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立法仍是空白？专家：应纳入生态环境法典

“没有生物多样性，人类就没有未来。”近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理事长谢伯阳在“推进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座谈会上如是说。

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一月生态环境部也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结合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制定了最新行动目标和任务要求。

下一步如何把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落到实处？多位专家会上表示，应当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增加财政支出，加强国家公园建设，开展生物监测工作，呼吁多方发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调动更多优势资源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中。

“推进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座谈会召开。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每年七八月份，是一种叫‘留坝棒棒蜜’的土蜂蜜蜜量最为充足的时候。”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副县长吴鹏程提到了自然生态给当地发展带来的机遇，他介绍称，当地用传统的中华蜂群酿造出“来自秦岭深处的甜蜜”，已经成了地方特色品牌。

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绿发会理事长、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进一步表示，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全球有超过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生物多样性，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有50%以上的药物成分来源于天然动植物，还有占全球一半的GDP依赖自然及生态系统。

但让令谢伯阳痛心的是，这些年来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成为了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危机。更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绿发会理事长、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在座谈会上发言。

对此，谢伯阳也强调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加快推进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落实与更好实施。他表示，“我们只有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物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吴鹏程也表示，在生态环境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留坝县也建立了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区，防止外来蜂种影响中华蜜蜂的生存，加强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

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村雨后云雾缭绕（无人机全景照片）。 新华社发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加强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

如何进一步把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落到实处？会上，多位专家从加强国家公园建设，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呼吁多方发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家公园建设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大的机遇，是国家生态安全保护和生态格局构建的重要途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欧阳志云说。

我国目前已建成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这第一批国家公园。此前的《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提到，我国又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

欧阳志云提醒，目前遴选出的一些国家公园面积较大，有的可能跨省跨市，因此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还要规范推进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现在所谓的保护就是进入到保护区保护，长期以来会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原所长、总工博导刘树坤也提出了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另一个困境：生态系统碎片化问题。“城市大范围发展，高速公路、铁路、连续建筑物越来越多，把生态空间切割成一个个碎片。”

刘树坤认为，如何缓解生态系统碎片化趋势，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还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要关注珍稀濒危物种或观赏性较强的物种，更要关注食物链上的关键物种，以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原院长、教授雷光春也指出，在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方面，我们往往只专注珍惜濒危物种的保护，但其实这些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更应该关注和我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度依赖人类活动的一些常规物种。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龙春林表示，一些农家品种即传统农业中培育和保存的品种，因为产量低或卖相不好，很容易被新品种淘汰。我国在建设种质资源库的同时，也要注重加强对农家品种的就地保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徐靖指出，要回答昆明-蒙特利尔2050年全球长期目标提出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遗传多样性三个层次的变化趋势，离不开坚实的科学数据和信息支撑。对此，她认为应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摸清家底、了解生物多样性受威胁因素等，并对重点物种开展动态监测工作。

中国科学院国家摇杆工程中心副书记、研究员王大成也介绍了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生物多样性环境数据客观性进行精准获取的方法。

“野骆驼数量极少，且分散于20万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监测它们的生活栖息地是一个大难题。”王大成表示，“对此，我们利用卫星技术为野骆驼配套项圈，结合卫星遥感数据，精准判断出其目前的栖息地。”他也表示，未来也希望将这种监测方式延伸到其它物种的保护，比如雪豹、西伯利亚虎等。

座谈会现场。

多位专家建议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容加入生态环境法典

“立法”也是这次会议的高频词之一。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缺憾犹存。作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立法迫在眉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行动计划的高度层次，接下来需要法律的密切配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珂说。

生态环境部首席法律顾问、法规司原司长别涛也有相同的看法，他指出，应加快推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项立法。

据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计299件，其中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有30多件，占全国现有总数的1/10。但令别涛遗憾的是，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项立法目前还是空白。

不过，一个好消息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显示，我国将积极研究推进环境(生态环境)法典和其他条件成熟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别涛在会上也补充道，“即使不能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项立法，也应在环境(生态环境)法典的编撰过程中有一个专门的篇章结构，赋予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有的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坦言，正如民法典出台后，其他相关的法律就基本上失效了。可想而知，如果环境(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后，就很难再单独出台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门法。

对此，常纪文也赞同，要抓住环境(生态环境)法典编撰出台的机会，设立章节统筹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规定进入法典。他进一步表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立法内容既要与现有的一些法律规定相衔接，又要体现独特性。”

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闫成也提醒，在关注立法的前提下，也要关注法律的执行。他举例称，“《生物安全法》出台后，引进放生外来物种这个条款似乎成了‘僵尸条款’，在法律出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没有执行过。”因此，他认为，我们既要研究立法，更要研究执行。

“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尽快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识，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调动更多优势资源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中，也需要更多有长远战略眼光和有责任心的企业加入进来，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共同为国家战略行动计划的实施作出贡献。”谢伯阳总结称。

采写：南都记者王玮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