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带领部队突围时，不幸受伤被俘。为了挫伤刘伯坚的锐气，敌人让他戴着沉重的镣铐在大余县青菜街游街示众，企图以此来瓦解他的斗志，刘伯坚却气宇轩昂，高声朗读着那首荡气回肠的正气歌《带镣行》。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刘伯坚：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作 者：陈春美 马晓敏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保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也牺牲了一大批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刘伯坚，就是牺牲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党的早期组织发起人

刘伯坚，1895年1月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今平昌县）。他自幼聪颖，才华出众，志存高远。面对豺狼当道、列强入侵的残酷现实，1920年6月，他远渡重洋，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至1920年年底，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600名，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等一批中国革命的先驱。刘伯坚与他们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沙洛瓦、苏联莫斯科等城市一起学习、生活、战斗，发起和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刘伯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中共旅比（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

1923年11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

1928年春，刘伯坚再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旅欧期间，刘伯坚介绍聂荣臻、蔡畅加入旅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团员30余人，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坚强的革命活动家。他与旅欧支部成员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还组织了“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等。理论学习与实践斗争使刘伯坚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不属于人民，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积极投身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迅速地锻炼成为党的优秀组织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

红军学校的创始人

1930年，刘伯坚来到中央苏区工作。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刘伯坚建议办一个“红军随营学校”（也叫“马背上的红军学校”）来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素质。他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对刘伯坚说：“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就办一个‘红埔’，把红军学校办成培养我党军事政治人才的基地！”

1931年11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瑞金建校，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政治干部学校。

刘伯坚说，“一个红军指挥员，既要懂军事会打仗，还要学政治，学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

他负责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后，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为学员量身设计课程、安排师资。课程结构包括五分之三的军事课和五分之二的政治课；课程内容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锻炼；师资既有专职军政“教授”，也有兼职“教授”。红军学校不打仗时就学习，战时就到前线指挥打仗，战前做宣传鼓动工作。

刘伯坚是红军学校的组织者、教育者和领导者。他为此更忙碌了，不仅和战士们一道参加艰苦的行军、转移、反“围剿”战斗，一有空隙还学习和备课，到红军学校去上课，与学员交流谈心。在他的努力下，红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军事政治干部，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人民军队的军事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红五军团的奠基人

为了争取爱国将领冯玉祥共同北伐，1926年，刘伯坚应邀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政治部副部长。在刘伯坚的帮助下，冯玉祥重振军威，士气高涨，为后来东出潼关、会师郑州，争取北伐胜利积蓄了力量。

是什么让一败涂地的西北军起死回生？

就是刘伯坚的政治工作。刘伯坚经常给士兵讲“新三民主义”“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等。他的讲话受到士兵们的热烈欢迎，甚至在军中流传着“听刘主任一席讲，当关两月薪饷”的口头禅。在他的影响下，刘振亚、袁血卒、王超等同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坚也给董振堂等官兵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为后来的宁都起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1年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西北军的一部分）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让全体官兵义愤填膺。“联合红军，北上抗日”成为爱国官兵共同的呼声。于是，刘伯坚就成为第二十六路军的“救星”。正如季振同所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于是，董振堂等派人探听、寻找刘伯坚。

在中革军委领导下，在刘伯坚等人的周密组织、策划下，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毅然加入红军。“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的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使当时的中央红军兵力由3万余人猛增到5万余人，壮大了革命力量。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简称“红五军团”），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如何把这支起义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红色劲旅？这个重担又落到了刘伯坚身上。

1933年，刘伯坚（左四）与红一方面军部分领导人

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要求，刘伯坚等在红五军团建立起党的组织，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对部队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多方面的政治工作，红五军团很快成长为中央红军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红色铁流。在攻打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中，红五军团与敌人展开肉搏，让敌人闻风丧胆。

1934年10月，刘伯坚站在于都河畔送别远征的战友，并鼓励他们要勇敢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粤军团长劝降他，但他从未动摇过。

这个粤军团长后来对人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敌人让他戴着沉重的镣铐在大余县青菜街游街示众，企图以此来瓦解他的斗志，刘伯坚却气宇轩昂，高声朗读着那首荡气回肠的正气歌《带镣行》。

在狱中最后的日子里，他给妻嫂凤笙等留下“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绝命书。

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

刘伯坚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极其光荣而壮丽。他的杰出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他的不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