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冰心，“阴差阳错”认识了吴文藻，并与这个“傻子”共度一生

我和吴文藻的第一次见面，可谓荒唐至极，但又不得不感慨，命运总喜欢捉弄有缘人。

1923年8月，我坐上美国杰克逊号邮政船，前往美国留学，原本担心多日的航行旅途会寂寞难耐。

但到了船上才看到，放眼望去满船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几个是之前的同学，便放下了原本的担心。

其实上船前，我和之前的一位学姐诉说过我的不安，担心在船上无人说话过于孤独。

学姐名叫吴搂梅，早在两年前便自费去美国留学了，她看完我的信后便给我回信道：“别担心，我弟弟吴卓和你是同一班航船，你们可以认识一下，互相照顾。”

上船后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知道吴卓是清华的学生，多方打听下又托清华的同学许地山帮忙寻找吴卓。

当天下午，许地山拽着一个清瘦的男生来找我，男孩子瘦高斯斯文文的长相，穿着读书人的长衫，戴着一顶帽子。

此时看到我，脸上满是打量，眼中也充满疑问，我立马自报家门：“我叫冰心，你姐姐吴搂梅的朋友，你姐姐跟你提过我吗？”

“什么姐姐？我没听过冰心也并不认识你，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他脸上依旧充满疑惑的神情。

“你不是吴卓吗？你的姐姐不叫吴搂梅？”这次换我疑惑了。

“我叫吴文藻并不是你们找的吴卓。”吴文藻平静地说完。

“哎，是我弄错了，我以为你叫吴卓字文藻呢！怪我怪我。”朋友许地山及时发声，解释了来龙去脉。

一场乌龙让在场的三个人不禁直笑，后来在吴文藻的帮助下，我顺利找到了吴卓。

就这样，我和吴文藻认识了。

漫长的海上航行，起初还让人充满期待，但随着航行的时间以及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海面，很快让大家兴致缺缺。

男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时事和女生，女生们也聚在一起有时候讨论诗歌有时候也讨论八卦。

“咱们玩游戏怎么样，临上船之前我就怕几十天的航行无聊，特意带了很多小玩意，大家一起玩，不然都要无聊死了。”一个男生站在甲板上大声说道。

我带了沙包、毽子还带了羽毛球，大家都下来一起玩。就这样宽敞的甲板上瞬间成了学校的操场一样，到处都是嬉戏的学生。

没想到吴文藻也被同学拽出来打沙包，看着他笨手笨脚的样子，我就知道他平时一定是个书呆子，连沙包都不会打。

我站在栏杆处望向海面，眼睛时不时往他那瞥，有好几次看着他别扭的动作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说吴文藻，你是不是没玩过沙包，你看他要打你，你赶紧躲开啊，怎么还往上冲呢？、吴文藻你行不行啊，不行换人。、吴文藻，吴文藻往这边跑......”

甲板上充斥着吴文藻的大名，让人想忽视都不行，后来他果断退出将位置让给旁边替补的同学。

“我从来没玩过沙包，今天第一次，是不是很傻？”没想到他站在了我的身边，眼睛虽没看我话倒是跟我说的，他应该看到我笑话他了。

“你们家对你要求这么严吗？是不是天天读书不能玩？”我带着惋惜的口气回道。

“并不是，只是我自己没有运动细胞也不喜欢这些玩意。”他随意地说着。

没想到一场游戏倒让他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在围栏处远望一望无际的大海，互相说着自己的过往和未来。

从那天起吴文藻便经常找我，我们真的是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我实在没想到，他那不苟言笑又有些呆呆傻傻的外表下，竟对西方的文学有如此深厚的了解。

他说的很多西方名著，我听都没听过，让我很是汗颜，好歹我也是写了几本小说，出了自己的诗集的，相比之下觉得自己跟个文盲一样。

吴文藻有所有男人的共性，木讷呆愣对我的窘迫一无所知，“如果不趁着这次留学，多看一些西方名著，那你这次美国之行算是白来了。”吴文藻还不着痕迹地再添一条“逆耳”的忠告。

直到下船前，我再不到甲板上闲逛，都是一个人在船舱向同学借书恶补，因此下船之前我再未见过吴文藻。

下船后，我要去波士顿的威尔斯利的女子大学研究院，吴文藻要去新罕布什洲达特莫斯学院，两地的距离坐火车要几个小时，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再没见过面。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随信还寄了一本书，信中说了他的近况，还说书是特意为我买的，找了好久。

就这样我们开始通信联系，每次他送我的书我都很快读完，再写信跟他交流读书笔记。

后来我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他每天都要给我写信，周日因为邮局休息他就给我寄快递。

为了让我给他及时回信，他还特意送我一沓印有我名字的信纸，我渐渐明白他的别有用心，但碍于女孩子的矜持我并未戳破。

一次圣诞节，我们学院的留学生准备了一场演出，我也在表演名单上，为此我特意邀请他来看表演，他却只回了一句话：“近日学业繁忙，抽不出时间。”

直到表演之前我再没理他，谁料上台后，我才看见观众席上他早已正襟危坐，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后来他转到离我稍近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他时常不打招呼地来我们学校等我，同学们还笑话我好一阵。

他嘴极笨，我俩在一起时基本是我问他答，来学校找我也只会站在我下课路上等我，见到我也是微微一笑，对此我还别扭几次。

发现他就是个书呆子，让他讲文学讲理论他能侃侃而谈一上午，让他说出来自己的想法比登天还难，我就这样顶着朋友的名号跟他四处游玩了几年。

1926年夏天，我硕士毕业要回国了。

眼看我要走了，这个书呆子终于开窍一回，说对我心动已久，早就想娶我。

我听着这话脸红心跳，但也是扭捏着说要家里大人做主。

第二天我到了码头，吴文藻给了我一个很厚的信封说道：“这是我昨晚花了一夜的时间写给伯父伯母的信，你回家后先待我转达，我回国后定会上门拜访的。”

那封信我猜也能猜到写了什么，到家后偷偷摸摸放到了父亲的书桌上。

第二天父亲什么也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直到吴文藻回国到我家提亲。

父亲才表明了对他的满意，我顺利出嫁。

当时我在燕大教书住在员工宿舍，吴文藻在清华教书也住在员工宿舍，我们的婚礼比较仓促申请的婚房还没批下来。

1929年6月15日，我们花了34块钱在京西大觉寺举办了我们的婚礼，洞房花烛夜也在那度过，第二天又各自回学校宿舍了。

仿佛跟吴文藻在一起，什么稀奇事都稀松平常，他丝毫不在意婚后夫妻依旧不住在一起是很不正常的。

还假惺惺地向我父亲要了一张我的照片，摆在自己宿舍的书桌上，我知道他书呆子的个性，就故意问他：“你把我的照片摆在这，是要天天看？”

“我当然是天天看了，每天都要看几次。”他脸不红心不跳地回答。

过了几天，我拿着相片去找他：“你个骗子，说好的天天看，你看的都是谁？”

他接过相片才发现，我的照片早就被换成了阮玲玉的，他都不知道，红着脸回道：“准是你干的，你让我说什么好？”

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我笑弯了腰：“谁让你说谎话不脸红，我就试试你。”

后来婚房批下来，我们住到一起后才发现，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呆子，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备课看书，家里什么事也打扰不了他。

后来有了孩子，他连孩子的出生年月都一问三不知，让他带孩子，也顶多是抱着孩子坐到书桌前。

有次院子里的丁香开了，我站在树下喊他下来看花，他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看到院子一片生机勃勃，我站在树下的阴凉处冲他招手。

他难得放下书本到院子里赏花，说是赏花却根本不知道花叫什么：“这是什么花。”

“香丁，这是香丁花，是不是很美的名字。”我狡黠地问他。

“是不错，名字好听花也好看。”他一脸正义地回道。

这件事直到抗战时期，我们随学校南迁到昆明，在昆明我们和梅贻琦一家为邻居。

昆明的天气好花也多，有次梅贻琦带着夫人和孩子到我们院里赏花，吴文藻下来给梅贻琦泡茶，随口说道：“我们院里这棵香丁树比北平那一棵还茂盛，真是难得。”

“这不是丁香吗？什么香丁树。”梅贻琦夫人疑问道。

我在一边哈哈大笑，解释了来龙去脉一院子的人都笑个不停。

“这就是你们清华的水平。”我开玩笑地向梅贻琦说道。

“我们清华的水平不假，奈何你冰心女士的眼光不好啊。”梅贻琦也玩笑似地回道。

吴文藻这一生真的全都献给了学术，晚年他写了9000字的回忆录，里面只有两处提到我，我们的相识和结婚，寥寥数字，有关孩子们的记忆更是只字未提。

他病重卧床之初学生们来看望他，道：“吴老师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给了学生，相反给孩子的时间都微不足道。”

我从未后悔过与他相识相知相许，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孩子他都是尽心尽力，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他的责任就是教书育人，我愿意做他背后的女人，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