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杀害儿子被人痛斥,为啥北魏冯太后杀死献文帝拓跋弘没被人指责?有两个原因:
第一,冯太后并不是拓跋弘的亲妈;
第二,冯太后杀死拓跋弘,并不仅仅是为了报情人被杀之仇,而是有着政治目的;而且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冯太后是对的。
在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下,冯太后是一个BUG。
这一制度的意思是:当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亲生母亲必须被赐死。这一看似残忍的政策由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推行,其初衷是为了扼杀母后、舅族对政务的过度干涉们,可以理解为杜绝外戚专权。
当然,这一制度并不是拓跋珪的发明,而是源自汉武帝刘彻。当初在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储君后,汉武帝吸取当初吕后掌权的教训,鉴于“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于是痛下杀手,处死了刘弗陵的生母、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
因此,在这一制度下,北魏的皇太后肯定不是皇帝的亲生母亲。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母后干政现象,毕竟如果某位皇太后足够强势、有手段,就算皇帝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能被她拿捏得服服帖帖,比如本文主角冯太后。
冯太后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皇室后裔,汉人。公元432年北燕宫廷内乱,广平公冯朗向北魏投降,被任命为秦、雍二州刺史,封爵西城郡公。公元441年,冯朗的妻子王氏生下一女,这就是日后的冯太后(这里我们先称她为“冯氏”)。
后来冯朗犯事被太武帝拓跋焘诛杀,年幼的冯氏被没入宫中。好在宫里的左昭仪正是她的姑姑,在亲人的抚养、照顾下,冯氏虽身在后宫,也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公元452,拓跋濬即位,是为文成帝,不久后冯氏被选为贵人。到了公元456年,她被正式册立为皇后。
就在冯氏成为冯皇后的同一年,两岁的拓跋弘也被立为皇太子,按照规矩,其生母李贵人被赐死,冯皇后便担起了养育年幼太子的责任。在她的教育下,本就聪明的拓跋弘越发“仁孝纯真、礼敬师友”,成长为一名“聪睿夙成、兼资雄断”的储君。
这段时间的冯皇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记载,直到拓跋濬离世后,她才逐渐体现出一代女主的风采。
公元465年拓跋濬病逝、年仅25岁,不到12岁的拓跋弘即位(即献文帝),冯皇后升格为冯太后。
由于皇帝年少,当时的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借机掌控了朝廷大权。此人心怀不轨,为了排除异己、独断专行,他先后假传圣旨,找借口诛杀了杨保年、贾爱仁、张天度等一众重臣。后来,他又连续杀害了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以及宗室顺阳公拓跋郁,逐渐扫清了政敌。随后,他逼迫献文帝封自己为太尉、录尚书事,掌握了军权。
不久后,他更进一步成为了丞相、太原王,凌驾于其他诸王之上,大权独揽,颇有一番当初曹操的架势。
但乙浑并没有曹操那样的智慧,仗着大权在握,肆意凌辱朝臣、诛杀异己,朝廷内外敢怒不敢言。对此,冯太后忍气吞声,一边虚与委蛇,一边暗中进行着准备。
公元466年,冯太后“密定大策”,经过一番严密策划后突然出手,联合侍中拓跋丕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杀乙浑。随后她临朝称制,使日渐动荡的政局回归平稳。
下一年,皇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亲自抚养,其后把政务还给了献文帝。
虽然名为太后,但此时的她年纪大概只有26岁。年纪轻轻,独守空闺,加上拓跋政权出身游牧民族,北魏宫廷仍保留着一些豪放风气,冯太后在私生活方面不太检点,宿卫监李奕就是她的男宠。年轻的献文帝对此也颇有耳闻,脸上很挂不住。
公元470年,相州刺史李(xi)被人告发贪污受贿,他的好友、时任南部尚书李敷竭力替其掩饰;巧的是,李奕正是李敷的亲弟弟。
献文帝得知此事,立即派人把李押到平城。经调查审理,李贪赃枉法证据确凿,按律当斩。
但献文帝另有目的,他派人前去暗示李:“只要你愿意当污点证人、出面揭发李敷兄弟俩的坏事,就能逃过一死”。
惜命的李见利忘义,稍加思索就背叛了自己的好友。几天后,献文帝亲自审问时,他告发了李敷兄弟的三十条罪状,诸如如纳贿贪污、买卖官爵、私纳宫女等等,其中有很多纯属捕风捉影。
就这样,李敷、李奕兄弟被问斩。而出卖朋友的李则逃过一劫,不久后甚至飞黄腾达,被任命为太仓尚书、兼管南部事务,几乎接替了好朋友李敷的职务。
这等于是赤裸裸的扇了冯太后一耳光,眼见献文帝年仅16岁能敢让自己难堪,她不禁心生警惕,从此不再深居后宫,而是处处插手朝政,利用自己的名望、势力向献文帝施加压力,俩人矛盾日渐凸显。
历任北魏皇帝都有过人之处,献文帝拓跋弘也不例外,《魏书》称他“聪睿夙成,兼资能断......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年纪轻轻就有一代英主风范。但他有个不太适合帝王的爱好:喜好黄老之术、浮屠之学,也就是崇尚道、佛教。他经常跟一些文人、僧人大谈玄理,给朝野造成了淡泊名利、厌倦国政的形象。
而冯太后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她以家国事重为由,逼迫“早有厌世之心”的献文帝退位让贤,担任没有实权的太上皇。
献文帝虽然天资聪慧,但在老到的冯太后面前,无论是名望、势力都远远不如,在日益剧增的压力下,他不得已答应退位,但提了个条件:要让自己的叔父拓跋子推接任帝位。
献文帝这是耍了个心眼,毕竟他知道,自己年仅5岁的儿子拓跋宏是由太后一手抚养的,祖孙之情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父子之情,如果传位给儿子,也就等于把权力让给了冯太后。而京兆王拓跋子推,一来跟自己亲近;二来年纪大,跟冯太后是同辈;三来历任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等要职,名望高、功劳大、阅历丰富。三大优势叠加,加上自己的帮助,加以时日,必定能对冯太后的势力形成有效钳制。
但冯太后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立即召回了身在漠南的太尉源贺。
源贺是北魏老臣,之前历经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濬等三位君主,期间屡立战功,拜将封爵;公元452年,太武帝拓跋焘被弑杀后,源贺积极参与诛杀宗爱、迎立拓跋濬的行动,因功被封为西平郡王。
而此时的源贺,正以太尉的身份在漠南统帅北魏大军对抗柔然的侵扰。得到朝廷的征召后,他立即飞驰回到平城。当献文帝让群臣讨论禅位给拓跋子推这一方案时,一众大臣纷纷出声反对,源贺更是“正色固执不可”。(至于原因,不难理解)
军队元老坚决不同意,献文帝只好作罢。公元471年8月,他颁布诏书,传位于皇太子拓跋宏,自己则以“太上皇帝”的名号搬往简陋的崇光宫。
但此后他仍在主导国事。比如在公元472年2月,他御驾亲征、率领诸将击退柔然的进攻;11月,他更是带队远征,一直杀到漠南,逼退柔然数千里,颇有祖上的风范。
此外,他还以太上皇帝的名义颁布诏令,对经济、政治、制度等事务进行管理,比如督促工商务农,保护农业生产;整顿吏治、提拔贤才、严惩贪官;要求各级官员按律判案、用刑严谨等等。
这显然跟当初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一样:身为太上皇,却对权力念念不忘,因此他的结果也不会太好。
眼见献文帝这种做派,冯太后不禁心生忧虑:如果任其这么积极的参与朝政,日后翅膀硬了,必定会首先对自己不利。
于是,在公元476年7月,献文帝拓跋弘突然驾崩年仅23岁。对于这一离奇事件,《魏书》称:“时言太后为之也。”
本着“谁获利最大、谁最有嫌疑”的原则,冯太后确实是最大嫌疑人。献文帝驾崩后,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十几年间,她着手推进了一系列促使北魏政权封建化的改革;同时,她还加强了对年幼拓跋宏的教育,把自己的治国思想完整传授给这位孙子。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拓跋宏正式亲政后,着手推进历史上少见的全面汉化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孝文帝改革”,经过冯太后、孝文帝的努力,北魏彻底由一个带有游牧色彩的政权进化为中原封建帝国。
正是由于这一层原因,冯太后虽然养男宠、杀皇帝,但几乎见不到后世对她的指责。毕竟相对于私德而言,她对南北朝历史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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