✪ 徐进、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导读】近年来，对现代城市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思不断涌现，“回归田园”成为许多人的心灵追求。与此同时，乡村也需要现代化发展，才能让农村社会共享发展红利。本文分析了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乡村CEO”模式，为这一模式的发展提供建议。

作者指出：乡村CEO的发展模式，打破乡村原本的“本地能人承包”或“外来公司运营”的二元模式，真正让村民成为乡村资产的受益者，把发展收益留在了村里。而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良好的乡村环境和不错的薪酬，也具有一定“优势”。但不可否认，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年轻的乡村CEO们不熟悉乡村熟人社会，工作展开并不容易；在基层缺人的情况下，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村干部的助理，事实上承担了很多乡村管理工作；由于乡村还无法获得充分的教育、医疗资源，乡村CEO们大多数无法长期留任，最终许多人选择离开，等等。

文章认为、客观问题不可忽视，但也要注意到：乡村的现代化需要持续投入，乡村CEO模式确实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为乡村现代化进程和缓解城乡结构性张力起到积极作用。而乡村CEO们在乡村经营管理获得经验，他们加入城乡人才和资源流动之中，这也是城乡一体化概念的应有之义。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增刊，原题为《乡村CEO：一个制造现代的浪漫实践》，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乡村CEO：

一个制造现代的浪漫实践

在近年来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中，有一个时髦的名词“乡村CEO”开始引起政策界、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生当上乡村CEO” “又土又潮的乡村CEO”“乡村CEO计划”等字眼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上。“CEO”，这个“洋气”的、专属于城市的现代概念被移植到传统“落后”的乡村，似乎这样乡村就不再落后。各地招聘乡村CEO的广告明言“高薪，五险一金”，杭州、温州等地更是给乡村CEO开出20万左右的底薪。

被称为乡村CEO的农村/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在近年来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各地探索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具体路径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新词。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发布了包括“农业经理人”在内的13个新职业以来，浙江、广东、云南等地逐渐开始了招聘、培养乡村CEO这一职业化群体的新实践。由于实践只有几年的时间，还未能产生足够多的成功案例。虽然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通过乡村CEO弥补乡村在现代产业经营方面的短板，倡导这一实践的学者也试图将这一浪漫的实践视为在乡村链接传统和现代的“创新”，但对此新生事物也不乏冷静的批评之声。在一则中国农大-腾讯乡村CEO计划相关活动报道的留言中，有人写道，“违背市场规律的主观引导人才流动往往都难长久，现代经济模式下，农村留不住优秀人才，完成工业化的乡村已经不叫乡村，没多少农民需要扶持”。

笔者所在团队在云南各地推动的培育乡村CEO的实践中，的确出现了这位评论者所说的“难长久”的现象。曾经被媒体作为乡村CEO样板的某村乡村CEO近期已经申请辞职；一直跟踪报道笔者团队的媒体记者也禁不住提出了乡村CEO职业前景如何的问题。当在田园般乡村创业的浪漫想象开始遭遇城乡差别的客观现实的挑战时，乡村CEO似乎不过是对一些不了解中国乡村的学者的天真臆想的炒作。因此，在思考乡村CEO实践的未来之前，有必要先梳理它产生背后的新语境、它的逻辑起点和生发路径，分析它的政治经济寓意及其遭遇的困境和相应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乡村CEO实践的新语境

经典的现代化过程遵循着乡村消失、乡村经济和社会不断被压缩的规律，与此相伴生的是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出。西欧的原发现代化国家大多是在城市化完成以后才出现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中人口向乡村的回流，但回到的已不再是曾经的乡村，而更多是城市化了的乡村，或再乡村化了的城市。这一经典的经济社会转型路径表明，城市化和工业化一方面会导致乡村的衰落，另一方面也会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稀缺性和相对价值的不断提升，这也正是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语境下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所在。

今天中国的城乡转型发生在不同于原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语境下。乡村人口基数大的现实和转型的长期性，使得中国不能完全依靠转型动力来化解乡村衰落的问题。此外，“农本”文化传统等条件又促使中国在继续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步思考如何应对乡村衰落的问题。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正是中国一边推动转型一边解决乡村问题的具体实践，城乡融合发展则是这一策略的战略呈现形态。

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将会改变经典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先通过城市化发展城市、再通过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路径，为创造现代的新农村提供政治经济资源供给。在此语境下，乡村将有可能被赋能，并逐步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社会经济新空间。这是中国避免乡村消失的新的前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打造未来乡村的实践中，发挥乡村新的经济功能既不能完全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不能让城市人口到乡村取代乡村人口，而应该在赋能小农的同时，引入乡村缺失的现代组织和管理资源，逐渐建立起能在乡村扎根的现代组织和管理机制，进而推动乡村现代产业的经营以及与现代市场的对接。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新语境对转型的具体要求：乡村转型必须以农民为中心，而非排除农民的参与，更不能将农民的主体利益边缘化。乡村CEO的实践恰恰诞生在这一特殊的语境下。不同于具有资金和管理优势的市场主体所雇用的职业经理人，乡村CEO的本质内涵是，由处于弱势的农民建立起代表自己的市场主体（可以是合作社等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也可以是农民股份公司、农民个体户企业等），吸纳掌握现代管理技能的人力资源为农民和乡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CEO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来自相对发达地区的政府以及一批实践型学者的浪漫想象，而应该被视为中国城乡关系发展中的新叙事。

▍乡村CEO实践的逻辑起点

乡村CEO应该说是中国城乡关系进入重视乡村时代后，试图填补乡村现代知识和管理“洼地”的一个实践探索。2017年，笔者团队在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与村里的年轻人讨论未来谁来管理村里的新产业时曾提出“乡村CEO”的说法：城里公司的总经理都叫CEO，为何村里合作社的经理不能叫CEO？把乡村经营活动的管理者称为CEO，可以改变人们对村庄“落后”的刻板印象。

河边村是云南勐腊县的一个瑶族村寨，笔者团队自2015年起一直在此驻村扶贫，展开乡村建设，推动了所谓的“河边村实验”。团队借助热带雨林和瑶族民族文化的条件，利用脱贫攻坚的资源，支持村庄打造了以“瑶族妈妈的客房”为名片的集休闲、小型会议和研学等为一体的新产业。当越来越多的外来客人进入村庄，河边村开始面临谁来帮助农民管理和经营围绕客房的一系列新业态的问题。客人入住要录入个人信息，开具发票，还需要维护和更新各类设备和耗材，组织民族文化活动，更重要的工作还有与外部市场的对接。这些事靠村干部显然不现实，一是他们不太会干这些事，二是村里本身事务繁多，加上个人家里还要干农活，很难再抽出时间做新业态的经营管理。一些外来的公司到村里考察一眼就看到了商机，表示可以承包经营。但我们很快发现，承包经营至少要切走50%的营业收入。

“河边村实验”的首要目标是打造一个可以大幅度提升农民收入的新产业，帮助农民越过“收入性贫困陷阱”的“关键性门槛”。河边村村民过去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如甘蔗种植等）无法带来足够高的收入，以帮助他们应对日益增长且呈现刚性的日常消费，政府的转移支付也不足以弥补支出缺口，这就导致村民陷入“收入性贫困陷阱”。将建成的“瑶族妈妈的客房”的新产业承包给外来的市场主体，则意味着新产业收益的大幅流出，就会出现扶贫以后农户的增收仍然不足以帮助他们越过走出贫困陷阱的收入门槛的问题。这就迫使我们考虑如何在解决村里管理技能不足问题的同时，不会造成村民和村庄收益流失的方案。

这既是河边村面临的特殊问题，也是经营乡村的普遍性问题。在很多相对发达的地区，村民的收入已经不再依靠乡村内部的资源，如土地、房屋等。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些闲置的资产出租经营，不会和农民争夺利益，反倒可以盘活资产，给农民增加收入。但是，河边村农户的生计仍然很大程度上依靠村庄内部的资源。因此，河边村的经营必须建立利益主要留在乡村的机制。这样的机制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农民要有自己的市场主体，如很多乡村的合作社或者村集体和农民入股的各种公司；二是要有为这些农民的市场主体服务的职业经理人，即乡村CEO。因为即使有了合作社，由于农民自己不会经营，很多合作社还得找一个外部公司做替代经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采用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机制来经营产业。为了确保村民的利益，河边村成立了“雨林瑶家”合作社，但问题是乡村CEO不好找。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支付固定的工资，也很难找到愿意在边远山区长期工作的经营人才。所以，我们只能寄望于培养有一定文化的、在外打过工回到村庄的年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团队的老师是河边村事实上的乡村CEO，因为一开始村里承担CEO工作的年轻人很难胜任对接市场的工作。河边村的CEO团队在几年实践中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解体和重组后逐步开始发挥作用。从2017年开始试运行到现在，河边村累计产生了超过300万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全部留在了乡村，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河边村的经验是笔者团队推动乡村CEO工作的逻辑起点。这一经验显示，分散的小农户即使拥有在市场上能够产生收益的资产，但由于缺乏属于自己的市场主体，这些资产很难进入市场为他们带来实际收益；即使小农户有了自己的市场主体，由于缺乏现代管理技能，需要替代经营，其进入市场所产生的收益也极易流失。市场机制天然地存在着不利于穷人的缺陷。相对于城市现代部门而言，乡村是现代信息、管理、知识、组织资源的“洼地”，这也是经典现代化过程难以避免的结果。从理论上讲，要确保乡村资产产生的收益主要留在乡村，就需要填平洼地，把农民培养成“现代人”，但从原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看，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欧洲国家一直都有国家支持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在过去十多年中，德国取消了大学的农业推广学教授，荷兰也取消了国家农业推广体系。这意味着农民基本上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化，但这一现代化过程非常漫长，经历了上百年。即便如此，在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日益企业化甚至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经济效益好的家庭农业企业都会雇用职业经理人。对于中国而言，乡村缺乏现代性要素，农民远远不能有效地进入市场。补上农民现代知识和管理的短板，一方面需要逐步推动农民成为“现代人”，另一方面更需要为农民提供一个额外的现代知识和管理的资源，乡村CEO正是这一资源的载体。

基于河边村的实践经验，从2019年开始，笔者团队在云南昆明选择了六个村展开“昆明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这一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盘活闲置的乡村资产，打造能够产生收入的各种乡村新业态，如咖啡店、亲子教育农园、餐厅和民宿等。与此同时，在每个村组建以农民为中心的市场主体，如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由村民选出理事会和理事长，并招聘乡村CEO来经营乡村新业态。为了避免在村内招聘的局限性，实验采取了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乡村CEO的做法。从2022年起，笔者团队继续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云南昭通的三个村和曲靖的六个村，并继而推广到重庆、广西、四川等地。

河边村和云南其他地方的实践表明，乡村CEO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与在城市企业不同的是，乡村经营既需要面对国家的战略政策，也需要面对复杂的乡村社会，还需要直面在乡村连接城市的市场需求和供应链的诸多挑战。这给乡村CEO们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即便是大学毕业生都很难胜任。随着乡村建设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庄都开始面临经营问题，乡村CEO的系统化供给需求日益迫切。云南某地在全省范围招聘乡村CEO，报名上百人，但符合要求者寥寥无几。实际上，如何经营乡村的知识和技能并非缺乏，但呈现碎片化的状态，没有专门的教育培训机构对其进行整合和开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与腾讯为村实验室共同于2021年底发起了乡村CEO培养计划。希望在三年时间里，以每年集中培训50~100名乡村CEO骨干为基础，开发出一套乡村CEO的培养体系。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围绕着知识、技能和能力三大内容，包括讲授、实践、陪伴式在岗指导与深造引导的全过程培养体系基本形成。这一高校提供思想和智力资源，企业开展思想识别并提供社会实践资源的模式，或可被视为乡村CEO实践中的一类重要创新。

▍乡村CEO田园般职业喜悦的寓意

浙江杭州余杭区永安村的乡村CEO刘松说，以前村里人是开车进城上班，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是开车进村上班。村里有明亮的办公室，有咖啡店，有乡村特色的餐厅，载着客人游园的小火车穿行在智慧水稻田之间。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要比挤在城里写字楼的小格子间里舒服多了。云南彝良大苗寨招聘乡村CEO时，通过初试的几个年轻人说，之所以愿意来就是看到了大苗寨的照片和央视的节目。他们发现村里的咖啡店和公共卫生间都像博物馆，办公室和会议室都比原先他们在县城的工作单位要好。

大苗寨的乡村CEO团队有明确的分工，包括财务主管、客房主管、餐饮主管等。每天早上所有成员都准时在云中咖啡店门口集体早练，他们排成一队，用普通话反复练习“欢迎到云中苗寨”；然后，乡村CEO柏令安排一天的工作。此外，团队也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奖励政策。一位游客看到乡村CEO团队早练时说，这里不像农村，像公司。

经营乡村正在成为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乡村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实践创新。浙江杭州的永安村和云南彝良的大苗寨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村庄。永安村是发达地区的村庄。村民都有自己的产业，乡村的资源闲置。村里成立了强村公司，村支书说村干部一不会经营，二没有时间，专业的事要找专业的人做。他们高薪招聘了刘松，其团队仅用两年时间就把强村公司的年营收做到了500万。大苗寨曾经是乌蒙山区的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了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政府投入资金建设了村庄，开发了各种休闲旅游业态。与永安村一样，村里人不会经营这些新业态，干部虽然可以带着村民干，但干部不能永远待在村里，所以只能招聘职业经理人。在柏令的带领下，大苗寨一年营收200多万。

经营乡村本身并不难，很多地方的乡村产业做得很好。成功的经营大多是两种类型。一是村里的“能人”承包村里或农户的闲置资产搞经营，实际上就是个体企业。这种类型的经营产权和激励明晰，利益分配机制到位，所以经营效果好。但问题是，不是所有村庄都有这样的能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集体或农户资产可获得一定租金以外，村集体和能人大户以外的农户收益有限。二是外来的市场主体采用公司＋农户或公司＋集体的形式。很多地方的乡村都采用这种方式，效益也很好，但常常会演化为“公司拿大头，集体拿小头，农民拿零头”的模式。永安村和大苗寨的乡村经营不同于这两种模式。首先，永安村和大苗寨的公司既不是村里的个体，也不是外来的市场主体，而是属于全体村民组成的集体；其次，最大的差别在于，除去管理人员费、资产租用费等成本以后，经营乡村的利润全部留在了村里。

要想把经营乡村的好处主要留在乡村，关键是要补上乡村面向市场的短板。这显然不能依靠引入外来企业承包，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利润无法留在乡村。经营乡村不仅仅是追求效益的经济问题，其背后是如何在第一次分配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问题。乡村CEO则是这个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能动者。乡村CEO不仅推动乡村经营问题的解决，还补上了农民的管理短板，让经营乡村资源收益真正留在了乡村。当我们习惯了结构主义的视角，总是从城乡二元划分的角度看待乡村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认为乡村CEO与把乡村建设成新的经济空间只不过是一些浪漫的臆想。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应对挑战的方略。看似简单的乡村CEO职业的出现，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寓意。

▍乡村CEO的实践困境

大苗寨初期聘任的三位乡村CEO，有两位早已离职。在现实中，无论乡村多么田园风光、诗情画意，乡村依然还是乡村。不久前在一个中美农业发展对话会上，笔者就美国农民收入、乡村的吸引力，问美国艾奥瓦州一位曾当过副州长的农场主。她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美国乡村的医疗和互联网服务都很差”。笔者团队曾去日本的乡村考察，其间留宿一个建设得很好的山村，民宿的经营者是一位得到日本农林省乡村振兴计划支持的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村里的人很少，来住宿的人也不多。这一景观与东京的繁华反差巨大。

毫无疑问，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乡村的相对价值凸显，这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一新格局的确正在推动乡村成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新空间。迅速兴起的乡村旅游，各种各样的一村一品产业，“新乡贤”“新村民”等，都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比较而言，曾经处于同一城乡发展水平的原发工业化国家并未出现类似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当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和美乡村，看到像大苗寨的柏令那样的年轻人在乡村服务的时候，我们同样也面对着很多像云南昆明麦地冲村那样曾经被广泛宣传，但已经解散的乡村CEO团队。与依靠政治动员和行政手段带动年轻人回流乡村不同，乡村CEO希望依靠市场机制。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实践的确具有生命力。但是，田园般的乡村加上可观的薪资待遇等，只是吸引人才的必要条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几年来，全国各地乡村CEO实践所遭遇的尴尬，显示出这一实践的客观困境。

杭州余杭区永安村以及浙江其他地方乡村CEO的实践无疑是成功的。田园般的乡村环境、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办公条件和吸引人的高薪，是刘松等人努力工作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获得乡村工作的综合性收益的同时，仍然可以享受城市生活、子女教育以及相应的城市社会福利，则是这些乡村CEO热心乡村工作的充分条件。余杭区另一个乡村CEO说，开车只要不到一个小时进村上班，比在城里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的通勤还方便。但问他是否愿意把家都搬过来，他也直言如果住在乡村，孩子上学的问题不好解决。乡村的基础设施建好了，也有比城里更好的咖啡店、餐厅、办公室，但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别依然是一道难以迅速跨越的鸿沟。今天，随着中国乡村的人口越来越少，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很难再优先分配到乡村。虽然有了电商，在乡村购物方便了很多，但丰富的现代社交娱乐恰恰是城市虹吸效应的社会机制。年轻人是趋现代性的，乡村晚间的寂寞与城市通宵喧哗的反差，常常会让年轻人在乡村田园美景之前也不得不止步。

如果说永安村的刘松觉得他的工作更像公司CEO的话，那么昆明晋宁福安村的乡村CEO慧敏则更像村干部的助理。发达地区的乡村，人虽然住在乡村，但是已经“退出”了乡村。永安村的强村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和城市里的公司一样，乡村CEO主要是对公司的董事长（村书记）负责，刘松甚至和村民并不熟悉。这样的CEO工作在一个“契约社会”里。而在相对不发达地区工作的乡村CEO，如福安村的慧敏和麦地冲的潘云瑞，表面上看是职业经理人，工作内容是乡村新业态的经营管理，但实际上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乡村社会。慧敏是外面招聘来的大学生，非常能干。村里本来治理资源和能力就不足，慧敏一进村就承担了村委会大量的行政工作，如写报告、搞接待等。昆明宜良麦地冲的村书记算是个能人，但搞新业态需要新鲜血液，村里新业态的打理只能靠几个有过在外打工经历的乡村CEO。村书记也是村里的长辈，对CEO团队年轻人的工作经常毫无保留地训斥，年轻人表面上服从，背后却都在“吐槽”。从文本上看，CEO是按照业绩核定的契约员工，但在实际操作上，他们更像是被父辈管教的孩子。这些年轻人一遇到动员农民打扫卫生等集体活动，还会遭遇村里其他长辈的各种抵制。身在乡村社会熟人网络中的乡村CEO遭遇关系和契约的张力，导致他们一个一个接连离职，一个网红打卡的明星村一度陷入了无人运营的尴尬境地。如果说村里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作为职业经理人遭遇的困境，与乡村社会熟人关系的特点有关的话，那么外来的乡村CEO遭遇的难题，却往往与难以融入乡村社会有关。大苗寨的村民一开始不接受柏令，说他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也不是苗族人，我们干吗要听他的。

在大多数不发达的乡村，乡村CEO的工作既是在经营一个乡村的企业，也是在做乡村工作。这对于多数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而言难度很大。首先，虽然乡村建起了新的业态，但村里没有相应的产业供应链，出现问题无法像城市那样快速处理，快递也不能到村。其次，乡村打造的各种业态多为农户的闲置资产，与发达地区不同，像大苗寨这样的贫困乡村仍然依赖这些资产为他们带来收入，一看到很多人来消费，很容易对商定好的收益分配比例出尔反尔甚至坐地起价。虽然很多乡村CEO都出身农村，但他们从小在外上学，对乡村社会并不了解，很难面对这一复杂的格局。最后，在几乎所有的村庄，乡村经营和乡村工作都是无法分割的。统计数据、村民教育、人居环境卫生、低保救助等各个部门名目繁多的工作，都会落到乡村，在乡村行政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很多大学生乡村CEO实际上成了村干部的助手。柏令白天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为外来的政府考察团讲解，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和团队开始讨论经营工作。

▍讨论

福安村的慧敏在村里工作已经两年多了，老支书离不开她，她的团队策划的节日经济日收益达到近20万。陆良荷花里的杨雪娇开了一家咖啡店，同时担任村里的CEO，她说这里的工作太有意思了。这些CEO同样遭遇过上述挑战和困境，但是乡村把她们粘住了。与此同时，昆明雁塔村的CEO辞职了，也还会有其他的乡村CEO离职。实际上，创造人才的双向流动，恰恰是城乡互动发展的良性循环。职业经理人是流动的知识和现代管理的载体，乡村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一流动的动态中逐渐得以呈现。我们需要在田园美景的职业诱惑与经营乡村的实践困境的双重语境下，将最近几年开始流行的乡村CEO实践带到中国式现代化复杂而艰难的历程中加以检验与升华。

一方面，乡村CEO的实践寓意着中国城乡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实现现代化，必然有很多不同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模式。通过社会创新将现代的知识和管理带入乡村，在农民在场的条件下建设新乡村，培养新农民，打造乡村新经济，乡村CEO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催化剂。随着更多和美乡村的出现，经营乡村的需求越发迫切，对经营乡村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这也为针对乡村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乡村CEO的实践意义远远超过了经营乡村产业本身，它是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乡村CEO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青年人的个人工作选择问题。很多留在乡村的CEO通过能动地逐步适应乡村社会，融入乡村社会，粘在了乡村。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既是现代化进程的普遍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问题。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将会长期存在。这一张力一方面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缓解，另一方面也会在新的时代伴随着创新而发生路径转换。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CEO可以被视为一个制造现代的社会创新实践。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增刊，原题为《乡村CEO：一个制造现代的浪漫实践》。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