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荣格的自传，绝交前，曾与弗洛伊德畅谈

成为精神科医生之后，我就开始在思想上进行冒险，懵懂地开始从临床或者外部观察精神病患者，遇到引人注意的心理过程，就会记录下来进行分类，丝毫不理解其中蕴藏的足以评估为病态的内容。随着时间推进，我的兴趣越来越多地聚焦到我可以进行理解的那些患者身上。也就是偏执型、狂躁型和精神障碍这些症状上。

自从走上精神病学研究道路，除了皮埃尔·让内的学术论文，布罗伊尔一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让我深受启发。尤其是弗洛伊德解析梦境的方法，对理解精神分裂的表现形式提供了极大裨益。1900年，我就阅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因为当时尚未完全理解，就把该书放在了一边。因为凭借当时25岁的人生经验是无法对弗洛伊德的学术理论进行验证和领会的，直到后来才实现开悟。在1903年，我再次阅读《梦的解析》，发现和我自己的学术理论不谋而合。

这本著作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把源于神经症心理学的“压抑机制”概念应用于解析梦境这一领域。这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话语联想实验当中，频繁遭遇压抑情形，患者对某些刺激性话题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联想回答，或者回答的反应时间明显延长。后来的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刺激性话题触及患者心灵痛楚或者产生内心冲突，那么每一次实验均出现类似紊乱。但是，大多数患者在这种情况下并未意识到异常，当询问原因的时候，他们往往装模作样进行掩饰。在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之后，可以得知，在这种情况下，是压抑机制在发挥作用，我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和他的学术理论是一致的，我的实验证实了他的解释。

至于压抑的内容并不完全符合，我并不能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理论。他把性心理创伤作为压抑的原因，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我在治疗实践当中，了解到众多神经症病例，性在其中只是次要作用，而其他因素则是重点，例如，社会适应情况差、生活状况悲惨而导致的性格内向、情绪压抑、没有面子等心理问题。后来，我把这些医疗案例交给弗洛伊德，但是他并没有重视性因素以外的其他情况，这让我十分不满他的做法。

如果让我在人际交往中给予弗洛伊德恰当的位置，或者对我们俩的关系进行适宜调整，我一开始觉得并不容易做到。在了解弗洛伊德这个人的时候，我即将完成在大学里取得进展的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前途一片光明。在当时的学术圈子里，弗洛伊德非常令人讨厌。因此，和他的友谊，并不利于任何学术声誉。心理学研究大师们从不在全体大会上讨论他，顶多只会在会场过道里偷偷提及。由此可见，敢于断定我的联想实验和弗洛伊德理论相一致，绝非是令人愉快的事。

有一次，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仿佛有个魔我耳边私语：“我有权利发表实验结果和结论，不必提及弗洛伊德的名字。”在对他有所了解之前，我的实验确实早就完美了。但是也同时听到第二人格的声音：“要是装作对弗洛伊德一无所知，就是活生生的自我欺骗，生活不能依靠谎言。”内心挣扎就此了结，从那时起，我公开自己的学术观点，站在弗洛伊德那一边，共同对抗学界反对势力。

首次为弗洛伊德辩护是在慕尼黑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报告人做了关于强迫性神经症的报告时，故意忽略了弗洛伊德的名字。紧接着，在1906年，我为《慕尼黑医学周报》撰写文章，以《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学说，回应阿沙芬堡的批评》为题，论述对理解强迫性神经症，居功至伟的是弗洛伊德的神经症学说。为了这篇文章，两位德国教授给我写了告诫信，提醒我如果继续站在弗洛伊德一边，继续为他的学说辩护，我的学术前途有可能会毁于一旦。

我这样回信：“若是弗洛伊德学说是符合实际的，我就会赞成。不承认真相、限制学术自由，若是前程以此为前提，我羞与为伍。”

接下来，我继续支持弗洛伊德理论及其观点。但是基于自身实际经验，我依然无法承认一切神经症均由性压抑或性心理创伤所导致，这或许切合某些病例，但是不适用于其他病例。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全新领域，在当时，学术界对他的诋毁行径让我觉得十分荒谬。

我对《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表达的理念不甚理解，同事们也嘲笑我的坚持，但是我因为这篇文章联系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前往探讨。1907年，我们在维也纳第一次会面，在一点钟碰面，然后一口气畅谈了13个小时。弗洛伊德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真正的学界名人，以我当时的人生阅历，这番经历可谓无人能及。他的学术观点毫无平庸之见，闪烁智慧之光，我觉得他异常聪慧、思维敏锐，在任何方面都值得学习。不过，我对他的最初印象依然说不清楚，一定程度上也感觉无法完全理解对方。

他关于性学理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的话语无法打消我的疑虑。就这一点，我不止一次提出异议，但他每一次都以我缺乏经验进行反驳。弗洛伊德言之有理，我当时确实没有足够的研究经验来论证自己提出异议的理由。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哲理理解上，性学对他都意义重大。这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不清楚，在他那里这种正面评价和主观设想，与可资证明的经验之间有几分相关。

我尤其怀疑弗洛伊德对待人类精神的态度，无论是遇到人类学说还是文学艺术，一旦出现智慧这个术语，他就怀疑并暗示和性压抑有关。在不能直接解释为性欲的时候，他就转化为“心理性欲”。我对此提出异议，若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推理，他的假说会导致对人类文化的全盘否定，文化成了闹剧，是性压抑导致的病态结果。他确认道：“正是如此，这是命运的诅咒，我们无能为力。"我坚决不愿意承认他的理论逻辑，也不愿意就此作罢，但是当时自觉还无法应对这样的讨论。

初次见面的时候，还谈到了其他重要的事情，我却在我们绝交之后才想通并且理解。显而易见，弗洛伊德对他的性学理论是坚信不疑的，每当谈论起来，他的语调就变得急切，仿佛忐忑不安，他那吹毛求疵、怀疑一切的本性不见踪影，无法解释的异常激动使他表情丰富，这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性学说对他意味着神圣敬畏，不可亵渎。大概三年以后，我们在维也纳再次交流的时候，更加证实了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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