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孙中山相互刺杀的秘史

康有为、孙文这两位清末著名改革人士，从相爱到相杀，为我们上演一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党争”。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话说大清帝国走过了250余年了，由于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辱，一些有识之士力求变改，其中就有由光绪皇帝支持，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康有为，与在“体制”外进行武装起义的孙文。两位都旨在振兴中华，不受外辱，所以两派人员在一开始相互赏识、相处融洽。但是一个主旨是“挽救大清”，另一个主旨是“挽救中华”，这两个人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就不一致，所以这一和谐局面仅仅持续到1899年。

1898年，戊戌变法遭遇阻碍，康有为等人便谋划刺杀慈禧，史称“围园杀后”。事情败露后，慈禧重掌大权，康有为逃到了日本，之后由日本逃亡加拿大。康有为一到加拿大，就弄起了保皇会，从此风生水起，家财万贯，此是后话。

以慈禧的性格，怎么会放过康有为，但是康有为逃离大清，慈禧也是鞭长莫及，一筹莫展。而此时，杨崇伊突然让密折说：康、梁两人是孙文的羽翼，孙文现在在日本，康、梁肯定会投靠他。我这里有个人可以替老佛爷除了心头之患。

杨崇伊推荐的这个人叫刘学询，与孙文是同乡密友。百日维新期间，曾遭到康有为弹劾，刘学询花了巨银才摆平这事，因此对康有为怀恨在心。

同年，孙文就在日本，并且早已在横滨开设了兴中会在海外分会，这是继檀香山外重要的据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刚从大清出逃至日本东京，孙文、陈少白亲往慰问，并商以后合作问题。

但此时康有为自持“帝师”，认为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深恐为其所牵累，因此避而不见。至此两派出现了裂缝。

1899年3月，由日方出资，康有为流亡加拿大。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文等人有了频繁的接触，并且有了两派合并的计划。拟推孙文为会长，梁启超副会长。当时梁启超还有些犹豫，还对孙文说：“我当副会长，那么置康先生于何地”。

孙文回道：“他的弟子都当上了副会长了，那么当老师的地位不就更显尊贵了嘛。”梁启超这才接受。

不过康有为并不知晓孙、梁合并两派的计划。康有为当时一直期盼的是光绪能够亲政，召他回京，那么他就能居功自傲，掌握大权。如今两派合并，并且屈居人下，他如何能忍。所以当他在新加坡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立刻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

同年7月，由刘学询率领的大清使团赴日。刘学询到了日本后，很快就和孙文打得火热，多次密谈至深夜。

1899年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沪报》刊出的“密使（刘学询）之近状”曾报道：“刘氏……及至东京，辄复嫖娼酗酒，至所奉公事，却置之不问。且伊与孙文(孙逸仙)，谊属同乡旧交，堪称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故日本人闻之，举国哗然，诮谤腾沸……且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

虽然这篇报道里说刘学询和孙文要刺杀的是梁启超，不过刘学询接的“密令”是杀康有为，梁启超可能是一个幌子，或者是第二目标。

我们不知道孙文当时是在敷衍刘学询还是真的有心刺杀康有为、梁启超。不过1900年传出孙文的友人，曾去香港迎接康有为赴日本的日本人宫崎滔天，在新加坡刺杀康有为一事来看，可能孙文当时或多或少有对付康有为的打算。

1899年11月，梁启超至檀香山兴办保皇会。当时康、梁在国际华人圈有着非凡的声望，因此大量华侨的革命捐款资金流入保皇会，如此一来兴中会被逐步蚕食。直接导致革命党与保皇会的分裂，形如水火。之后双方开始长达十余年的论战，甚至大打出手。革命党曾多次打砸保皇会分会和会场。并打伤保皇会成员。

1904年4月，孙文抵达美国旧金山，保皇党极力阻其止入境，未果。

同年下半年，梁启超写信告诉康有为，孙中山要派留日学生进京刺杀光绪皇帝。这大大地刺激了对光绪“忠心耿耿”的康有为。

10月，康有为通过保皇会成员的密报，得知孙文即将到达纽约，为了遏制孙文在华人社团和部分保皇会成员中进行革命宣传，康有为策划了趁此机会除掉孙文的计划。其具体安排是，由康同璧利用与容闳的良好关系，请容闳约出孙文，在预先已安排了保皇会敢死队杀手的地点见面，立即实施暗杀。如纽约行动不顺利，即派人跟踪孙文，随时伺机下手。康有为在信中使用了十分激烈的言辞，甚至给康同璧下达了“穷我财力，必除之”的死命令。不过最后为什么计划没有实施，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说要杀孙文并非是气话，当时康有为培养了很多刺客。1904年秋时，康有为的兄长康有仪曾写信给梁鼎芬，说保皇会在北京、上海、陕西一带布置刺客的规模相当惊人。仅仅派驻上海的刺客就有一百一十人。在北京，开店铺的、开茶馆的那些两广的人士，十有八九是康有为布置的刺客。

我们站在后世，很难评判康、孙谁对谁错。只是对于与自己信念不同的人，便要夺其生命，让整个进程失去了理解、包容、妥协，失去了弹性。那么只能说，一开始便注定了结局，那个悲哀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