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英主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建立王朝统一全国，都做了哪些举措？

公元1260年，忽必烈取得“大汗”的称号，建立了元代，四年后又把年号改至元，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

忽必烈建立了元代以后，摒弃了蒙古贵族以往征服各国疯狂抢劫社会财富，获得奴隶，屠杀反抗力量的政策。

在这一思想上，虽然蒙古统治者转变的比较晚，但是忽必烈掌权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这种转变，才能统一中国。

那么，忽必烈具体是怎样做的呢？这次改革都受到哪些影响？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忽必烈掌权时，蒙古各部已不是单纯的蒙古人，而是吸收了许多汉人、女真人和其他民族的人。

这些人的人口数量在大幅度增加，传统的蒙古族的游牧经济类型已不能满足大量涌入的农业人口的需要。忽必烈在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一)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农司并建立相应的官员考核制度

“司农”一词源于西汉，后又改称为农政院、务农司、司农寺等名称。其主要职能是劝农。

中统元年(1260年)置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通晓农事者担任各地劝农官，以监督和指导农业生产。1261年任命八位劝农使。

又下诏天下:“今后有能安集百姓、招诱户口，比之上年增添户口、差发办集，各道宣抚司关部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户口，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

至元年八年(1271)年改立大司农司时又添设巡行劝农使和副使各四人。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谕大司农司:“遣使巡行劝课，务农务事有功”。

元司农司为了使地方都能掌握一些农业知识，便让都是具有丰富农学知识的专职劝学官编成《农桑辑要》一书。

忽必烈将增订的《农桑辑要》诏颁诸路，在劝农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设置屯田

忽必烈在中统二年(1261)规定:逃亡农民回来继续种田，第一年全免差税，第二年减半，第三年才按规定征税。

开荒垦地第一年免税，第二年为纳税率的二分之一，第三年为纳税率的三分之一。后又颁布优惠政策，“凡有开荒作熟地土，限五年依例科差”，栽种桑树放宽到八年，瓜果放宽到十五年，“若有勤务农桑及开到荒地之人，本处官吏并不得添加差发。”

屯田可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屯田的土地有些是原金、或宋、金时代贵族官僚军阀的田产，金、宋政权灭亡后，成为元代的官田。

有些是战时或战后大批人民被屠杀或逃亡的无主荒田，战后也成为元代的官田;也有一些民屯的土地是由屯户自备的所谓“己业田”。

军屯归枢密院管辖，民屯归大司农司或宣徽院管辖;各地方的军政机关也掌握了许多军民屯田。

各地的屯田为元代开垦荒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边疆的开垦，既开发了边疆又巩固了国防。

(三)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古代，农田水利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忽必烈也是非常重视水利的发展，他认为，水利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元代建立以后，忽必烈十分重视水利的兴修与管理。

规定:凡是有可以兴建水利的地方，地方官员都要派有水利经验的人去勘察，如果工程比较小，就自己组织民力兴建，如果工程较大就上报给上级官员，等到上级审查合格后兴建。

“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元代兴修水利的工程分为两类:漕运和农田灌溉。

在元代，郭守敬在其主持都水监工作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很多，其中最为突出和被人熟知的就是修复宁夏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和修凿通惠河。

忽必烈不仅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建同时他也规定了水利设施的维护和用水管理原则。因为元代用水利的机具已经很发达，所以在用水方面常常会发生用水器械和农田灌溉的矛盾现象。

忽必烈规定:河边“安置水碾磨去处，如遇浇田时月，停住碾磨，浇灌田禾，若是水田浇毕，方许碾磨依旧引水用，务要各得其用。”

明确规定在浇田用水期间，水利的机具的用水要为浇田让路，保证农业正常、稳定的发展。

(四)减少赋税

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轻徭薄赋，轻徭薄赋是使社会安定，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元世祖忽必烈也不例外。

元代的税制是征田赋。根据南北方地区经济体制差异的不同制订了两种不同的征税方式。南方征夏秋两税，北方主要是税粮科差。

忽必烈即位后，税制的建立是以窝阔台时期的税制为基础，又订立了新的税制。

政府把纳税的人户分为四种:(1)元管户，即太宗时已经登入当地户籍的人户。(2)交参户，即太宗时已经入籍，后来迁徙他乡，又登入当地户籍的人户。(3)漏籍户，即隐逃未曾入籍的人户。(4)协济户，即仅有老幼妇女无成年人丁的人户。

四种人户的纳税办法不同，都是按照在何时迁入为范围来分，迁入的时间能反映人户的经济稳定水平，其中元管户的纳税金额最高。

忽必烈认识到过重的赋役，既不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还会激发人民的反抗动摇其封建统治。

所以，他制订赋役的法令时总的精神是均平纾缓尽可能不超过人民能负担的能力。“元初取民，未有定制，世祖立法，一本于宽。”

保护商业、发展商业的政策

元代的政策是既重农又重商的政策。忽必烈改变了“重农抑商”的古老传统。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可以说元代最重视商业、信任商人。

在元代的商业、交通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比较发达。正是元代，中国才真正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局面，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一)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也随之出现了，货币成了衡量一定数量商品的等价物。

在历史上充当货币的曾出现过很多东西，但发行纸币则源于我国宋代的“交子”，最早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则是元代。

在公元十三世纪，我国能有如此成功的纸币发行制度，这在世界货币发展上都是一个很具有影响的大事。

《马可·波罗行纪》第95章标题为“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高度赞扬了忽必烈时期的纸币流通制度。

他详细地介绍了元代造币的过程，也充分肯定了纸币的重要作用，认为纸币等同于纯金，而且“最轻便可以携带”，对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二)推行重商政策

元代的贸易活动的管理，有着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

一是专卖制度。元代政府专利垄断的范围广泛，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以至于农具、竹木等，都在专卖之列。

二是籴、和买、常平制度。这些制度虽以前也执行过，但只局限于周边地区。作为全国性的政策，是在元世祖至元三十二年(1286年)实行的。

三是开展对外贸易。元代的海外贸易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类型。官营采取“官本船”的办法，私营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民间商人，称为舶商，在户籍上专列一类，称作舶户。

四是增加商税。元代商税分正课和船料两种。正课包括市肆门摊税和对田宅、奴婢、牧畜交易所征的税。税率按元七年(1270年)的为三十税一，平定江南后为二十税一。

为了鼓励商人到蒙古地区贸易规定“置而不征”实际上可以免税。船料亦称“船钞”，又是对商船征收的税，以载重为率，一千料以上年纳钞6锭，以下依次递减。

总的来说，元初商税较之历代王朝是较轻的。

元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蒙古贵族企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所以他们并不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元代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开放的。

在元代时期，当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元代想通过和平的交往方式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一政策对发展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元代与四个汗国的关系既属于蒙古贵族的内部问题也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元代与四大汗国的关系上，与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属于内部关系，而与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元代与钦察汗国、伊儿汗国两汗国之间的交流十分的密切。从这两个汗国到大都有直接的驿站，互相之间的使节往来频繁。

中国内地的手工业者、医生和其他学者移居到这两个汗国，中亚的理算、扑卖与商业斡脱制度也传入了中国内地。

逐步实行“汉法”

忽必烈掌权后，实行了新的政策，采用了汉地原有的生产方式，有意识的改变了蒙古奴隶制的“万世国俗”，逐步实行了“汉法”。

在实行“汉法”上，忽必烈与蒙古贵族们还起了争议，蒙古贵族们认为如果使用“汉法”则侵害了他们的权利，认为“汉法”是“下从臣仆之谋，改就是亡国之俗。”

忽必烈认为，一个民族要想进步，就要接受新的、好的改革制度。

忽必烈坚持使用“汉法”，忽必烈一上台就依照汉族的封建王朝的传统，“以即位诏天下”，不再自称“大汗”，而是改称皇帝。

1274年正月，正式迁都为北京，北京成为元明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忽必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也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

元代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在忽必烈在位期间，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这是与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分不开的。

他的政策使农业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有了显著的提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