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深秋,京广线上,列车风驰电掣,飞快南行。车厢内,人们三三两两,或看书,或交谈,热闹非常。
软卧车厢里,一位中将倚窗端坐。他熟悉窗外掠过的每一架山,每一道河,每一个村落。这一切都勾起了他难忘的回忆。
1931年一个冬日夜晚,在湖北老君山一带坚持斗争的鄂东北道委特务营正在山洞里开会。开国中将当时还是通信员,在洞外放哨。
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天快亮时,敌人悄悄包围了山洞。队伍里出了叛徒,把敌人一直带到了这里。
通信员发现敌人时,报信已来不及了,慌乱中甩出了唯一的手榴弹,几个敌人倒地,更多的敌人冲了上来。
教导员和战士们冲出洞口,和几十倍于己的敌人交上了火。
四面都是敌人,退路已被切断,教导员心里明白,硬打下去,弄不好就将全军覆灭,断然命令突围。
寒风中,教导员把手一挥:“我掩护,其余同志随营长赶快突围!”说完,也不和营长打个招呼,就率领几个游击队员从西边小树林里往外冲,想把敌人吸引过去。
但是狡猾的敌人并没有上当,他们死死咬住东面的游击队员不放,集中火力猛打,一场恶战延续到天亮。
拂晓,教导员和突围出去的部分同志接上了头。
“难道同志们都牺牲了吗?特别是那位机灵的通信员。”教导员决定重返洞口,一个个清理了战友的遗体。
当从死人堆里扒出那个放哨的通信员时,队长眼泪模糊了视线:“他还是个孩子,参加革命才几个月,难道就这样牺牲了吗?”
教导员无论如何不相信,不由地俯身把耳朵贴在通信员的胸口,听着,听着,像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微弱的声音。
“他还活着!”教导员不觉叫出了声,赶快脱下上衣,包裹住通信员那几乎僵硬的身体,然后轻轻地抱着他,踩着横七竖八的敌尸,悄悄地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难忘的山坳……
火车隆隆南行,再过一刻钟就到武汉了。将军依然隔窗眺望,不觉中他的两眼湿润了。二十四年前,就是教导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回去,送他参加了红二十五军。
从此以后,枪林弹雨,疆场驰骋。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没再见到老领导。
上个月在北京开会,偶然间听说了教导员的消息,将军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专程到武汉看望他的老上级。
在武汉市江汉区一间破旧低矮的平房里,将军见到了昼思夜想的老首长。老首长依然是那么乐观豁达,直爽风趣。
但是,当中将的眼光落到老首长肩章上时,流泪了:“老首长,你怎么才是大校?论资格,讲贡献,这不公平哇!”
这位老首长就是今天本文的主角——开国大校罗厚福,开国中将为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林维先。
说起罗厚福将军,读者马上想到——唯一一名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大校。
其实,他最大的贡献,就是4次主动请缨留守,使大别山红旗17年不倒。
1932年秋天,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失利以后,红四方面军西进川陕,红二十五军也转移到外线作战。一时间无数村庄成了残墙断壁,一片焦土。
一天夜里,在华家河召开了中共黄安县委会议。几十名干部围着一盏煤油灯,盯着罗厚福严峻的面孔,听他传达道委的指示。
突然枪声大作,叛徒领着保安团包围了屋子。一番激战过后,只有罗厚福和少数几名干部突出重围。70多名干部战士基本牺牲。
黎明时,在峰峦叠嶂的光麻边界,他们找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
郑位三带给他们的消息并不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少数赤卫队员被逼躲进深山,苏区群众惨遭迫害,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叛变了革命……”
罗厚福猛地从地上站起身来,紧紧抓住道委书记的手:“我回黄安去!把队伍再拉起来!”
郑位三想了想,摘下腰间的手枪:“只剩下十三颗子弹了,你们先省着用吧。”
罗厚福说到做到,1933年春,罗厚福以黄安老赤卫队员为基干,重新组建了约200人的鄂东道委挺进军,继续活跃在老根据地。当年6月与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胜利会师。
自1933年秋起,国军又调动十四个师又四个旅,向大别山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五军主力奋战半年,损失惨重。鄂豫皖根据地形势更加严峻。
至1934年秋,鄂豫皖根据地被分割成鄂东北、皖西两小块游击区域,红二十五军从原来的一万人锐减到不足三千人,不得不于11月离开根据地长征。
红二十五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前,道委书记郑位三挑选二十名精干的战士,交给罗厚福:“主力红军走了,黄麻一带不能没有种子哇。”
这是罗厚福第二次留守大别山。
黄安县境内的老君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罗厚福和游击队员们三五人为一组,以老君山为依托,晚上越过敌人封锁线,神出鬼没地活动在敌人的据点之间。
剿匪督办刘镇华恼羞成怒。于是,他增加兵力,把公路从礼山县吕王城修到老君山,并调来独立三十四旅,加上红安县的自卫团和地主反动武装,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将老君山层层包围。
游击队出击受阻,环境越来越险恶。隆冬一到,大雪封山,漫山遍野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游击队下山,一不小心留下痕迹,敌人就会跟踪而来。
刘镇华
老君山周围,乡保人员时不时地敲着锣,高叫着罗厚福的名字咒骂,悬赏捉拿。
1935年除夕的深夜,国军士兵忙着过年,守备松懈,罗厚福抓住时机,带游击队员化装成山民,分多路下山打土豪,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3月,国军撤出了老君山。罗厚福带着已成野人的游击队员出了山,见到高敬亭时痛哭不已。
1935年夏,国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六次大规模清剿,为减小目标,罗厚福率领部队到孝感县的一带昼伏夜出,出其不意袭击伪乡公所,频繁打击敌人,搞到了不少粮食财物。
11月,游击队利用国军主力东进皖西清剿红二十八军之机,奇袭七里坪,歼灭300民团,处决了作恶多端的民团队长,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粮食。
这是主力红军撤走后,游击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消息一出,老百姓纷纷奔走相告:红军又回来了。
罗厚福不失时机地公开打出鄂东北游击师的旗号,在国军追剿部队四面临近时跳到河南新县,继续和敌人周旋。
说是游击师,实际上只有三百来人,百支破枪。而敌人却有两个师,加上地方民团,共好几万人死死咬住罗厚福他们不放。形势十分危急。
罗厚福在敌人眼里,也是太可怕、太可恨了。主力红军 撤离鄂豫皖之后,面对一片白色恐怖,罗厚福和几个党员在 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硬是竖起了红旗,两次拉起了队伍。
这自然也惊动了远在汉口的国民党武装行营。
数万国军开进大别山,恨不得一口吞了罗厚福和红军游击师。
这样折腾了一年多。敌人印出一张又一张的战报,先是说罗厚福被俘,押到武汉正待处决;后又说红军游击师被“剿”尽了。
然而,罗厚福和他的游击师反倒越打越大,越战越强。1937年5月,敌人不得不把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两个师急急调来,又收集了鄂豫皖边界几个县的土顽武装,团团围住了游击师,扬言两个月内全歼“残匪”。
在敌人重兵围攻时,罗厚福带着游击师在大山里跟敌人捉迷藏。他把部队分成几小股,全部轻装。在群众的帮助下,声东击西,指南走北。
早晨还在黄安的老君山,晚上就到了河南经扶蓬塘山;等到敌人得到情报,游击师又到了湖北礼山县的东大山。
3个月过去了,敌人连游击师的影子都没见到。此时,淞沪抗战打响,国军被迫匆忙结束围剿。
转眼到了1938年3月,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鄂东北游击师四百人马编为四支队九团二营,开赴抗日前线。
师长罗厚福没有随部队东进,而是第三次留守大别山,担任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副主任兼干部连连长,未来的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任指导员。
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数十万国军沿着长江两岸、大别山麓,象溃了堤的洪水一般,节节败退。
从城镇到乡村,从山里到山外,到处都是残兵败将,沿途尽是丢弃了的枪支弹药。
罗厚福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派干部联络流散红军、游击队员,至1939年春,拉起了一支一千人的队伍,改番号为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活跃于黄陂、孝感地区。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为了稳固对湖北的统治,拼凑了大量伪军,其中盘踞在孝感、黄陂一带的是伪华中人民自卫军第八军,军长李汉鹏,原国军杂牌师长,投靠日军后官升两级,成为军长,拥兵两万多人,下辖三个师,两个旅。
其中,伪二十一师、二十五师驻孝感;二十三师驻黄陂;伪八军军部三千余人驻毗邻武汉的蔡甸。此外,蔡甸还设有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后勤机关。
李汉鹏自恃实力雄厚,每次出门都带有卫队、护骑一百多人。前面四挺机枪开路,中间有几十支短枪,左右是贴身保镖,活脱一个兵痞、土霸王模样。
但是,李汉鹏又心虚胆小,平时总躲在军部里,除非不 得已才岀来活动。
情况很清楚,一千人对付两万人,确实是块硬骨头!
与日寇握手者为伪华中人民自卫军第八军军长李汉鹏
“我没高招。依我看,擒贼先擒王,用小股部队专打它的军部,掏李汉鹏的心肝儿!”在作战会议上,罗厚福用拳头使劲往桌上一砸,险些震落桌上的茶碗。
蔡甸是黄陂西北的小镇。它背靠大别山,面向鹿架山, 东临汉宣公路,西接平汉铁路。
李汉鹏在这个巢穴附近修筑暗堡,深挖堑壕,密布重兵,军部正面十几里的地面上就有两个团的兵力把守。
他自以为兵多将多,每日带着小老婆吃酒玩钱,和军直几个旅长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
吃过晩饭,第六大队全部轻装,悄悄地离开了驻地,以强行军的速度,一连摸了伪军几道哨。凌晨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三个方向插入了蔡甸。
深夜,军部里吵吵嚷嚷,李汉鹏还在和部下打麻将,一会儿怪叫,一会儿狂笑。
新四军战士们则悄悄摸进营房,把枪收拢以后,点燃灯火,命令投降。
大部分敌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从被窝里钻出来就当了俘虏。几个胆大的刚要顽抗,新四军手起枪响,敌人应声倒下,其余的就再也不敢妄动了。
尖厉的枪响传进大厅,军官们全乱了套,有的想夺路逃跑,有的想趁机抓钱,有的想举枪顽抗,有的大叫大嚷气没等他们清醒过来,一排乌黑的枪口对准了胸口。
蔡甸一战,新四军第六大队成功捣毁伪第八军军部,以两人轻伤的代价,歼灭伪军两千多人,手榴弹、子弹、步枪堆积如山,俘虏军长李汉鹏、军直两名旅长,三名团长。
1946年6月26日,三十万国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原局要求江汉分区所属部队除留少数武装就地坚持外,立即挥军入川,开辟川鄂革命根据地。
已任江汉军分区司令员的罗厚福亲自率四个团强渡襄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宣城、南漳、保康、竹溪、 竹山近十座县城,胜利地到达鄂西北。
战争环境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正当部队抵达竹山、突 击镇平、挺进四川之际,突接中原局急电:要求江汉军区部队立即东返,接应中原突围左路纵队,并归该纵队指挥。
情况明摆着,部队经过了生死战斗,已经突出重围,回首东进,极有可能钻进敌人包围圈,弄不好可能要吃大亏。
在这全局和局部利益发生矛盾的关头,罗厚福主张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立即东返。
当时,他的意见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不少干部指责罗厚福死板、教条,机械执行上级命令,不顾部队死活和战士的疲惫劳苦。
没想到,这为后来罗厚福坎坷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鄂西北的盛夏,骄阳似火。罗厚福率领部队,沿着崎岖 的山路,长途跋涉,日夜兼程,打打走走,于1946年9月27日与王树声率领的中原军区左路纵队会合,组成鄂西北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罗厚福任副司令员。
但是,鄂西北根据地形势愈发严峻,国军集合了四个整编师进行大规模清剿。到1947年1月,鄂西北五个军分区,除四分区仍在坚持外,其余全部撤出。
2月,鄂西北军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四分区部队南渡长江,到外线牵制敌人,罗厚福率部分人马坚持游击战争。
冬夜,北风呼啸,飞雪弥漫,部队长期脱离根据地,弹药粮草得不到补充。因而,面对几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 民党正规军,一个月来没有同敌人正面接触,只是虚与周旋。
这样,虽然敌人虽被拖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罗厚福他们也是精疲力竭,人困马乏。
不久,部队登上摩天岭。摩天岭居中雄峙,地势险要,两边是悬崖峭壁,唯一的通道由于常年被洪水冲刷,寸草不生,眼下被大雪覆盖着。
紧紧咬着他们不放的是整一八五旅的一个团。
打他一家伙!按罗厚福的布置,部队在摩天岭布下了三道火力网:
第一道是集中全营的好射手和子弹,规定专瞄当官的打,不许远距离放枪,不许放空枪;
第二道是集中全营手榴弹,等敌人逼近再显身手;
第三道是主力阵地,在陡峭的坡台上,堆满石头,等敌人上到最险处,才能显示石头阵的威力。
下午二时,匆匆追来的敌人发起了进攻。
“弟兄们,往上冲啊!”
谁知喊声没落,突然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枪声,一下子撂倒十几个,大部份是当官的。
敌指挥官用手枪顶着士兵们步步逼近前沿阵地,距离一百米,七十米,五十米……
罗厚福沉着地站在堑壕里,一动不动。敌人已扑到一营前沿阵地三十米处了,只见罗厚福把袖子一捋,挥手喊道:推石头!
话音刚落,轰隆隆一阵巨响,石块象突然爆发的山洪一般咆哮着朝山下飞滚。
敌人的阵势被砸得七零八落,一群群敌人被石块击得血肉横飞,抱头窜下山去。
摩天岭一战,我军全歼整一八五旅两个营,毙俘团长以下一千余人。
此战过后,国军团级兵力再也不敢深入根据地,罗厚福吸收了当年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经验,把部队化整为零,逐步打开了局面,建立了多个小块根据地,弄得敌人几个师撤又撤不得,留又留不住,终日不得安宁。
1947年5月2日,张才千的江南纵队与罗厚福胜利会师,随后一起北上豫皖苏,组建中原军区独立旅,罗厚福任副旅长。
1947年秋,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留一纵十九旅组建鄂豫军区三分区,罗厚福任司令员,这是罗厚福第四次留守大别山。
两个月后,罗厚福不负众望,凭借在大别山的积攒的威望,为刘邓大军顺利筹集到了三万套冬装。
1948年夏,罗厚福发起攻势,连克七里坪、黄安、孝感、黄陂、礼山。1949年除夕猛攻宣化店,全歼两个保安团,到3月,三分区十六个县全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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