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为《楚辞大典》的出版喝彩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楚辞大典》出版在即，作为丛书主编之一，我有必要交待一下编纂这套丛书的相关问题。

01

《楚辞大典》的编纂缘起

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一直生活在我的想象中。直到公元2000年，我第一次到汨罗凭吊屈原，才感到他的真实存在。此后，我有机会从重庆到奉节（夔州），再到宜昌，穿过三峡，从大山深处到丘陵，最终来到江汉平原，理解了夷陵得名的由来，也理解了宜昌作为川鄂咽喉、三峡门户的战略要冲的意义，更理解了楚文化的要义。站在这片热土上，我仿佛看到楚王问鼎天下的雄心，吴蜀夷陵之战的惨烈，乃至现代宜昌石牌保卫战的悲壮，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这时，距我第一次凭吊屈原，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

那是2021年10月，宜昌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来到文学所商谈建立屈原文化研究院事宜。对这项工作，我们高度重视，建议把宜昌打造成《楚辞》学术研究中心，汇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所有不同版本的《楚辞》作品，影印、整理、研究，并将其数字化、普及化，激活传统文化，做好大众传播，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让屈原文化精神深入人心。我们很快就达成共识，在宜昌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在年底举行了屈原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我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很荣幸地兼任了屈原文化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并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

2022年2月22日，是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九周年的日子，宜昌市委宣传部周正英部长来京商谈屈原文化研究院的具体工作，包括在7月举办“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2022宜昌秭归·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九届年会”等系列活动，推动屈原文化研究院的工作。回去后，他们积极准备资料，并在2022年4月6日印发了《宜昌市传承与弘扬屈原文化实施方案（2022—2025）》，实施屈原文化的遗产保护、研究阐释、传承创新、精品创作、交流传播、价值转化等“六大工程”，卓有成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如期在宜昌举行，我代表主办方之一在大会上作了《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主旨演讲。与会代表还参加了屈原公园的开工仪式。

2023年2月23日， 文学研究所成立七十周年刚过去一天的日子，宜昌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再次专程来到文学所，商讨屈原文化研究课题立项、《楚辞》文献编纂以及在六月举办学术端午论坛和学术委员会等事宜。“2023年中国·宜昌屈原故里端午论坛曁屈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年会”在端午节那天开幕，我在大会上作了《屈原文化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意义》的总结发言。会议期间，屈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第一批重点研究项目。湖北省宜昌市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三方代表在宜昌召开会议，就《楚辞大典》编纂事宜达成协议。

摆在读者面前的《楚辞大典》第一辑，就是上述成果之一。

02

《楚辞大典》的编纂依据

《楚辞大典》主要收录屈原的作品以及历代注释、考辨与研究等相关论著，内容极其丰富。

我们知道，屈原死后，楚地有宋玉、唐勒等人祖述其词。“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受到公卿大臣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那年他二十四岁。他从长安到长沙，在汨罗江畔，他想起了屈原，写下《吊屈原赋》。这是屈原的名字第一次见诸文献记载。

那么，《楚辞》在此前的流传情况是怎样的呢？从双古堆一号墓（公元前165年封墓）出土的残简中，有部分语句与今天看到的《楚辞》略有吻合。子弹库楚墓（今湖南省长沙市，约公元前300年前后）和马王堆汉墓（也是长沙市，约公元前168年）出土的帛书和漆画，以及清华简《五纪》，我们可以看出与楚地神话体系的关联，可惜迄今没有在出土文献中发现与《楚辞》相对应的完整诗篇。

又过了五十年，年轻的司马迁（公元前145或135—前86年？）“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为此而撰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表达了对屈原“与日月争光” 的崇高敬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末“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2503页）并在传记里征引了《渔父》《怀沙》。这说明，当时司马迁曾见到经过整理的《楚辞》。这个本子很可能出自刘安之手。

今天流传的《楚辞》，过去的研究者多以为是刘向所编。事实恐非尽然。西汉前期，吴王刘濞等人召集枚乘、邹阳、庄忌、庄助、朱买臣等人在江南诵读、模仿。武帝时刘安为淮南王，而淮南国都寿春，是楚国最后一个文化中心。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其中应包括解读《楚辞》。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即汉高祖刘邦之孙，武帝叔父。袭父封为淮南王。

《离骚傳》，颜师古注：“傳谓解说之，若毛诗傳。”这里有一个关键字，是“傳” 还 是“傅”，字形上的差别就在一个点上。按照颜师古注，他所见的本子是“傳”字，就是我们今天简化的“传”字，这是汉代的一种著书方式，如《毛诗传》。刘安为《离骚》作传，就是为《离骚》作注。如果是“傳”，则可以通假为“赋”字。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傳”与“赋”通，江苏连云港东海汉墓出土的《神乌傅》是一篇小赋，按照今天的写法，应当写作《神乌赋》。由此证明王念孙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据此而推，刘安的《离骚傳》，也可以看作《离骚赋》。倘若如此，《离骚傳》是一篇创作，而不是注释。甚至，有学者认为，“从作品内容看，我们可以判定武帝建元二年十月淮南王安所作《离骚赋》，即是我们在《楚辞》中所见的《离骚》。”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读〈离骚〉》则认为《离骚》是一个多层次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表演和重演中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适应屈原的传说。最终，刘安在淮南的宫廷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书面版本；这个版本随后被呈献给汉武帝（ 公元 前141—87年）和长安的宫廷，并被存放在长安的宫中。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刘安对《楚辞》非常熟悉，且组织参与编订工作。这应当是《楚辞》的第一个整理本，司马迁所见应当就是这个本子。

汉宣帝刘询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宣帝征能为《楚辞》者，王褒、刘向、张子侨等人进献赋颂。刘向很可能在这时受宣帝之命，根据宫廷所藏淮南王刘安所编楚辞作品集，增补《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等作品，而成十六卷本《楚辞》。这是我们今天所见最早的《楚辞》。七卷是屈原的作品，另外九卷是其他的作品，包括：《九辩》、《招魂》（王逸注：宋玉所作）、《大招》、《惜逝》（王逸注：疑不能明）、《招隐士》（王逸注：淮南小山所作）、《七谏》（王逸注：东方朔所作）、《哀时命》（王逸注：严忌所作）、《九怀》（王逸注：王褒所作）、《九叹》（王逸注：刘向所作）。

东汉初年，班固根据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编《汉书·艺文志》，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诗赋略”把辞 赋 分 作 四 类， 即“ 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和“杂赋”。“陆贾赋”著录的均为汉人作品，且多散佚；“杂赋”一类中可能包括一些古代民间作品和关于某些应用技术的口诀，亦多散佚。保存至今的只有“屈原赋”和“荀卿赋”二类。

现存“荀卿赋”两种，一是《荀子·赋篇》所载五篇，基本上都是四言句式，较多散句，与汉代的辞赋，还有近年出土的《神乌傳（赋）》及后来曹植的《鹞雀赋》等相近。二是《荀子》中还有《成相》一篇。这“相”字，据近代学者说是一种鼓乐，“成相”即敲打相和歌唱，这本是当时民间一种劳动时唱的民歌形式。《成相》篇中分为许多小段，每段基本上为一首短歌，其句式一般为三、三、七、四、七，如：“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这种民歌形式当时颇为流行，如近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篇《为吏之道》，其中有几段也使用这种句式，说明此体在当时颇流行。这种句式对后来三言诗、七言诗及杂言诗的成熟，有一定的作用。这类作品与屈原、宋玉的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为后来的“俗赋”一体开了先河，所以刘向、班固别立“孙卿赋”一家。

“屈原赋”收录二十家，其中屈原赋二十五篇，与王逸所见篇数相同。这部分作品多具有楚歌特色，所以刘向整理成《楚辞》，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东汉时的王逸（湖北宜城人）对此书作注，编为《楚辞章句》，又加进自己所作的《九思》，而成十七卷本，流传至今。根据王逸的注，屈原二十五篇包括：《离骚》、《天问》、《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等。《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天问》三百五十余句，一千五百多字，全部采用问句体写成。《九歌》的写作同楚国的巫风有密切的关系。《九章》是刘向编辑《楚辞》时，将诗人屈原作品中内容、形式大致相似的九篇作品编为组诗，并冠以《九章》之名。《远游》，过去很少有人质疑屈原的著作权。作品中有“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等文字，近代以来，有人怀疑不是屈原的作品。其实，这恰恰表现了楚地风格，也表现了屈原思想的复杂性。《卜居》《渔父》两篇，多数学者认为是屈原的作品，近代以来，也有学者认为不是屈原的作品。因其用韵是先秦古韵，可能是屈原的学生宋玉、唐勒、景差等所作。

《楚辞》结集后，历代研究成果异常丰富。通过古籍普查系统的摸底排查及对已有民国文献数据库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古代乃至民国期间与《楚辞》研究相关的著述约有千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有关《楚辞》注释与研究方面的论著，更如雨后春笋，源源不断。比较重要的有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周建忠《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1年），潘啸龙、毛庆《楚辞著作提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尹锡康、周发祥《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伟《历代散见楚辞资料辑录》（中华书局，2020年）等，这些多是《楚辞》目录学著作。

《楚辞》文献集成性质的著作，业已出版多种，广陵书社2008年出版的吴平主编《楚辞文献集成》全三十册，以类汇篇，同类作品基本按问世先后顺序排列，大致分为注释类、音义类、评论类、考证、图谱、札记等六类，收录150余种相关著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全八十册，也按类编排，分“章句”“补注”“《文选》楚辞”、“白文”、“集注”和“楚辞研究文献”等六类，收录文献二百余种，是目前《楚辞》收录最全、使用底本较精的大型丛书。

《楚辞大典》即以《楚辞文献丛刊》为基础，增补了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等馆藏文献；《楚辞文献丛刊》因种种限制未能及时搜集、收录的日本文献等也进行了增补。每种文献都有专家撰写的提要，供读者参考。此外，我们还将以《楚辞大典》为基础，做好后续工作。

一是选择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宋嘉定六年章贡郡斋本《楚辞集注》、明正德刻本《楚辞章句》、宋刻本《离骚集传》、宋庆元六年刻本《离骚草木疏》等宋、明两代孤罕珍善的《楚辞》文献，高精仿真彩印，制作成高档的《楚辞》文献礼品书，限量编号出版。这类图书依照原貌仿真制作，既可最大限度抢救文献信息、保存文献神韵，又可用于文化交流馈赠，更好地传播《楚辞》和屈原文化。

二是在做好《楚辞大典》编纂出版工作的同时，我们计划以全部《楚辞》文献为整理目标，建设“楚辞文献资源库”，将不同种类、不同版本的《楚辞》文献，包括《楚辞大典》的全部文献及其他未收入《楚辞大典》的不同版本的《楚辞》文献，还有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的《楚辞》讲义、民国时期的全部《楚辞》专著和各期刊、报纸上有关《楚辞》的各论文等近千种文献，应收尽收。通过对《楚辞》文献数字化的整理，发挥数字文献的优势，在保护历史文献的同时，更便于研究利用、传承传播屈原文化。

03

《楚辞大典》的当代价值

在中国的历史上，无数像屈原那样的仁人志士以其家国情怀、思想智慧、精神品格、功业成就等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突出特性，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屈原的家国情怀

最早记述屈原生平事迹的材料，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说，屈姓为“楚之同姓”（《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2481页），是楚国大姓。屈原一出生，就与楚国的历史紧密相连，家国一体，荣辱与共。这种家国情怀，以修身自律为起点，以经世济民为目标，以天下太平为理想。修齐治平，修身是第一位的。个人修养的好坏，关系家族的荣耀，关系国家的盛衰，更关系天下兴亡。

屈原身为三闾大夫，其中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负责教育宗族子弟。他“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辞补注》卷一《离骚》，第 9页），不辞辛苦地教导那些贵族子弟：“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作为一个爱国家、爱人民的诗人，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所有的痛苦，都不曾改变他对祖国与人民深沉的眷恋，也不曾改变他对理想与正义的坚持。

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一生都是在为国家和人民请愿，他常常天真地幻想着人民的幸福和楚国的强大，并且为此身先士卒，义无反顾。他唯一担心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楚辞补注》卷一《离骚》，第12页）故在《离骚》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了自己的追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楚辞补注》卷一，第6页）当国家面临强敌入侵时 , 很多人都在为自己寻找退路，屈原却正道直行 , 冒死进谏，即使被国君误解 , 奸人谗言陷害遭罢官流放 , 也坚持初衷不改、无私无畏、正气凛然。

屈原毕生为理想而奋斗的毅志，为祖国而献身的精神，为苍生而呐喊的气魄，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每到端午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总是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划龙舟，吃粽子，缅怀屈原。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第二个诗人能像屈原那样被人民广泛纪念，不曾中断。

屈原的文学贡献

《楚辞》作为一部文学经典，经过汉代文人的模仿，统治者的提倡，东汉时期就被王逸称作“《离骚经》”。《汉书·艺文志》论赋的源流，将“屈原赋之属”列为“诗赋略”四类之一。魏晋以后，在目录学上，《楚辞》作为独立的部类，与总集、别集并列，《楚辞》的文学史地位由此确定下来。可以说，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继《诗经》之后出现的又一座高峰。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详细描述了他眼中屈原赋的特质，除了其依经立义的正统观念外，他还对屈原赋的美学特征有所总结，用诡异、谲怪、狷狭、荒淫、夸诞、朗丽、绮靡、瑰诡、耀艳、放言、独往等词汇，形容屈原的思想方法与创作特色。这些美学风格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颇有不同。儒家秉持中庸思想，道家崇尚自然，屈原的思想，在充分吸收儒、道两家精髓之外，还有一种原发于人性的极致之美。这种诡异、绚烂和孤绝独往的精神，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而非古典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世界遥相呼应，显示了悠远的穿透力。刘勰说屈原的作品“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确非虚言。而今，我们有“问天”实验舱遨游苍穹，实现了古与今、文学与科技的完美对接，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屈原致敬的重要仪式。

司马迁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 8 册，第2482页）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屈原是一个失败者，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诗人，他在理想的天国获得永生。屈原及其辞赋，深沉、博大、壮美、幽邃，展示出其对崇高理想的憧憬，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对浪漫情怀的追求，无不代表着中国人的高尚情感、美好心灵和不屈的抗争精神。屈原的这种精神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得到传承，得到发扬，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整个民族，早已铭刻在华夏民族的丰碑上，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中。每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华夏子孙，无论生在何时，身在何处，都会为像屈原这样的人物所感动，乃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屈原也是中国的脊梁。

不仅如此，以屈原为代表的这种文化精神，与当今人类的共同命运，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说屈原与世界的关联，不仅是指屈原的作品跨越重洋，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为异国他乡的人们带去一份生命的关怀，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屈原和他的作品，与世界文明的发展、人类崇高的追求，有着深度的契合。屈原在《九歌》中记录神祇与百姓的乐舞，在《天问》中穷极宇宙与人生的奥秘，在《离骚》中探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不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叩问，具有永恒的哲学价值。可以说，屈原及其作品是民族精神的写照，屈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留给我们的财富，属于全体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编纂《楚辞大典》，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系统汇集整理《楚辞》研究文献，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举措，更是为我们民族在走向伟大复兴征程中，积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为此，我们要为《楚辞大典》的出版喝彩。

（本文转自《藏书报》，此文为《楚辞大典》序言，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文章来源：藏书报

编辑 | 杨洋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