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林汲泉边走出的儒藏先生 | 社会科学报

师者

林汲泉和草亭，都因周先生而蜚声在外，而儒藏亦因周先生之倡行而终得士林响应。诚可谓，藏以人传，泉以人名。

《藉书园图》 傅海珠/绘

原文 ：《林汲泉边走出的儒藏先生》

作者 |山东社会科学院 沈旺

图片 |网络

“身世茫茫万古情，遗编读罢泪纵横。年来林汲泉边路，梦里分明到草亭。”

林汲泉位于济南市龙奥大厦正南方向的佛峪景区，泉周杂花簇拥，绿萦环翠，摩崖峻立，林茂谷幽，鸣禽啁啾，史载“泉自壁间飞泻，穿云度樾，而归于壑，最为名胜”。站立崖下，只见山泉汇流，喷珠飞练，流泻成瀑。崖顶有禹王台，上建有“听瀑亭”（亦名环翠亭），伫立亭中，侧目凝神，可观赏瀑雨水帘拍打崖壁后的“飞流直下三千尺”。泉前有般若寺，一代著名的儒藏先生——周永年(1730—1791)曾驻留寺中，在一旁建草屋数间读书于此，名曰“林汲山房”，他也自号“林汲山人”。其门生董云亦记载，周先生还曾于禹王台上建有一座茅草凉亭，名曰“一草亭”。开篇诗句“梦里分明到草亭”中的“草亭”，指的就是“一草亭”。

开篇几句诗选录自《国朝历下诗钞》，诗句作者周宗熙，系周先生之孙。诗句饱含深情地追忆了其祖父周永年先生结庐林汲泉畔并就内读书的情景，以及倾尽毕生精力，孜孜不倦为后学编纂《先正读书诀》，倡行儒藏学说的情致。诗句提及的林汲泉和草亭，都因周先生而蜚声在外，而儒藏亦因周先生之倡行而终得士林响应。诚可谓，藏以人传，泉以人名。

收获和创举

周先生于林汲泉畔读书时有两大收获和创举。

一是筹建藉书园。周先生自幼即喜书，这也正应了其父周堂为其取字书昌，冀望其诗书传家继业之夙愿。其筹建藉书园渊源有自，周先生自幼好学，四五岁时即熟知《庄子》，年岁稍大，独喜儒家内典，无所不观，至其肄业泺源书院时，其藏书已达千卷之多，时年不过二十五六。其藏书不以多为耀，而是要“掇其精而哜其胾”，其在孜孜以求、不断努力下，终于建成了自己的藏书室——水西书屋。因其立志“尽致古今载籍”，故而他藏书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规模仍在逐步扩大，至与其好友桂馥商议筹建藉书园时，藏书已达五万卷，待其高中进士，结识章学诚和邵晋涵等一众好友时，其藏书已多达十万卷。但这些藏书并非只为私藏，一“藉”字就足以表明意在“招致来学”。不仅如此，周永年还表示凡来园者，“寒士则供其食饮，极寒者并量给束脩，免其内顾之忧”，由“藏”到“藉”的转变，表明周先生已率先打破了我国千年以来重藏轻用、私藏私用的陋习，开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之先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的藏书思想没有仅仅局限于藉书园的狭小天地，而是中国藏书事业的整体，因此，他提出了“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宏愿，主张藏书应该穿越时空，纵横经纬，因此他也被誉为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家。

著名文献学家章学诚曾专门把藉书园和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等书楼进行过对比，并指出：“其智虑之深浅，用心之公私，利泽之普狭，与书昌相去当何如耶！”他还于周永年去世后专门撰写《周书昌先生别传》，盛赞其“勤学而不为名，心公而无私于利，粹然古之醇儒”。

二是丰富发展曹学佺儒藏思想，作《儒藏说》，并附条约三则，使儒藏思想更系统，更具操作性。尽管儒家思想由来已久，历朝历代都不乏学士大儒和思想巨著的出现，然与儒学辉煌历史不相应的是儒家典籍保护和生存的状况堪忧，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儒典屡遭“书厄”，焚书坑儒为是，纂修《四库全书》亦如此。儒典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固然与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然而与其没有被系统地收藏整理，亦即建设儒藏也有关系。考诸历史，直至明末始有孙羽侯提出“檃栝《十三经》疏议，订覈收采，号曰《儒藏》”。孙羽侯也因此而被誉为儒藏第一人。然而因时间阻隔，加之记载疏略，语焉不详，致使后学无从考证其于《儒藏》之实际贡献，以致多少年来，学界一直未能给予其应有的学术评价。比孙羽侯稍晚些时候，另一明末进士曹学佺曾慨叹：“佛、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藏？”因此，他曾耗十余年之功，拟以四库为基，因类分辑，仿作《儒藏》。可惜的是，这一千古伟业却因明亡和曹学佺之殉国而中道夭折了。然而曹学佺实比孙羽侯幸运，因为有后学周永年踵事增华，孙先生于儒藏的首倡贡献长期以来却被忽略了。

贡献及主张

周先生于儒藏的贡献及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他认为儒藏须有阅读指南，以使后学明了儒家思想之旨归，主张“宜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列于群书之前，经义治事……凡欲读藏者，即以此编为师”，为此他还专门采撷历代名家读书治学名篇，汇编成册，命名为《先正读书诀》，以嘉惠后学，该书诀亦被誉为周先生《儒藏说》的“前言”。

他认为儒藏建设目的在于穿越时空，纵横经纬，应宜“天下万世共读之”，为使藏书久而不散，应变私藏为公藏，主张“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主张共读共用，“多置复本，藏于他处……彼此可以互备”。

他倡导儒藏宜免费，且需要有专人管理，主张“须共推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且须“略立规条”，对于寒士，则免费，且宜供其饮食。如果把周先生这一主张同现代图书馆管理事业相对比，不难发现其中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但其闪烁的公益思想光辉却无与伦比。

他提出了儒藏建设的方法论。周先生深知儒藏建设绝非仅凭个人的旦夕之功可成，却“人人可办，处处可行”，为此他主张群策群力，通过集体的力量“建义学，设义田”；主张当下宜先聚书籍，然后编立《儒藏未定目录》，针对书籍灿陈如星斗的现象，主张编辑“儒藏前言”，以为读书指南，使后学读儒藏“涉海有航，无远弗届”。

此外，周先生还身体力行，亲自实践建设儒藏。不料工程刚刚开始，即被召回京师参与撰修《四库全书》。周先生并未气馁，依然逢人说向，以俟机缘，曾经邀约挚友桂馥置田筑庐及石室以藏万卷书，而且他还在与李文藻、俞潜山、孔荭谷等信札往来中多次谈及儒藏思想主张。在周先生的倡行和影响下，士林响应，以致“罗有高、刘音等为之张目”，后者更是欣然而作《广儒藏说》。

周先生毕生以书为业，以书为媒，从其思想发展轨迹和实践所行来看，藉书园事业是与儒藏说思想前后相继、同条共贯、互为一体的，藉书园是其儒藏中心思想“天下万世共读之”的理想实践初型，而儒藏说则是其藉书园事业理论化的升华。

周先生的儒藏思想得到了后学的重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德阳国际儒学会议上，舒大刚教授即提出了编修儒藏的倡议，并被列为川大重点项目和“211”重点项目。2003年8月，北京大学中标教育部“《儒藏》编纂与研究”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一时间，南有川大，北有北大，遥相呼应编纂儒藏。如今历时25年的川大版儒藏已经问世。历时20年的北大版《儒藏》（精华编）三期出版计划也已圆满收官。今天，儒藏梦圆之际，当我们重新站在林汲泉边，遥望周先生曾经读书的地方，忆及周永年先生一生为之勇毅前行、蹈之励之的儒藏事业，联想起当下无数学人正在孜孜以求的“儒藏”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心里除了敬佩之感，更增添了一份告慰之情。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7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