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端王朱宣圻：在位长达半个世纪，曾主动辞禄，为何又请求恢复

万历四年（1576年）十二月，蜀王朱宣圻上疏为本府宗室请封请婚。不成想本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奏请，却引发了轩然大波。礼部在审核时发现加盖在奏疏上的蜀王之宝，本当骑缝，结果全都盖在了正面，无法起到预防文件被篡改的作用，有违制式。

明代奏疏

负有监察职责的礼科给事中李戴等如同闻到了血腥的鲨鱼，瞬间扑咬上去，表示“此事关系名分，非寻常差讹者”，要求对王府经手人治罪。礼部据此提议对蜀藩左长史龚有成、右长史李一阳，及典宝正张启蒙进行审问，同时敕令各王府今后“务恪遵成规按、季类”，但凡出现有违制式，或短时间内接二连三奏请者，一概立案治罪。明神宗深以为然。

“上曰：‘龚有成等巡按御史提问。类奏愆期，多系各王府及奏事人指勒各宗。若概行立案，则诸宗或以无罪见格，而各奸反得益肆诓勒，宜更斟酌。余从所拟。’”（《明神宗实录》）

朱宣圻这位倒霉催的被朝廷当了骇猴之鸡的蜀王，生平表现如何，身上又有那些精彩故事呢？

忠心报国的贤王

朱宣圻（音qí、yín），生年不详，为蜀康王朱承爚（音yuè）的庶长子，生母林氏。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初七，蜀康王薨逝，终年37岁。此时朱宣圻尚未获得封爵，因父王没有嫡子，当年七月他被册封为蜀世子，敕命管理府事。由此观之，当生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前后。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月，以丰城侯李儒、尚宝司司丞李先芳为正副使，持节赴四川册封蜀世子朱宣圻为蜀王。隆庆二年（1468年）四月，册封四川成都左卫应袭史书之女史氏为蜀王妃。

朱宣圻在位时间横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处于大明由中期走向后期的十字路口，社会矛盾愈发突出。他一如历代蜀王，在朝廷困难之时，会挺身而出做出应有的表率。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夏，三大殿再次发生火灾，除三大殿外，大火还沿着三大殿东西两廊一直烧到午门外，外朝部分几乎被烧成白地。

这场大火让紫禁城损失惨重，为尽快将代表着国家颜面的三大殿重新建立起来，明世宗可谓是煞费苦心，不但命户、兵、工三部集资白银三十万两，派御史到各地催要历年拖欠的工料钱，还下令动用存储于地方的罚没款和和空额余薪。如此尤嫌不足，直接命人到南北两京的各类物资仓库中翻箱倒柜，但凡有合适的都拿来使用。如此这般，历时五年才让三大殿重现于世。明世宗认为三大殿的旧有名称不太吉利，才会多次被回禄光临，故御笔将三大殿更名为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

太和殿：原皇极殿/奉天殿

在此期间藩王也多有捐献助工，朱宣圻便是其中之一。他共捐献过两次，第一次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五月，当时还是蜀世子的他进献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第二次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进献黄金二百两、白银五千两。明世宗有感于他的忠悃，赐以金币，并降敕褒奖。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紫禁城又一次命犯祝融，这次大火发生于内廷，乾清、坤宁二宫被烧毁。为重建二宫，明神宗于当年六月派出矿监税使，前往各地采矿收税，筹措银两。“进献助工”的热潮再次兴起。蜀王朱宣圻一次性进献白银六千两，收获皇帝的御笔答谢。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起家于下缅甸的东吁王朝灭亡位于缅甸北部、由掸族建立的阿瓦王朝，与明朝正式接壤。莽应龙时代，完成一统缅甸的东吁王朝开始觊觎云南外边区的三宣六慰。明缅战争就此爆发，孟养宣慰司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点。

万历十七年（1589年），孟养土司思威去世，明朝任命其子思远为孟养宣慰使。缅军乘孟养发生权力交接之机，于次年发兵攻打。思远不敌，逃入盏达（今云南盈江县境内）。缅军乘胜追击，又攻破孟密等地，兵锋直指麓川故地陇川，才被击退。

鉴于缅甸频频入侵，朝廷启用“先年破缅有功，谙熟夷情”邓子龙（注：就是那位万历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才遏制住了缅甸的嚣张气焰，其后云南巡抚陈用宾腾越州西北至西南边界筑八关二堡二十四屯，以为屏障。

此时，张居正去世不过十年，可原本充盈的府库已经被败的差不多，朝廷连军费都难以保障。为此，朱宣圻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月捐献白银一千两助充军需，获得明神宗赐敕嘉奖。

抗倭名将、民族英雄邓子龙像

鉴于蜀王屡屡捐禄助工、助饷，有功于朝廷，明神宗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二月下令，在蜀王府正面段李梦外建“忠贤懋著”坊，进行奖谕，以为天下宗室楷模。

“丁酉……蜀王宣圻累捐禄助饷。命于蜀府端礼门外建坊，御赐‘忠贤懋著’四字。”（《明神宗实录》）

明代宗藩制度肇始于《皇明祖训》，成书于弘治十年（1497年）的《大明会典》对部分祖训未载的内容进行了增补。可正所谓时移世易，弘治朝到万历朝已过去百年，会典所载的制度在某些方面已经不适应新形势。

有鉴于此，朱宣圻于万历元年（1583年）四月，连上二疏，奏请更定藩礼，并对庆贺筵宴、出入承运门等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封奏疏被礼部以“宜仍旧制，毋为纷更滋扰”否决。接到第二封奏疏，才正视起相关问题，部分采纳了蜀王的意见，完了还高傲的要求蜀王不得为此再“越礼渎扰”。

“辛酉……礼部覆蜀王宣圻奏：‘凡王国庆贺筵宴，礼仪具载《祖训》、《会典》。今蜀王具奏至再，合行各衙门遵炤本部先次题奉钦依，悉加遵守。其出入承运门一节，《会典》查无开载，既经蜀王奏系相传定制，相应一体遵守。其非《会典》所载，及虽系旧规而于典制无当者，该府不得越礼渎扰。’制曰：‘可！’”（《明神宗实录》）

为生母奏请继妃引发的后续风波

捐禄助工、助饷为朝廷排忧解难，就相关制度提出自己意见的同时，朱宣圻也延续着历代蜀王交好皇帝的传统。

比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四月，遣使进献川扇，得赐白银三百两、文绮衣三袭；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二月，进献川扇，得赐白银一百两、大红罗衣一袭御笔回信一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进献川扇，依常例回赐之外，又加赐白银一百两、大红罗常服一袭；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三月，遣使进扇，得赐白银四百五十两；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蜀王进贡，因内库已被消耗一空，由太仆寺出银赐予。

基于历代蜀王的贤名，及朱宣圻本人博得的好感，明神宗将本当由巡抚、巡按的地方官执掌的王府护卫及仪卫司将官考核权，下放给了蜀王本人。当其他藩王奏请一视同仁时，也只是要求蜀王对王府军校“严加约束，毋致放纵”，并没有收回这一特权。

“（万历三十年八月）癸巳……代王鼐钧乞免考察护卫官。兵部覆：‘各护卫仪卫司等官，近科臣请仍旧例，抚按考察。但各官职护藩封，不亲民事，该府自可约束。蜀王等府官既奉旨免考察，代府事体实与相同，但须谕王严加约束，不得以私恩庇护。’诏览王奏准照，例免各官考察。”（《明神宗实录》）

明会府遗址：蜀王府遗存

当然历代蜀王着力塑造贤王形象，努力经营与皇帝的良好关系，给朱宣圻带来的最大好处落在了给生母请妃号上。

关于藩王后宫等级，此前已经说过，可分为正妃、次妃、夫人和宫人四级。明初，藩王权力处于鼎盛期，可对其后宫的册封卡的很严，庶子袭封亲王，其生母才可以获得夫人封号，甚至某些庶出亲王其生母终生都只是宫人，比如沈康王朱佶焞（音tūn）之母。进入明中期以后藩王实权几乎被削夺殆尽，估计是处于补偿，对亲王后宫的封号开始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宫人生育的子嗣获得封爵，便可以晋封亲王夫人，至于次妃这个在洪武朝约等于平妻的封号，则成为庶出亲王之母可以肖想的称号，前提是先王正妃已经去世。及至明中后期，次妃几乎已经成为庶出亲王之母的标配。

可对于同为正妃的继妃封号，朝廷依然把控的很严，不会轻易授人。宫人获得继妃封号的有，但为数极少，且绝大多数是在正妃去世，自己的子嗣成为当然继承人，才由夫君奏请所得。阿越印象中唯一的特例是秦惠王继妃嵇氏，有别出庶长子朱诚泳在世的前提下，秦王屡屡为嵇氏请封，朝廷不胜其扰，以“敕封”的方式给了个继妃名头逗他玩。由儿子代为奏请的几乎没有，直到朱宣圻这里。

嘉靖四十年（1560年）闰五月，在朱宣圻的奏请下，朝廷加封林氏为蜀康王次妃，这属于惯例，平平无奇。结果三年后的嘉靖四十三年四月，朝廷又异峰突起的再次加封林氏为蜀康王继妃。

“辛丑，改封蜀王宣圻生母次妃林氏为蜀王继妃。从王请也。”（《明世宗实录》）

亲王妃冠服

代父奏请册封继妃，还成功了，这属于莫大的恩典。这等好事从来不会缺少模仿者，毕竟只是个有枣没枣打商安的事，万一成了呢。出自宪宗系的衡藩就是其中之一。

万历三年（1575年），衡庄王朱厚燆的庶次子朱载圭袭封衡王。次年，在他的奏请下朝廷追封其母王氏为衡庄王继妃。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举动，竟引发了衡藩的夺嫡之争。

万历七年（1579年）衡王朱载圭去世，因无嗣大宗世系发生转移。其胞弟宁阳王朱载垿对衡王之位很是眼热，可惜上头还有个三哥武定王朱载封，为能越次袭封，故意隐匿嫡母于氏的信息，自称嫡子，按照“有嫡立嫡”的继承原则，一旦他的嫡子身份坐实，衡王宝座自然是他的。

可有玉牒在，这等事情如何能以假乱真。礼部在查证过程中发现，衡藩夺嫡事件皆由，庶出亲王生母被加封为继妃而起。为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件，提出庶出亲王代父奏请封继妃，定为永制。期间，作为始作俑者的朱宣圻也被提溜出来，稍稍批判了一番。

“甲寅……礼部奏题：‘昨奉明旨亲王之妾应否封为继妃。臣等看得亲王庶子受封，其母止封为夫人，此旧例也。其后始议亲王袭封而嫡母不存，其生母应封夫人者，准封次妃。又其后，缘蜀王宣圻之请，其生母应封次妃者加封为继妃。夫继者，绝而复续之谓也。今制，正妃故而遵例继选者，乃谓之继妃。以所生母而称之曰继，岂所谓名正言顺乎？此衡府宁阳王之拟嫡挤兄争端所由起也。今后亲王生母，止照正德年间例，许进封次妃，不得仍前滥请继妃封号，乞永为定制。’上是其议。”（《明神宗实录》）

为何奏请恢复所辞岁禄

众所周知，明太祖属于宠子狂魔，对宗室极其优待。洪武九年（1376年）二月，眼瞅着几个年长的子嗣即将之国，正式降旨额定诸王、公主的岁禄，此时明朝宗室不足三十人（十二个皇子、十名公主、二个孙子、一个侄孙、两个堂侄女），因此对宗室很是大方，亲王岁禄高达五万石，连亲王世子都有六千石岁禄。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皇明祖训》正式成书，其时宗室宗室人数已经过百，明太祖发现苗头不对，故借此调低宗室岁禄，亲王岁禄降为一万石，世子的岁禄被取消。

明太祖剧照

蜀献王朱椿虽然于洪武二十三年之国，可老爹表示“四川粮饷供给云南，民甚艰苦”，被停禄五年。等岁禄恢复时，恰好赶上朝廷更定岁禄，所以他自始至终没有领受过五万石的岁禄，不过他与晋、燕、楚等藩享受了同等待遇，实领一万石本色，比之代王朱桂等兄弟要幸福得多。

“（闰九月）辛卯，户部尚书郁新言：‘亲王岁米既有定议，请令有司如数给之。’上曰：‘晋、燕、楚、蜀、湘给与如数，代、肃、辽、庆、宁、谷远在边地，民少赋薄，岁且给五百石，齐府千石，嗣秦王幼，应用米有司月进，周府且未给，各府罢给及多寡不齐者，特出一时权制云。’”（《明太祖实录》）

洪武朝以后，宗室人口如滚雪球一般，随着时间推移规模越来越大，宗室们仗着太祖给的特权，在藩地为非作歹，常常惹出祸端不说，在经济方面更是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囿于《皇明祖训》这部宗室最高法典，历朝历代只能对宗室制度进行小修小补，无助于解决问题。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在广泛征求朝臣、地方官及宗室的意见后，朝廷颁布《宗藩条例》，对宗室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目的为削减宗室对朝廷财政的拖累，为此制定了限制宗王一级继承权，调整宗室岁禄本色折色比例等一系列措施。

总之一句话，限制宗室扩张速度，减少宗室生活费。正所谓善财难舍，何况部分宗室已经陷入赤贫状态，甚至出现了为去凤阳高墙免费吃住，故意闹事的情况。朝廷还要用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削减宗室开支，必定会激发宗室的不满。因此急需有人站出来带头相应才行，且地位还不能太低，如此才有信服力。

当年十月，蜀王朱宣圻与荆王朱翊钜率先表态，各自辞去禄米一千石、五百石。明世宗见二人如此识趣，非常高兴，降敕褒奖二王。

“丙子……蜀王宣圻辞常禄一千石，荆王翊钜辞常禄五百石。许之，仍各赐敕褒奖。”（《明世宗实录》）

明世宗剧照

在他们的带头下，各地藩王于嘉靖、隆庆年间纷纷上疏辞禄，朝廷来者不拒，同时给予褒奖。

可当时间长河行进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时，朱宣圻突然对当年的决定反悔了。他上疏朝廷称，岁禄减少后王府日用困难，请求将先前辞去的一千石岁禄重新赐予自己。

蜀藩立国二百余年，是底蕴深厚的老牌藩国，且因不具长寿基因，本支宗室成员人数较少，在太祖系宗藩之中处于末流，担子没有周、晋、代等藩重，府库所藏充沛，不说富可敌国，也是一方巨富。若是手握每年九千石禄米的蜀藩都养不活自家成员，让代藩、肃藩、岷藩等怎么活？

明神宗收到这份奏疏时估计很无语，奈何蜀藩历来声名显赫，朱宣圻这位族叔也是贤名在外，这点面子明神宗还是要给得。于是捏着鼻子认了，不过特地说明，这属于特许，不是常例，别的宗藩就别有样学样了。

“甲子，蜀王宣圻以赡养不敷，求复原辞禄米一千石。诏特许之，仍不为例。”（《明神宗实录》）

阿越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初三，蜀王朱宣圻薨逝，在位53年，享年65岁左右。因明神宗与文官集团斗法失败，躲入后宫通过罢工的形式消极对抗，导致朝政混乱，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月，才得赐谥号曰宣。

“（十二月）甲午……四川巡按以蜀王于十一月癸巳薨逝闻。”（《明神宗实录》）

蜀端王在位长达半个世纪，是历代蜀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雍正版《四川总志》评价他说：“天姿敦厚，敬神恤民。”据记载，他在位期间成都官方修建桥塔，结果因为资金不足差点停工，他听说后，主动捐资相助。工程完工后，当地官员请人撰写碑记，其中提到“非贤王无以握柄。”也即没有蜀王支持，工程不可能完工。此外他还建立宗学，教育宗室子弟。

四川科技馆：蜀王府故址所在

但相对于前几代蜀王要逊色不少，前文所提重讨岁禄只是其中之一。再比如因为礼仪问题一度与地方官闹得很僵。隆庆年间，他以藩王自傲，要求四川地方官定期过府朝见时“恭瑾踰节”。此举惹得时任四川布政司参政的杨震厓很是不满。既然你蜀王不仁，那休怪他杨震厓不义，据理力争要求恢复旧制的同时，还对蜀藩田产展开审计，将被认定为王府侵占的田地重新归还给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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