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辈读书人

又到了世界阅读日，关于读书的信息集中在这一天对大众进行了一波密集的“轰滥”。当“读书”成为一种口号，一种标榜自我的姿态时，这场阅读狂欢似乎就变得有些可疑。

阅读真的离我们更近了吗？

基于此，文景不打算在今天单纯推荐书单给诸位，而是想发表一篇《县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老师撰写的，她在求学和治学过程中曾获得过的纯粹的来自读书的快乐的文章。

在此文中，林老师深情回忆了自己在北大求学和任教时，那些曾陪伴她一起读书的人，和那些由一个个名字和一本本书串起的一起读书的时光。

文章很长，希望你能耐心读完，相信在今天读完这篇文章的你，能有所得。

我辈读书人

林小英 文

在来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研之前，我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小，没认真看过几本学术书，大学的课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唱歌和瞎逛了。等到硕士入学后，一个寝室四个人，其他三个都是北大本科上来的，霜叶是英语专业，杨钋是经济学专业，小魏是社会学专业。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向我扔书。霜叶会买每一期的《英语世界》，她好像几分钟就能看完，然后扔给我，我一个月也看不完；杨钋会买每一期的《读书》，看完后叽里呱啦地评论一通，我都没听懂，就把书扔到我的床上，不管我看不看；魏秦歌温文尔雅，她的床头一排《顾准文集》，我从来都只能仰视，直到毕业也没敢伸手去翻过。虽然我们的硕士专业都跟教育有关，但各自的背景不同，各有千秋。直到他们三个都觉得应该好好去看看教育的书，让我带路，坐公交车去北师大东门的书店买书，结果我好不容易当一回老大，四人坐公交车去北太平庄，一不留神坐过了站，在双秀公园下车再往回走，从此她们再也不相信我的带路能力。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图为2024年2月刊。

研究生期间的课余时间，不是看书，就是聊天。研一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宿舍常驻人口是我和霜叶，为了交期末论文，看如何既能合作又能合理完成，我们一起去学五食堂买饭，一人一包清华酸奶，端回宿舍吃。我们宿舍四人合伙买了一个小圆桌，正好可以摆上吃饭，吃完饭就喝酸奶，喝完酸奶就嗑瓜子。一边磕，一边聊读的文章和书，半天就过去了。把瓜子壳收拾掉，洗了饭盆，继续去学五买饭买酸奶。日子一天天过去，电脑里的文字越堆越多，不经意忘记了买回家的火车票，终于是买不到了，于是人生第一回坐飞机，回家。霜叶买的书在我看来乱七八糟的，什么日本的饮食文化，广告的翻译效应，图坦卡蒙的墓葬等等，新的小说一出版，也会迅速买来读，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她一看完我就看，我们同时断定，这小说最适合拍电影，很多场面很有电影制作的感觉。后来果然就拍电影了。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作为学生，我们都觉得应该多看书，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就得想很多办法。一个是复印，是为了拥有好书，一个是搞读书会，是为了读懂好书。高教所“高居”于电教楼的四层，看着办公室和教室不咋地，但给学生提供的学习条件很好，有个复印机师生都可以用，当然复印个单篇文章是可以的，但太多了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校内的复印店还没现在这么多，也更费钱，所以是能蹭所里的复印机就蹭。在复印机前，往往也会有意外收获，看到复印店老板在工作，也不知是谁的原本，看到合适的，就会跟老板说，也给我来一本。后来做教育政策研究，有不少政治学方面的书，比如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都是这么悄无声息弄来的。

学院中师生之间比较亲近，对于学生之中出现的各种幺蛾子需求，学院基本上都尽量满足。比如我们提出过，应该搞师生春游，增进学术交流的机会，然后就有了一年一度的春游；应该搞学术沙龙，请老师们轻松地指点我们怎么规划学业和学术，怎么读书，特别喜欢听老师们讲自己的求学历史，于是就拨钱给我们买吃的喝的，确定一个晚上的时间到学术活动室高谈阔论，既不需要写海报，也不需要写总结，就是一声吆喝，就聚了，然后就散了。这种学术沙龙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了读书会，以读书的名义聚会。

看似对读书很如饥似渴，其实我们对课上布置的阅读文献反而是读得少，老师规定读的也不见得会去读，因为总是想等着老师上课讲。人就是这样奇怪，容易获得的不珍惜，不看重，得不到的反而总是觉得好。如果是两门或两门以上的课都要求读，那就得重视起来。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小魏和周涛在本科都是社会学系的，他们早就知道这是经典，但我直到转为博士生，在全校文科生必修的政治课大课上，阅读书目中的第一本又是此书时才被勒令必读，可是读原文还是读不进去，于是就读了一大堆期刊文章，草草交了读书报告的作业，也不为硕士期间只认得书名那几个字而死活读不进去内容觉得羞耻。

韦伯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景版。

学术沙龙的成本太高，后来逐渐演化成毫无成本的那种：宿舍聚谈。也不知怎么兴起来的，我和濮同学（濮岚澜是也）的寝室变成了每天晚上10点以后进行学术讨论的固定场所。侯同学（侯龙龙是也）在读博之前，在研究方法、经济学和法学三个领域都有大作发表，而且喜欢杠学术大牛，于是博一期间极其自律，每天都是待在办公室读文献，脑子里一堆的问题需要找人讨论。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固定阅读和写作，他每次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会来，我们一开始觉得奇怪，还以为他要追求谁，后来才知道人家是有着远大的学术理想。很多问题是他思考了很久的，所以他必须言简意赅地开头，我和濮同学才能捉住他的思路。制度经济学的一堆书籍，诺斯、科斯、哈耶克等一堆人的一堆理论，伴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一堆的课，就摆在了面前。好在，教育学院的课基本上都很跨学科，课堂上老师推荐的书极少是纯教育学的范畴，我们也就毫无障碍地充分享受这种到处拈花惹草的读书方式。

哈耶克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他的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书奠定的。图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小侯（侯华伟是也）是政治学的专业背景，毕业后就在高教所工作，一直有兴趣关注教育政策的研究领域，毕竟这个领域的学科基础首先就是政治学。我写博士论文的分析框架时，一直不敢最终确定，直到最后接受了他一直提醒我的“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在那个时刻，我终于体会到他那“看破不说破”的本领。大概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境界了。我后来留校当老师的十几年里，小侯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研究教育政策，必须要看政治学的书，最好也看看政治哲学。他虽然不专门从事学术工作，但对学术职业的理解相当深，几乎是定期给我敲边鼓：“要看书，要看书！一个学者不看书，只会越来越浅薄。最近看了什么书啊，跟我讲讲呗。”这种监督真的让人不敢松懈。

博士生除了个别同学有导师配给的办公桌和电脑以外，其他同学都只能在宿舍待着。话说经历过像我们这种一直闭门不出四五年的读书生涯的人，坐功那是相当的好。林杰博士比我高一届，他的坐功应该是大家公认最好的，课基本不上，讲座从不参加，在BBS上倒是最活跃的“天涯”兄，读书是最死磕到底的那种虫。既然大家都是到了晚上异常活跃的动物，凌晨两三点前从不睡觉，那就再折腾一下读书沙龙吧。天涯兄答应得很厉害，但斩钉截铁说自己正在研究苏格拉底之死，发誓要读遍北大图书馆所有关于苏格拉底的书，为的是研究学术自由的问题。他迅速发了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初稿来，说可以作为第一次读书沙龙的讨论主题。这可不得了，谁看得懂啊！当时教育技术系那几个“狼牙山五壮士”建了一个学院内部的BBS论坛，我们学生都注册了账号，主要探讨的是学术问题和文艺青年、小资话题。我和一个叫做“卖女孩的小火柴”讨论了韦伯的音乐剧等种种不一而足，有一天我室友濮同学从外面回来，实在忍不住笑出来了，“小英啊，我真是服了你，你还真不知道跟你讨论音乐剧的是我啊！”天涯兄跟待字闺中的少女一样，轻易不露面相，一直在论坛上发帖，几乎没有他参与不了的话题。自然，沙龙一次也没搞起来，苏格拉底之死也没讨论起来，倒是来来回回一唱一和了不少五花八门的诗。那时好像兴起一股读林徽因、张爱玲的小热潮，连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我们几个都人手一本，因为装帧好看，粉红色的瓦楞纸封皮，行文半文半白，颇为雅致，也没纠结他是不是汉奸。天涯兄很是极致，他喜欢林徽因，居然会在清明节在八宝山林徽因墓前坐上半天光景，也不知心里是不是又百转千回了一万次。等到他博士论文答辩，学理与情感兼具，被汪永铨老先生盛赞不已，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手写评语布满了A4纸两页，真是没枉费林杰兄严肃追问苏格拉底之死和浪漫朝拜林徽因之墓。

八宝山林徽因墓。

濮同学的本体是清华大学的基因，本科学的是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这个专业名称我念叨了几百遍终于记住了，到现在也没忘记。但她在江湖享有“清华美文重镇”的名号，情感细腻、文辞华美，对于我这种实用主义粗神经的人来说，字都认识，就是不明白咋就那么多弯弯绕。才博一阶段，她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版了之前不费吹灰之力写作的美文集《挥霍的碎片》，班里每个同学送一本，当然，一个班也就7个人。奇怪的是，她读博之后就不怎么写了，看学术书籍倒是特别起劲，信息搜索能力超强，还有很强的复述能力。她的博士论文做教育政策制定，我做教育政策执行，看的书差不多一致，但侧重点不同，有时候我们会互相为对方看书。人就是这样奇怪，书如果不是直接与手头的活计相关，读起来要愉快得多。我有这样一个博士室友，还有霜叶这样一个硕士室友，她俩都是涉猎极其广泛检索能力又超强的人，所以我乐得坐享其成，反正她们都会找来推给我看，就这样一直保持傻呵呵的状态到博士毕业。

建新和春萍是我们班的带头大姐，她俩早前就已经当过多年的大学教师，还有孩子需要照顾，没有我们身上的诸多恶习。她们看书不但能如期完成，而且是真的不糊弄。我们几个应届上来的，总是觉得有大把的光阴可以挥霍，但她们似乎总是在抢时间。建新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晚上12点准时睡觉，早上7点准时去食堂吃早饭。这保证了她的阅读速度和质量。有一次她读到一篇匿名送审的博士论文，觉得异常熟悉，迅速就找到了原文比对，认定论文抄袭。等到她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出来，鬼使神差地又被别人抄袭了，还好她以一贯的迅雷速度揪住了抄袭者本人解决了此事。春萍读书非常细致，绝不人云亦云。为了解决读博期间的选题焦虑和写作焦虑，我们班这几条枪决定定期到佟府韩国菜餐厅聚餐讨论。由于赶速度，所以似乎总是能迅速达成对某一流派的观点、某一本书的共识，但春萍总是能在最后来一个“也不一定”，于是细细指出哪里不对。我和濮同学毕业后回望总是会感叹，多亏了建新和春萍这两个带头大姐，就冲我们那优哉游哉、根本不把学院和导师所定的ddl放在眼里的架势，不延期个一年半载的，是绝对不能毕业的。因为她俩肯定能按期交综合考试论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只要她俩交了，我们导师陈学飞老师就吃了定心丸，拖后腿的必须跟上！

林小英老师和同学们就读的北大校园。图片来自网络。

霜叶去了香港读博士，接触到的英文书越来越多，“扔书”这件事是她一直持续不断对我干的事情，包括电子版和纸质版。教育政策、教育社会学、学校过程、网络社会学、批判教育学等方面的英文文献接踵而至，根本来不及看。现在我书架中的英文原版的公共政策大部头书，都是她从香港拎过来扔给我的，够我今生慢慢看了。她在香港读博，奖学金高，电话费便宜，所以无一例外是她打电话到我宿舍的座机，学术讨论从未因为远隔两地而中断，一次通话两三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博士论文的思路和灵感在其中慢慢成型。毕业后似乎有那么两次是我主动给她打电话，她竟然有受宠若惊之感！每次她回北京，首要的需求就是让我在她下飞机的时刻，去三角地北新商店的西侧排队买凉皮，这是宿舍圆桌讨论的延续。然后就是看看我又新买了什么书，一旦看中，就拿走。我后来每次去香港，她的书的命运也大抵如此。补充一句，衣服的命运也是如此。

读博士期间住在32楼2层，这是全校唯一一层男女生共存的楼层，二层一共38个房间，只有4个房间是女生，其他都是男生。在水房抬头不见低头见，慢慢就了解到这一层几乎占有全校最齐全的社会学科中的主流学科的博士生：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科学哲学，当然还有我们教育学。男女博士生水房见面能聊啥呢？读书呗！也只能聊聊这个了。这些主流社会学科的经典著作，就这样在一边刷牙洗脸洗衣服的过程中进入了头脑中的文献目录。有什么好课和讲座，大家也相互介绍一下。后来在网上会不经意看到一些年轻学者接受采访、发表专题文章的报道，细看名字，嘿，32楼的。

太阳底下无新事。到自己当了老师，就开始想法子治理在学生们身上看到的自己当年所有犯过的老毛病。如何督促学生读书呢？开课，专门开一门文献阅读的课！有学分总是有激励的嘛。这种套路其实学院的老师们早就玩出来了，我就是《教育名著选读》这门课的第一届学生，嘿嘿。课程所列的书单，本本都是大牛写的，一学期能把一本啃完，也算是大牛了。一个同学选一本书负责导读并撰写读书报告，作为学生自然是想办法偷懒，别人导读，自己基本不听，反正也没读过。轮到自己了，导读的时候也不指望别人在听。所以轮到我开教育政策文献选读的课一样面临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问题。课上开列的文献全部是英文期刊文献，这样每个人不能只读一篇。一开始导读的时候发现每个人直接面对英文，还是吃力，于是要求每个人把自己认领的几篇文献尽量翻译成中文再导读，可以练习英文翻译能力，也可以逐渐积累下来方便以后的学生。虽然每次讨论比较热烈，但这种劳力高投入但脑力低收效的行为，经过评估，还是觉得很难可持续发展，于是次年决定不再开设学分课。重新回到松散型组织状态。

读书会就必须搞起来了。

第一次主要的考虑是，必须吃好喝好玩好，才能读好，并且还不能读太难的书。家境殷实而好客又擅长张罗聚会的程化琴建议去她博雅西园的家里读，大家也算是去见证她家的乔迁之喜。吃了很多好吃的点心、屋里屋外都参观过了一遍之后，开始读《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这本书当时刚出版，公共政策的中文书并不多，新出版的大多是从2004年开始，所以新出一本我们就追读一本。可能由于沙发实在太舒服，所以读了些什么内容进去一点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的是山核桃仁最好吃。从第二次开始，移师院内的博士生讨论室，而参加的人数也渐渐稀少，一次不落地参与者就是涂端午。他几乎每次都导读，不但能通篇读下来，还能对全书做总结。他刚入学时口才并不出众，但他对学术有着如侯同学一样的抱负和纯粹，作息规律，每日坚持，笔耕不辍。渐渐地，每本的书导读人不用选，都是他。一系列公共政策的经典书籍就这样过了一遍。端午的口才逐渐变得令人刮目相看，而他沉稳的性格也使得他在写作的时候语言平实，但有力道，成为诸多课题研究的骨干力量。

《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米切尔・黑尧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研究教育政策的人，看了一堆公共政策的书，总是隔靴搔痒，意犹未尽。不行，还得深挖。此时，在不同的阶段修的不同的课上不同的老师推荐的相同的书目，一齐汇总到脑子里，大概就浮现出来这么几个大师级人物是绕不过去的：福柯、哈耶克、韦伯、布迪厄。这几个大师每个人都著作等身，怎么读？因为博士毕业时对做课题、开研讨会颇有些疲倦，所以当时内心立下誓言，要做好学问，必须坐上5年冷板凳，好好练内功。还真是坚持了5年没有出去开过一次学术会议，第一次参加会议就刚好是毕业5年之际。既然有这样一个时长的预期，那就只能老老实实一个大师一个大师地读了。首先是福柯，他的《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和《性史》是在很多课上老师们介绍的，但这种艰深晦涩的书在课上也就之只能了解个大概。我不知道怎么个读法，但知道肯定不能按照博士生政治课混作业的做法，就是看看期刊的评论文章，各处引用一下，稍稍来点儿自己的评论就结尾。读书这件事说白了就是一个极为朴素的活儿，跟农民种地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深日久，终有收成。福柯的三本书我是在去国外探亲时逐字逐句读完的。开始读的时候颇觉烦躁，乏味无趣，很难进入作者的理路中去。但忍过这个阶段，后面渐渐转为喜爱，然后是惊叹，然后是忍不住要分享，就逐渐想写点儿什么东西。等到两个多月后回学院，立马重开读书会，从读哈耶克开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福柯系列作品。

此时发现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费。哈耶克在中国的代言人可以算是邓正来，此人在学术译介方面是个神奇人物，有着超出常人的坚韧。在读福柯的时候，我把邓正来写的《规则·秩序·无知》一并仔细读了，对他时不时的绵延三行的长句子已经习惯，早就跃跃欲试想专门读哈耶克。果然，带着读福柯的经验招募读书会成员，响应者众。这次不会有什么犹豫，就是老老实实读，不讲求速度，不给压力，不计较人际关系，不求一定有什么结果，就是读！从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开始。这一回博士生和硕士生一起读书，是前所未有地思想碰撞和相互解惑。硕士生王雅雯本科是新闻传播学院毕业的，从不闲聊，没有废话，但读书极为认真。王友航和王世岳两位同学决定硕转博以后，参加读书会一次不落，逐渐变成我们公认的学术苗子。江涛在读博之前是中学语文老师，他总能以自己扎实的一线教育经验来审视西方理论，李泽厚的著作他读了不少，每次做理论的中西比较就是他负责。江凤娟和刘妍这对学业上的双胞胎，是读书会中两个讲相声的好搭档，她们俩都是段子手，能迅速把经典著作和生活中的情感婚恋柴米油盐联系到一起，带来一片哄堂大笑。她们俩说，最期盼每周三下午三个小时的读书会时间，每次读完后就把心里积攒的所有问题都宣泄一空。直到毕业了，她们依然赶来参加读书会，哪怕是孩子出生了，也都尽量坚持。哈耶克的书一读就是一年半，在这些骨干力量风雨无阻的参与下，我们坚持了下来。

哈耶克在这部著作中详尽讨论了法律与立法之间的关系，并完成了他从社会理论到自由理论再到法律理论这一宏大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体系。

读书就是读书，我们确立了几条原则：读书会就是我们的礼拜天，相当于过纯粹的精神生活，所以不涉及物质层面；读书会不指定导读人，相信自然而然的融合性，大家带着书和兴趣来，自然能读起来；读书会不指定硬性读书任务，一次能读多少就是多少；如果不能来，不要请假，免得撒谎找借口；读书会不提倡参与者带小零食吃，免得不带只吃的人不好意思；读完书后绝不一起聚餐，免得有人际上的任何负担。每次读完就散，各回各家，反而让读书会散不掉，一直坚持了好多年。

等到读韦伯，李茵加入了进来，一个看似文弱的女老师，实际上是个坚定的旗手。韦伯的作品集有12卷，怎么选？到这个时候，我们都认为读书是一辈子的事了，所以就更不着急，从第一卷读起吧。我和李茵的性格截然不同，在读书会中的分工逐渐变成：我负责踩油门，她负责踩刹车。她涉猎十分广泛，尤其是文化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书，买得多，也读得多。在读的过程中，经常会穿插一些别的文献，她就会建议我们放下韦伯，读读别的，然后再继续读韦伯。这种时不时开个岔路去走走的做法，让我们真正地进入到读书的纯粹的心智快乐之中。等读到第三卷《支配社会学》时，李茵把中国学术界对自由的讨论介绍了进来，特别是刘小枫的《温顺的刺猬》单篇文章，一共30多页，我们读了整整半个学期，纸张都快磨烂了，笔记写满了所有的缝隙。后来我们又迎来一个刹车手：春萍。她和我们一起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且替换了广西师大的版本，于是我们按照她的建议重新购买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没想到这个版本居然有那么厚。春萍说这本书没有删除德国学者最擅长的巨长无比的注释。李茵和春萍两个刹车手，让我们把新教伦理读得十分通透，至少我们自己认为达到了这个境界。这本书读了整整一个学期，有时候三个小时的读书会，就是在辨析一个概念，这个刹车踩得有点狠，但收获却是巨大的。就这样慢悠悠地读，居然也就读到了第七卷结束。不幸的是，李茵生病了。读书会的同仁一致同意暂停读书会，等待她病好了再相聚。更不幸的是，她一直与疾病抗争了6年，最后没能回到读书会，直到往生。我们的这个读书会就再也没有延续，至今没能开启第八卷。

韦伯手稿。

最近七八年断断续续又举办过、参加过、指导过一些读书会，模式不太固定。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一本书很好，所以找几个人一起读；有时候是因为做某个研究需要打个共同的知识基础，所以课题组一起读；还有的时候是课程内容的延伸，教学时间毕竟有限，需要延伸和拓展阅读。前几年，应邀每年做一次研究方法的工作坊在线直播，每次是3个整天，6个半天，一个半天是3小时。其中有半天的课程，考虑到我怎么苦口婆心讲，学员们也不见得明白，我决定还是把他们带到原始著作的论述中去，于是我做了半天时间的文献导读，效果出奇得好。等到工作坊结束，应不少学员的诉求，我又制作了7本质性研究方法经典研究著作的导读视频，学员们还是觉得不尽兴，又要求专门开设答疑课。于是在导读课结束半年后，又搞了一个微信群的读书直播答疑课，每次答疑结束后，还有专人负责整理文字记录，发给隐身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读书人。但，当读书变成一种知识付费，变成一种课程，就再也找不回那种纯粹的心智快乐了。

五年前我去埃及的孔子学院工作，面对比中国还古老的人类文明和地处亚非欧交接之处的繁盛活跃的国际化，深感世界观就这样被改变了，如果再囿于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断不可能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明白一些。本来接受这份工作，其中一个起因就是因为之前一年已经在质性研究方法课的讲授中，每次讲到“如何做观察”时就内心发虚，讲得看似明白，实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更高的属性或范式存在，而我并没有吃透。当时就自己搜罗一些“图像理论”在看，法国学者德布雷所著的《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一书，令我大开眼界，书中提到西方世界图像的起源在埃及，要弄明白人类怎么用视觉去捕捉这个世界的信息，并转化为可解释的文本，非得从埃及的雕塑和绘画入手了解不可。鬼使神差，就降临了这么一个邀请，所以我思考了5分钟，就答应了，半年后，奔赴埃及而去。然而，在行万里路之前，没有读几卷书，这路也算是白走了，因为看了那么多的雕像、神庙、方尖碑、木乃伊，还是不明白，也记不住。器物层面的东西就静静地摆在那里，可它们在诉说和昭示着什么呢？沿着德布雷的书，我找到了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和米歇尔、康定斯基等一堆人关于图像的书，直到觉得可以重新备出一堂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如何搜集和分析视觉资料”的课来，才算不是口是心非了。

贡布里希经典之作《艺术的故事》，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充满图像符号的埃及建筑。

在埃及的日子里，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都要经过荷枪实弹的士兵坐岗处（并不是像中国的武警都笔直地站着，他们都是坐着的）和警察岗亭，虽然起初有些怪异的感受，但很快就习惯了。但他们在防守什么呢？这与我在北京的感受完全对接不上，总是处在一种莫名的奇怪的状态中。世界的大势是如何形成的？此时抛开对中国一己的关注，以地球人或人类的一份子来关心世界的流动和格局，才能走出自己的“洞穴”，反身性地思考其实距离自己并不遥远的事情。北大一位孔院同行推荐的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四卷本就这样能够沉浸地看下去了。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我永远记不住姓名的外国学者写的“全球史”、“海洋与文明”、“音乐的政治经济学”、“音乐教育与社会公正”等等方面的书籍都是顺藤摸瓜得来，都逐一慢看，总算是稍稍明白了一些，也不枉远赴埃及，吃了那么多苦头。这些书指引了我有信心做“新中国高等教育场域的建构”的档案研究，面对资料的复杂和缺失，不再那么惶恐。

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全面展现了从1789年至1991年的世界历史，此版本为2017年中信出版社出版。

正是受惠于这么多同辈中人的推荐、引领和相伴，读书的经历渐渐变成了一种自我的修养，这对我这个从小就对读书无甚向往的人来说，无异于脱胎换骨。每一个身边的人乍一眼看上去并无特别，但那每一颗脑袋里装着的是令人着迷的智慧和思想。从这么多人的读书中得益，有时候会庆幸自己生而为人，能识字，能看书，能感受这个通过书而展现出的漫长的来龙去脉的世界，也许就死而无憾了。

以此记录、怀念和感谢我辈曾一起读书的人，和那些一起读书的时光。

林小英

定稿于2020年7月20日

本文被收入陈洪捷、李春萍主编：《学术之道——北京大学教育学科4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林小英 著

中国50%以上的学生在全国2000多个县接受教育，县中应该采用精英教育，还是普惠式教育的模式?

解决县域教育难题，应加大对口扶贫还是强化自我造血功能?

县中的孩子是只争朝夕、拼命学习模式的牺牲品吗?

县中能走出优质生源与师资流失的困局重新振兴吗？

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 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