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荣：珞珈山上五先生

珞珈山上五先生

李烈荣

1978年秋，我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珞珈校园之美世人称誉，能在这么美的校园里愉快地度过求学时光，对我而言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和校园美一样带给我美好的是我得到母校众多老师的亲切教诲，他们传授的知识，让我受益终身。虽然毕业离开母校许多年了，我还是会常常怀念起在珞珈山的时光，怀念起我敬爱的老师们。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和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在这篇文章里，我记录下曾给予我亲切教诲的唐长孺、吴于廑、彭雨新、石泉、关文发五位先生的一些往事记忆。

一、唐长孺先生（1911-1994）

唐先生是江苏吴江人。1932年，唐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在上海光华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4年，唐先生受聘于西迁至四川乐山之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此后便一直执教于武汉大学，长达50年。唐先生曾担任历史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等职。

入学不久，我便听同学们说到唐先生是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知道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专家，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通读二十四史的学者。后来，我们了解到唐先生不仅撰写了大量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论文专著，提出新的史学观点，更在1960、1970年代参加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织的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唐先生主持标点校勘了其中的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与陈仲安老师合作）。点校时间长达10年，点校水准之高，连中华书局编审都说唐先生是出力最多，被人们誉为“整理二十四史的功臣”。唐先生不囿于主持点校工作，更把自己在点校中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和参加点校工作的同事们分享，深得同事们的尊敬。我国新疆吐鲁番文书出土后，我国对之尚缺乏专门研究，学术界只能见到法国、日本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经唐先生提议，1975年国家文物局决定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并报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局借调唐先生担任组长主持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整理工作。年过六旬的唐长孺当年就赴新疆考察，因路途颠簸，右眼视网膜脱落，竟致失明。但他仍带领武大历史系师生，逐一整理、识读近万枚文书残片，考证断代。历时16年，十册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出齐。《吐鲁番出土文书》文录本10册和图录本4册曾获国家古籍整理特别奖。唐先生的史学研究涉及广泛，最专注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学界评价他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贡献，堪与陈寅恪先生并驾齐驱。唐先生在担任历史系主任期间，在设置学术机构（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即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前身）、创办学术期刊、培养研究人才（唐先生亲自培养了2名博士生，10名硕士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得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方面人才济济，后继有人，学术研究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学术重镇。

我们入学之时，唐先生已步入老年，加之需要承担国家较重要的科研工作任务，系里只给唐先生安排一点时间给研究生授课，我们本科生要想见到唐先生一面非常不容易，往往是在路上碰到或在专题学术讲座上才能见到唐先生。记得有一年，同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家的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访问武汉大学，唐先生邀请王仲荦教授给我们作了一次学术讲座。讲座结束后，我看到唐先生和王仲荦教授手拉着手，笑意盈盈地边走边交谈走出报告厅的门口。两位大学者这温馨有爱的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王仲荦教授当年也是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专家之一，他负责点校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多年的学术合作志同道合，使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临毕业最后一学期，我有一次和唐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那是在1982年4月初的一天，我为撰写毕业论文查阅资料正准备乘当晚的火车去首都北京。有同学告诉我系办公室通知让我过去一趟，到系办公室见到系党支部的赵书记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唐先生也是要乘坐火车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参加一个会议，刚好和我同一天同一个车次。赵书记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能在火车上陪同照顾一下唐先生，到北京站后自会有人来接唐先生，这样系里就不用另派人员到北京了。我一听连忙答应，说我可以在火车上陪同照顾唐先生。我把能陪同照顾唐先生当作我的荣幸。我早早吃过晚饭，来到唐先生家里等候。唐先生和蔼地问起我的籍贯。不久，系里派的一位老师坐着一辆上海牌小轿车来把我们直接送到武昌火车站，并一起安顿唐先生到软卧车厢。刚好我的硬座车厢与软卧车厢相隔不远，当晚我睡不着觉连着去看了唐先生的软卧车厢有两三回。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北京站。我陪同唐先生下车走到月台，就看到七七级师兄王素师姐李方早已在等候迎接唐先生。

唐先生在武汉大学很受尊敬。我们毕业的时候，学校给每位毕业生赠送一套12张1980年印制的校园图片，其中3张印制的人物图片分别是著名数学家李国平教授、著名病毒学家高尚荫教授和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唐先生的照片是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工作照，鹤发童颜，慈祥笑容。在我们这届学生将要毕业之际，唐先生给我们抄录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一段话作为留念：“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段话反映了唐先生一贯用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历史的观点，也是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二、吴于廑先生（1913—1993）

吴先生是安徽休宁人（出生于江苏宝应）。1935年，吴先生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历史系。后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习经济史。1941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应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的邀请回国，任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讲授西洋通史、近现代西方史等课程。吴先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武汉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研究所所长，还担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世界上古史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副主编。

吴先生学养深厚，视野开阔。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在世界古代史、历史比较、西方史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在世界史教材建设与世界史理论体系上成就显著。1960年代初，吴先生与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共同主编四卷本《世界通史》。该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填补了当时我国高校世界通史教科书的空白，也标志着正式建立起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我们当年学习世界史也是将这部著作和与之相配套的《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当作最主要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1986年，受国家教委委托，吴先生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共同主编新的高校世界史教材六卷本的《世界史》，（在1992年至199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全国高校世界史专业的通用教材。吴先生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世界由孤立、分散、相互隔绝走向相互联通、相互影响”的整体史观，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创造性地论证了人类历史从孤立分散走向世界一体的进程，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世界史体系探讨“最为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世界历史新理论在中国兴起”，至今仍是中国世界史学界极其宝贵的史学财富。周一良先生在吴先生逝世后曾写纪念文章称：“《世界通史》全书论点之商榷，资料之核实，文字之打磨，以于廑同志出力为多。”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也曾说过，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

我们和吴先生的缘分真好。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就见到了吴先生。历史专业和考古专业共82名同学带着小板凳，端坐在我们居住的四区八舍宿舍楼前（“老八舍”地址位于今天的桂园）狭长的空地上，认真地听吴先生给我们讲话。吴先生仪表堂堂，风采奕奕。吴先生引用了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里说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吴先生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提升自学境界，争取未来有所成就。后来，也是听同学们说，吴先生的英语水平在整个武汉地区是最高的。我也深信，以吴先生的罕见才调和卓越学识，能够担当起这份名声。更有同学说起当年，也即1950年吴先生在武汉大学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动员大会上，把“国立武汉大学”倒过来念成了“学大汉 武立国”，勉励同学们学习大汉武帝的精神，保家卫国，使师生们深受鼓舞。听过这些传说，让我在心中更加地尊敬吴先生。大约在我们升上大学三年级的一天，有同学从外面匆匆回到宿舍来，告诉我们消息说吴先生正在搬新家需要人手，能去的快去给吴先生家帮帮忙。大家一听说吴先生家改善了住房条件，要帮助吴先生搬新家都非常积极踊跃，留在宿舍的7、8个男同学飞奔而出。我们穿过四区（今桂园）的大操场，经过鉴湖（当时叫未名湖）和学校邮局的门前。吴先生家原来住的老房子就在学校邮局后面的另一条街上，是一栋小房子。只见准备搬走的东西有的已打包，另外还有些零零星星的家具杂物。大家七手八脚，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把所有的东西搬到停放在门前的解放牌大卡车上。能给吴先生搬家帮上一点小忙，我们都觉得很高兴。

在我们将毕业离校的最后一个春天，吴先生应邀为我们题词：“为学毋妄毋怠：妄者过谬之媒，怠者绩业之蠧。”吴先生的题词语重心长。我每每读到印在我们毕业纪念册上吴先生的题词，都深深感念到吴先生对我们这一届同学的殷切期望与鞭策。

改革开放后，吴先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工作中。多年以后我才得知，吴先生在其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间，抓紧一切时间为办好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研究生人才培养、世界史学科建设等等，殚精竭力，废寢忘食。1993年4月9日，在武汉大学为吴先生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举行的编要扩大会上，时年80岁的吴先生仍不顾年迈病重体弱到会，在发言中突发脑溢血，不幸猝然逝世。吴先生毕生都在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尽力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令人尊敬。吴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彭雨新先生（1912—1993）

彭先生是湖南浏阳人。1939年，彭先生毕业于民国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同年考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42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院做助理研究员，重点研究地方财政，后升为副研究员。1948年彭先生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院进修。1949年9月彭先生提前回国，受聘为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校大调整，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合并，彭先生转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1953年9月彭先生被国家安排调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1955年12月，为给著名中国古代经济史专家李剑农先生配一个得力助手，学校安排彭先生从经济系转入历史系任教授。那些年，彭先生协助李剑农先生整理《中国经济史稿》，重点研究清朝及近代财政史与经济史。

我们和彭先生的缘分也是极好。开学的第一周，我们就见到了彭先生。彭先生给我们这一年级历史专业的同学开设《历史文选》课。《历史文选》课程是历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主要是培养学生阅读理解一些古文内容，初步掌握必要的学习方法。我们当年使用的教材是历史系组织编印的古文选集。由彭先生给我们详细讲解文章内容，引领我们通读其中一些先秦古文。由于是通读，彭先生讲解的很快，通常是简单的地方估计大家都能理解的便一掠而过，对一些艰深难懂的地方则做比较多的解说。彭先生古汉语水平高，对艰深的古文也能用比较通俗的话语以解释，这对初步接触古文的我们帮助很大。彭先生态度温和，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尤其是他的话语柔和，听起来悦耳且有很强的亲和力。每逢上彭先生的课，我们都很认真听讲。有同学听彭先生释文时感到有不同的理解，也敢大胆提出疑问。彭先生总是认真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对说的有道理的地方予以赞同认可，而不认为有违师道尊严。正是因为彭先生的谆谆善诱，让我们对学习好历史文选课程有极大的信心。在彭先生的悉心教导下，我们在学期末的历史文选科目考试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彭先生当时正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承担研究工作任务。听到我们历史文选科目考试取得好成绩，彭先生高兴地赋诗并从北京寄给我们：“自北京寄七八级同学——闻同学们历史文选考试成绩甚佳喜极赋此。一、珈山桃李正春风，犹忆别时意兴隆。良骥轻腾千里足，精金顽炼百炉功。黄河九曲征东海，太华三峰拥万丛。今日群花开烂熳，待看硕果更峥嵘。二、文选篇章辩诂辞，头飞白雪咳声嘶。问难自有师生谊，授课何曾博古知。人伴春光来北国，心随越鸟念南枝。高楼极目穷千里，风雨鸡鸣起舞时。”到我们临毕业的时候，彭先生又为我们赋诗留念。1982年7月的一天，我们正在四区工农楼教室自修。彭先生专门过来看望即将毕业的同学们。我冒昩地请求彭先生将他的赠别诗写在我得到的毕业纪念册上。彭先生和蔼地答应，用钢笔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烈荣同学毕业留念 文选传书第一堂，新篇先诵《贺新郎》。春风几度樱花白，逝水如斯去日长。问字犹存深厚谊，成材已炼最精钢。请君试计征途远，拍马轻驰纵辔缰。彭雨新 八二年七月十日于珞珈山”敬爱的彭先生对我们的深切关怀之情，让我终身难忘。

彭先生当年因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校大调整来到武大经济系，后因武大历史系著名中国经济史专家李剑农教授双目失明，需要一个人协助整理其《中国经济史稿》（又名《中国经济史讲稿》），学校将既懂经济又懂历史的彭先生调入历史系。彭先生从此踏入新的研究领域，开始新的学术生涯。这次转行是彭先生学术生涯的重大转折。尽管要放弃从事多年的财经、金融教学和研究而转入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新领域，但彭先生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学校的安排。经济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彭先生协助整理李剑农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讲稿》，三联书店1957至1959年出版了《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三册，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经典，而且成为高等学校“中国经济史”课程的主要教材和重要参考文献。对此书的整理出版，彭先生贡献很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彭先生又主持对该书的校改，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之名分三卷1991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之一。后来，彭先生组织编撰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994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彭先生对中国经济史整体研究的成果。彭先生对清代及近代财政史也有较多的研究。从早年著述《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与陈友三、陈思德合著，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县地方财政》（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有当代学者称以上两书奠定了彭先生在我国财政学和财政史研究的地位）到《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还有未刋手稿《战时粮食问题研究》、《近代财政史》等。财政史方面的论文较多，比较著名的有《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清代前期的赋役混乱与整理改革》、《清代前期三大财政支出》等。有些论文影响较大，被学界反复引用。彭先生对明清经济史也有很深的研究。重要著作有《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出版）、《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与弟子张建民合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还有内容涉及资本主义萌芽、工业、手工业、商业、土地开垦等许多方面的大量论文。

在培养经济史研究人才方面，彭先生在1960年代便开始招收研究生。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彭先生又招收三批研究生。为了完成李剑农先生未完成的事业，彭先生经过长期、曲折、艰苦的努力，在历史系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为了给研究室更好的资料建设，彭先生长年到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单位，阅读档案，抄录文献，搜集资料逾百万字，为历史系留下一笔可贵的财富。由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清代土地开垦资料汇编》是其中一个重要成果。1988年彭先生接受主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统编教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任务。彭先生邀请对中国经济史亦有深厚研究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汤明檖教授担任副主编，武大、中大两校历史系共同编写此书。从最初的编写直到出版的七年间，彭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关心。即便是后来彭先生被女儿接到天津养老的日子里，也还惦记着教材的编写和有关问题。据彭先生的弟子陈锋回忆，彭先生在信中和他谈到将来武大中国经济史的授课和构想。彭先生说：“我们既已写出这部教材（即《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就应守住这一阵地。目前国内能全面掌握中国经济史的尚无其人，我认为武大历史系是这一重要课程的发祥地。”

四、石泉先生（1918—2005）

石先生是安徽贵池人（出生于北京），原名刘适。1938年，石先生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48年石先生因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民主运动而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遭到搜捕，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华北解放区。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石先生参加了城市接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石先生在教育部高教司及高教部任职，1954年2月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石先生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湖北省主任委员等职。

我是在大三时因选修石先生开设的“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课程，才和石先生有近距离的接触。但在此之前我对石先生早有耳闻。因为石先生的夫人李涵是我们必修课《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部分的授课老师，他们唯一的女儿石莹又是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师姐，他们一家人都和武大历史系有深刻联系。因此我也常能听到同学们说起他们一家人的故事。此前我曾浏览过介绍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侯仁之先生的一些文章，对历史地理概念有点印象。1981年春，当得知石先生开设“历史地理专题”课后，我便赶快报名参加。我是抱着多学一点专题历史研究方法，为以后如有可能从事此类研究工作而多一点准备。石先生学识渊博，风度儒雅。石先生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史论结合，条理清晰地给我们全面介绍荆楚历史地理和古代云梦泽的基本概况。听石先生的课，让我如沐春风，受益匪浅，和我一起听课的同学，也都有相同的感受。石先生为了开设这门课，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先不说石先生从事古代荆楚地理研究已有很多年，只说给我们开课时，常常是到了课堂上才分发给我们用蜡纸油印的讲义。据说这是石先生为了尽可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补充并再次核实无误才肯将讲义定下来。当年的印刷条件也很有限，其他科目也常有使用蜡纸油印的讲义。我和同学们都曾参加过某门课程讲义的蜡纸刻印工作。我最初了解的石先生，只是听同学们说石先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曾参加过地下党的活动。及至到后来乃至到今天从互联网上，我才了解到石先生更多的个人情况。石先生做过许多学术研究，包括围绕先秦时期楚国都城古郢都对古代楚国山川、城邑位置等进行研究和对古云梦泽研究，对汉魏六朝历史地理和宋元以来荆楚历史地理等研究。这一切都源于石先生在念中学时读到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因之对历史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兴趣使石先生在读大学和工作中都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即使做过其他方面的工作和做过其他方面的研究，石先生最后还是回归到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上，并因此成为他几十年来用力最勤、成果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工作。据李涵老师文章回忆，在1954年2月，石先生乘中央高教部张勃川司长调任武汉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之机，一同调来武大。从此，京城少了一名官员，而武大则多了一位名师。石先生来到武大历史系仅两个月，便开设了宋辽金元史课程。紧接着又开设隋唐五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课程。石先生讲课效果好，深受学生欢迎，同时也得到历史系李剑农、唐长孺、吴于廑诸位教授的赞赏。

石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代表作有经陈寅恪先生悉心指导的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1990年代由三联书店出版）；二是中国历史地理特别是荆楚历史地理领域。代表作有专著《古代荆楚地理初探》、《古代荆楚地理初探.续集》、《古云梦泽研究》和论文《先秦至汉初“云梦”地望探源》、《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故址新探》、《春秋百濮地望考辨》等。石先生在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荆楚历史地理。这是石先生几十年来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历时最长、牵连最广、有重要突破，同时也是最引起争论的研究领域；（二）宋元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地理变化；（三）中国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石先生在上述学术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能直接与当今人们特别关心的自然生态及环境挂上钩，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据说，石先生对古云梦泽富有成果的研究论述和由他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蔡述明教授合作撰写的《古云梦泽研究》，是湖北、湖南两省水利工程研究、规划与设计部门专家们所需要熟知的科学技术史常识。对湖北江汉平原以及湖南洞庭湖平原的防洪排渍与抗旱工程都起到一定的参考与指导作用。石先生作为湖北省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积极参政议政。当年，国家建设京九铁路时，石先生约请湖北省政协几位老同志联名作了《京九铁路鄂东段56处古文物急需拨款抢救》的重点提案，使这些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据说，在国家规划建设南水北调工程中，石先生也承担了相应的学术研究任务。

石先生从读中学时受到《禹贡》杂志影响，到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得到侯仁之先生的学术介绍和引导，再到在徐中舒先生指导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以及到武大任教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荆楚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尽管在那段动乱的岁月里，石先生一度被迫停止了相关研究工作。但从1978年后，石先生又重操旧业，更以百倍的干劲投入到对荆楚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历史地理研究不是坐在书斋翻翻古籍就能完成，常常需要外出踏勘实地考察，是一项比较辛苦的工作，石先生却乐在其中。石先生在武汉大学创立了历史地理学科：1981年在中国古代史学位点设立历史地理方向；1983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获评湖北省重点学科，同时也是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先生几乎以一己之力，在武大历史系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所，建立起一个研究领域从先秦到明清时期，包括考古、测绘、自然地理等专业方向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队伍，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四个历史地理学博士点之一（另三个分别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石先生培养的众多弟子在我国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也是硕果颇丰。

1982年的夏天，距我们毕业离校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感念于曾受到石先生和李涵老师的教诲之情，我很想当面向两位先生表示感谢并请予题词以作留念。7月12日上午，我来到了石先生家。石先生了解我的来意后，接过我递上的毕业纪念册，回到他的书房。经过好一会，约有近十分钟左右，石先生才走出书房，把已经题好词的毕业纪念册交回我手中。石先生给我的题词是：“学然后知不足。这是前人经过大量实践后的共同体会。因为'学’主要是掌握自己未知的前人成果。只有学进去了，取得一些真知之后，才会看到、并感到有大量自己还不懂得的知识、学问在前面，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求。所以谦虚不仅是美德，更是有无真才实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满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其实是无知的人。决成不了大事。书此与烈荣同学共勉 石泉 82.7.12”。石先生给我题词，像对待学术研究一样认真，绝不敷衍，让我深深感动。那天，正巧李涵老师也在家里。李涵老师书赠唐代诗人王之涣五言绝句《登鹳雀楼》与我：“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石先生和李涵老师对我的教导之恩，没齿难忘。

五、关文发先生（1931—2016）

关先生是广东南海人。关先生是武汉大学自己培养的人才。1958年，关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此后长期在武大任教。关先生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负责人、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主席、湖北省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关先生是著名明清史研究专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制度史是公认的难点。但关先生不畏艰难，把明代政治制度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领域。关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以明清史研究见长。关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学术造诣精深。关先生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囿于成见旧说，在史料和史实基础上力推新说。关先生在明代内阁制度、督抚制度、翰林制度、嘉庆皇帝研究、清代海盗问题、民族关系、城市研究、河督问题、人物评论以及吏治、外交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80年至1991年间，关先生在全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接连发表重要论文《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试论明代督抚》和《明代翰林制度考述》，对明代三大主要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考察，奠定了关先生在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关先生和颜广文合著的《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不仅对明史研究尤其是明代制度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现代政治制度建设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该著作1998年获得第二届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关先生对于清史研究最为引人瞩目的贡献是以嘉庆帝为中心的清代转型研究。关先生在这方面最早的名作是1983年在“全国第二次清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评嘉庆帝》，首次对清王朝由盛转衰重要时期的关键性人物嘉庆帝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臧否其得失，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后来关先生又接连发表《试论清代嘉庆朝的对外政策》、《嘉庆嗣位考述》、《嘉庆吏治评议》等一系列重要论文，改变了清史研究一向只关注康、雍、乾三朝的格局，打开了长时程研究清代转折时期政治史的视窗。1993年关先生力作《嘉庆帝传》问世，从学术性到思想性、从指导原则到具体写法都颇具特色，堪称是代表史学界评价历史人物新风气、新水平的力作。该传突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为一位长期受误解的皇帝进行实事求是的辨正，被人们赞誉为“清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除此之外，关先生对若干重要历史专题也有深入的研究。关先生在1990年代曾发表《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清代前期河督考述》等力作。1998年关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监察制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监察制度与西方监察制度详加比较与论证，并集中地评价了中西监察制度的异同与得失，不仅拓宽了中国监察制度研究领域，也为今天长期开展反腐倡廉运动和监察制度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关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曾担任武大历史系主任职务。在关先生担任系主任的几年间，着重抓了历史系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质量和提升科研水平以及图书资料的建设，也是颇有建树。具体学科上，唐长孺先生领导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和吴于廑先生领导的“世界史”研究所在全国史学界地位最为显赫；武大历史系资料室的图书资料以往在武大文科各系中是最为丰富的，但受“文革”冲击后，图书资料添置缓慢，人员也青黄不接，学校一度有意将历史系资料室和中文系资料室合并。关先生专门向刘道玉校长反映，才保住了历史系资料室独立，保持了历史系资料室独具特色的图书资料。关先生更进一步，从武大图书情报系遴选优秀毕业生到历史系资料室担任骨干，并利用有限的划拨经费加强图书资料的购进，有效地保证了历史系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还有改造在桂园操场旁的工农楼。这是一座上世纪1950年代末由武大师生用土法建造的建筑质量不高的三层楼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工农楼由历史系和中文系、公共课教室三家共用。到了1980年代中期中文系迁出，这座危楼就为历史系专用，同时还要帮历史系承担全校最重的中外学者接待任务。还是有赖于关先生亲自向刘校长报告情况，才得以批准工农楼改造方案。经过改造后的工农楼，才使在此楼的教学、科研和接待环境大为改善。

关先生曾两次接受教育部（国家教委的前身）交给的任务。一次是在1980年，教育部聘请关先生担任全国高考历史学科命题组组长。在关先生出色的组织协调主持下，命题组经过20多天有条不紊、齐心协力的紧张工作进展顺利，试题上报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另一次是在1985年，国家教委聘请关先生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历史专业教学改革调研组南方片（华东、中南、西南）”组长；北方片（华北、东北、西北）组长则由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担任。关先生带队先后到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湖南师大进行调研，既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也广泛听取他们对专业改革的建议和希望，再综合华东、西南的调研情况，确定专业改革应从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着手，使学生毕业时能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通过这次调研，为国家教委对高校的历史专业分不同层次进行改革奠立了良好的基础。

越鸟念南枝。1988年夏，关先生调回广东家乡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担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顾问等职。在华南师大工作的日子里，关先生一如既往地延续对明清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关先生将他在武大工作时形成的许多研究成果在此期间一一呈现。如前面所提到的《明代翰林制度考述》、《嘉庆帝传》、《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明代政治制度研究》、《清代前期河督考述》等重要论文论著都是到华南师大后发表与出版。

我得到关先生的亲切教诲自大二始。关先生为我们78级学生讲授必修课《中国通史》其中的明清史部分。关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谦逊博学，睿智高雅。他给我们讲授明清史，于对史料的条分缕析中见微知著，于对不同观点的思辨中立论铿锵，雄姿英发，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学术的魅力与学者人格的魅力，这一切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直接得到关先生亲切教诲的是关先生指导了我的毕业论文。进入大三，我们开始有意识地考虑将来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以我当时学习的兴趣，我早已将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局限于明清史领域。但以我当时对所学中国通史知识和对相关明清典籍资料内容掌握程度，又感到自己没有什么把握能确定一个比较有研究价值的选题。直到后来系里根据我打算以明清史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安排关先生当我撰写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才有机会向关先生如实述说了我困惑于毕业论文选题的情况，并请关先生帮助我进行选题。关先生后来建议我将明末东林党之后的政治、文学团体复社当作一个选题，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才算基本定了下来。在之后为撰写毕业论文的日子里，我遍查了母校武大和湖北省、武汉市以及华中师范学院图书馆有关馆藏古籍资料，还前往北京，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古籍馆查阅当年复社中人留下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人的评述资料。在北京，我还趁机登门拜访了著名明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谢国桢先生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教授，聆听了两位先生的亲切教诲。撰写毕业论文，我得到了关先生的精心指导，使我在收集、辨识选取资料和具体的撰写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也是我第一次撰写学术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最后获得了良好评分。

我们的毕业离校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此前我填写的毕业分配志愿也是要求能回到广西家乡工作。临回广西前，我特地去向关先生告别，并请关先生给我题词作为永久的留念。关先生知道我将要回到广西工作后，欣然为我写下了：“书海无涯勤是岸，云程有路志作梯。书与烈荣同学共勉 关文发 一九八二.八.一”。这与学校用刘道玉校长印章加盖我们的毕业文凭正好同一天。我永远铭记关先生给我传授知识和指导我撰写毕业论文的恩情。

“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60年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为武汉大学校庆的题词。作为曾经的武大学子，我对母校是离开愈久愈加思念。我衷心地祝愿母校武汉大学越办越好！

2023年11月

作者简介

李烈荣，广西玉林人，历史系1978级校友。1978年秋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78级历史专业学习。1982年本科毕业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馆）工作。1994年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今改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2016年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退休。

武汉大学历史系82届历史专业毕业纪念册

刘道玉校长题词

武汉大学历史系82届毕业合影

（作者站在左起第3排第9的位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