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江南寻访“周处除三害”的历史遗存

近日，电影《周处除三害》在影院热映，其片名及背后的历史故事也引发了观众的探究兴趣。电影讲述了通缉犯陈桂林决定在自首之前，除掉排名在自己之前两名逃犯的故事，其行为是受了古代传说故事“周处除三害”的启发。

周处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周处，字子隐，吴郡阳羡（今江苏省宜兴市）人，生于三国东吴年间。据《世说新语》及《晋书·周处传》载，周处少孤，在乡里横行霸道。当时当地有山中猛虎、河中恶蛟为害百姓，故人们将周处与二兽并称“三害”（一作“三横”）。乡民为使“三害”自相残害，怂恿周处去杀蛟和虎。周处用了三天三夜，以勇力杀了虎与蛟，返回家乡，却见乡人误以为他也死了，正在庆贺。周处这才意识到自己名声之差，于是决定痛改前非，前往吴郡拜会名士陆机、陆云，最终成为一名忠义之士。

“周处除三害”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其作为中国古代“浪子回头”的经典故事在后世广为传播。事实上，周处本人在吴末晋初的历史中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吴任东观左丞、无难督，入晋后为御史中丞，弹劾贵戚，为权贵所忌，在平定关中氐羌齐万年叛乱中孤军奋战，战死沙场。临终前，他还留下了一首慷慨悲壮的绝笔诗以抒心志：“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终。”晋朝追赠其为平西将军，谥号为孝。

南京市秦淮区老门东文化街区东侧存有周处读书台。成长/摄

在周处出生及早年活跃的江南一带，尚存有不少与周处及其家族相关的历史遗存。江苏省南京市在东吴时是国都建业，也是周处最早仕宦的地方。今南京市秦淮区老门东文化街区东侧存有周处读书台，是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处为一略高出四周平地的高阜，形似土台，相传为周处早年刻苦读书的地方，但实际上，这里是周处担任吴东观左丞的堂宅。历经岁月沧桑，如今此处仅存镌有“周处读书台”的石门楼一座，和已改为民居的房屋十数间。目前，该地正在进行更新改造，计划建设成历史人文空间的公共休闲场所。

江苏省宜兴市是周处的家乡，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历也与周处家族有关。西晋末年，周处之子周玘三兴义军，平定叛乱。朝廷置义兴郡，辖阳羡、国山、临津、义乡四县，以为嘉奖。宋时，义兴避太宗赵光义讳，更名为宜兴，沿用至今。周处家族“义兴周氏”在东晋初年是江东世家门阀中的佼佼者，与吴兴沈氏并称，时谚云：“江东之豪，莫强周沈”。

今宜兴市内有一条蛟桥河，又称长桥河，它西至团氿，东至洑溪河，被宜兴市民称为“母亲河”，蛟桥河步行街也是宜兴繁华的商业街区。此河名称正是由传说中周处少年时斩水中恶蛟之处——蛟桥而来。据载，蛟桥为东汉年间袁玘任阳羡长时建造，原桥早已不存，后人于蛟桥河与团氿交接处复建了一座单孔拱桥，以兹纪念。宜兴城南龙背山有“老虎墩”，此地据传为周处所杀南山猛虎的巢穴，后人在此地修建了一座射虎亭。

1952年12月，江苏宜兴精一中学师生在挑土平整操场上的一处小土丘时，发现了一处砖室墓群。1953年春，华东文物工作队派员对发现的两座墓葬作了发掘，此后又发掘了4座。这6座墓南北排成一列，其中一号墓发现有刻字的青砖，上书“元康七年九月廿日阳羡所作周前将军砖”。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与文献所载的周处阵亡年代相合，故可认定此为周处墓。这一墓群应为周处家族墓葬，墓主还包括周处之父周鲂、周处之子周玘等，这也符合当时世家大族聚族而葬的习惯。

周处家族墓的发掘还引发了我国考古学界长久以来一个争议话题。1955年，负责周处家族墓清理发掘的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在整理出土文物时，将该墓出土的一件金属残片交南京大学化学系做成分分析，得知内层为含铝约85%的铝铜合金。此发现经由考古报告发布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轰动。

因为铝是一种极难冶炼的金属，需要2000摄氏度的高温，西方最晚在1825年才从氯化铝中提炼出几毫克不纯的铝，而如今普遍使用的电解铝的方法则要到1886年才实验成功。而中国在3世纪的西晋就冶炼出了纯度较高的铝合金，这的确是一则不可思议的新闻。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对此表示质疑，他将周处家族墓中发现的16件带饰标本提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进行重新鉴定，结果表明这16件较完整的带饰都是银的，另有小块残片中有银也有铝。夏鼐认为该墓中出土的小块铝片“是有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决不能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此后，多数学者倾向于夏鼐的看法。

但罗宗真仍坚持铝片为晋代遗物，强调“出土地层并未扰乱，铝质残片并非混入物，而是有确切出土依据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则提出了新的思路，他认为经近年来研究发现，自然界存在天然铝，周处墓出土的铝质残片也可能与天然铝有某种关联。至今，周处墓出土铝质残片仍是考古界的一桩悬案。

距离周处家族墓（周墓墩）不远即是周王庙，是为纪念周处所建的祠庙。该庙始建于西晋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原名周孝侯祠，宋绍兴年间赠庙额曰“英烈”，加封“武惠正应王”，称周王庙，历代均有修建。现存建筑为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重建，大殿内存有唐、宋、元、明、清历代碑刻18方，均系历代维修周王庙的碑记。其中以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所刻《平西将军周府君碑》最为珍贵，题刻称碑文最初由西晋文学家陆机撰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书写。但此说与碑文多有抵牾，如文中提到了“建武元年”和“太兴二年”的事情，而当时陆机已遇害多年。

位于宜兴市张渚镇国山上的东吴名碑《禅国山碑》也与周处有关。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元），阳羡发生地震，离里山上出现长约十丈的石室，吴主孙皓认为是祥瑞之兆，遂派大臣在此举行禅礼，将离里山封为“国山”，刻石于山阴，即现存之《禅国山碑》。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载，孙皓派往阳羡执行禅礼的两位大臣是“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

周处能够被临时任命、代理九卿之首的太常一职，说明周处及其家族在当时已受到孙皓的器重和扶植。学者魏斌据此认为，这可能是孙皓时期利用吴兴大族打压吴郡、会稽大族的一个表现。但令人不解的是，现存国山碑碑文上镌刻有多达11位参与禅礼的东吴大臣，却独不见周处之名，与文献所载不同。清人吴骞在《国山碑考》中认为这是因为周处为人刚直不阿、不肯媚事庸主的缘故：“观碑后列诸臣名，而（周）处独不预，可见处素刚正，必不藉此以阿其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返：三国现场》作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