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王安石变法：虽千万人吾往矣

原创 土拨鼠

口碑两极分化的大宋

两宋是我国历史上评价最为两极分化的朝代。

抛开互联网上“GDP占全球80%”、“对外战争胜率高达70%远胜汉唐”等暴论和“高粱河车神赵光义”、“大金孤忠完颜构”等段子不谈，即使在学术圈内，宋朝亦是毁誉参半的存在。

陈寅恪赞曰：

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赵翼则批判：

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若以大一统王朝的标准评判，北宋无强汉之西域，无盛唐之漠北，无大明之云贵，南宋甚至坐视中华龙兴之地中原沦于胡尘，宋高宗向金称臣刷新我国历史耻辱程度下限。

北宋疆域

而若对比其他割据政权，宋朝却拥有极强的影响力。

宋亡76年后，红巾军北伐时仍喊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宋词更是中华文化殿堂中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

两宋兴衰双刃剑

究其原因，从古至今，帝王维护统治无外乎抓住三要素：钱袋子、枪杆子、笔杆子。

两宋立国三百余年不被推翻的关键在于三大政策：

一、守住钱袋子；二、管住枪杆子；三、笼络笔杆子。

然而宋朝因得国不正的先天不足和疆域狭小的后天劣势， 立国不久三大政策便被执行为：

榨干钱袋子，严防枪杆子，纵容笔杆子——盘剥农民，重文抑武，重内虚外。

后果便是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进而导致积贫积弱，史称“三冗两积”。

三冗两积

先说冗官，宋朝对宗室、士大夫子弟极为纵容，随意授官，且没有明确的官员退休制度。

为安置大量的关系户，宋朝还发明了名为“寄禄官”的职务，大量官员只享待遇不理事务，俗称“吃空饷”。

宋仁宗时期，仅中央机构便有内外官员两万余人，数量是唐朝的三十倍。

再说冗兵，有赖于宋朝“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无所顾忌的士绅阶层大搞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四起。

为防范民变，宋廷便推行“募兵制”，将流民招募为士兵。

为覆盖养兵成本，宋朝官员屡屡加税，进而引发更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大肆扩军，此为恶性循环。

北宋禁军

生于五代乱世、靠军事政变夺得孤儿寡母江山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为防范下属依葫芦画瓢，轻则重蹈残唐五代藩镇割据的覆辙，重则大宋江山改旗易帜，定期将厢军（地方武装）中能征善战者编入禁军（中央军）。

禁军数量至宋仁宗时期膨胀至八十二万，若加上厢军，军队总数则高达一百二十五万。

赵匡胤还立下祖制，用文人出任军事最高机构枢密院长官，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一分为三，“兵不知将，将不带兵”，以至于宋军虽人众，战斗力却极为低下。

脱胎于流民、囚犯的厢军基本不从事军事训练，而在宋初统一战争中曾大放异彩的禁军则在东京的花花世界中走向堕落，甚至连搬运行李之类的工作都外包给临时工代劳。

至于冗费，是冗官、冗兵的必然结果。

早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便定下“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和“不杀上书言事者”的基本国策。

宋代官员不仅享受免赋税待遇，其俸禄之优厚更是令其他封建王朝望尘莫及。

另外终宋一代，国家始终面临严重的边患。

近年来互联网出现一种论调，认为宋与契丹、女真签订《澶渊之盟》、《绍兴和议》是用岁币买和平，岁币支出远小于军费开销。

殊不知在没有国际法的古代，停战条约不过是君子协定，北宋交完岁币后仍然要花巨资维持一支常备军，否则契丹的虎狼之师随时可以南侵。

北宋在定川寨之战大败于西夏后，察觉宋军孱弱的辽国便以武力胁迫北宋增加岁币。

除此之外，北宋的帝王们还酷爱大兴土木。

大宋“盛世”的底色

三冗之下，两积难免，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财政赤字已达一千五百万之巨，“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和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军两度北伐惨败于辽国。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银川市）称帝建立西夏，宋廷发动重兵围剿，先败于三川口，再败于好水川，又败于定川寨，宋军将士死伤枕籍。

三川口之战

北宋统治者们试图“再苦一苦百姓”，巧立名目盘剥人民，百姓的回应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自宋初王小波、李顺蜀地起义起，北宋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内忧外患方是北宋“盛世”下真实的底色。

北宋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扫除积弊富国强兵，然而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范仲淹、欧阳修主导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半便在守旧官僚们的阻挠下夭折。

如诸葛亮怒斥王朗所言“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北宋的危机日益加深。

王安石——北宋的官场异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朝野之间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中，又一位官员闪亮登场，他便是本文的主角王安石。

王安石

从小被誉为神童的王安石自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及第起，长达十七年时间里一直担任地方官。

在北宋官僚体制中，地方官处于歧视链底层，大多数进士对馆阁之职趋之若鹜。

所谓馆阁，即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和秘阁的总称，类似如今的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研室，作为北宋的人才储备库，是士大夫通往高级官员的必经之路。

然而王安石在进士试用期满后不仅未主动报名参选馆阁，还拒绝了朝廷试职馆阁的命令，远赴今浙江舟山出任县长。

此后王安石辗转多地任职，虽不热心政治攀附，但毕竟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才华横溢声名在外。

时任宰相文彦博、欧阳修等人爱其才能，先后三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参选馆阁，皆被王安石婉拒。

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王安石被调入东京任职，依旧拒绝试馆阁职，不久便申请外放常州担任市长。

欧阳修

王安石的举动在北宋官场堪称异类，但他亦曾表示自己并非淡泊名利之人，深究他对地方官的执念，大概有三点原因：

一、他想深入了解百姓疾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开国领袖深入田间地头，最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东京朝堂之上，衮衮诸公坐而论道，诗词歌赋信手拈来，却对最广大群众缺乏基本了解。

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期间，日常工作便是视察农民耕作，兴修堤坝学校。

担任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市）副市长期间，王安石目睹百姓卖儿卖女的惨状，痛心地写道“自谓民父母，凛凛常渐疚”，底层人民的困境是王安石决心改革的动力。

二、他想实验并改进自己的改革方案。

馆阁之职固然前途无量，但没有实权，而地方官员在自己辖区内拥有绝对权威。

王安石在舟山推行了诸多新政，取得了良好的反馈，这些新政的具体内容先按下不表。

三、他不想过早被打下政治烙印。

王安石对彼时的政治生态很悲观，“庆历新政”的夭折，展现了守旧势力的强大。

身为北宋中下级官员之子的王安石一入馆阁，必然面临站队的问题，站队的关键是脑袋紧跟屁股。

王安石若选择追随范仲淹、欧阳修，必被保守派打压，而一旦投靠吕夷简之流，则再无机会实现变法抱负。

远离庆历年间日益激烈的党政漩涡，是明哲保身之举。

然而，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正如百姓呼唤“青天大老爷”一般，王安石亦对统治者怀有“圣人出，黄河清”的期待。

他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是奸臣蒙蔽了“至圣至明”的皇帝。

宋仁宗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时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省委政法委书记）的王安石借进京述职的机会，向宋仁宗进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安石奏章中详细描述了他在地方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批评了北宋的选官用人制度，对北宋的“三冗两积”之困表示担忧，并系统阐述了变法主张。

宋仁宗不予理睬，王安石大失所望。

王安石的举动赢得变法派官员的赞誉，中书省先后五次任命王安石入馆阁任职。

王安石苦辞无果，接受了任命，先后供职集贤院、史馆，并于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出任知制诰（中央巡视组组长）。

不出王安石所料，他被打上标签后多次遭到保守派官员的弹劾，再度萌生隐退的念头。

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宋仁宗去世，一年后王安石的母亲去世，王安石以此为契机，以服丧为名辞官回乡。

仁宗之子英宗多次下诏命王安石回京复官，皆被王安石以身体原因婉拒。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双向奔赴

时间来到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英宗去世，时年十八岁的颍王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年轻的宋神宗上台第一件事便是起用王安石，江宁知府（南京市长）的任命状被送到王安石府上。

此时大多数官员认为王安石已无心仕途，然而王安石欣然赴任，不久又被升为翰林学士，重回东京庙堂。

王安石出山的原因是他认为大宋拥有了支持变法的新核心。

宋神宗赵顼幼年时期便在史书中得知先祖兵败燕云、河西的事迹，立志有朝一日要一雪前耻、收复失地。

被立为太子后赵顼开始熟读法家经典，尤其欣赏韩非子“富国强兵”的理论。

在时任太子老师的王安石粉丝韩维、孙永推荐下，赵顼阅读了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文采和主张赞不绝口。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朝受命，赵顼接见了偶像，二人就大宋面临的困境和未来改革的方向进行深谈。

王安石主张治国之道“择术为先”，神宗问王安石“唐太宗何如？”，王安石回答：“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

经过一番商业互吹，君臣二人实现了双向奔赴，变法之事被提上日程。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新入庙堂，王安石就主张：

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神宗表示赞同，熙宁变法的大幕徐徐拉开。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的第一步棋是改革中央机构，设置三司条例司，掌管全国财政、研究变法方案。

随后神宗在王安石的策划下陆续颁布了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令，并提拔四十余名支持变法的官员以保证法令畅通。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升任同平章事（国务院总理），熙宁变法走向高潮。

王安石对新法的核心思想进行了高度总结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用当下时髦的话说：发展生产力，做大做强蛋糕，与其消极节流，不如积极开源。

作为一名地主阶级出身的士大夫，王安石的初衷是在不改变分配制度的基础上缓和阶级矛盾。

熙宁变法

下面介绍一下新法的具体内容。

农田水利法：

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设施，费用由当地百姓按贫富等级区分出资，不足部分可向各级政府贷款。

青苗法：

在青黄不接的春季，大多数贫民在没有存粮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向地主富户借高利粮度日。新法规定春季由官府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贷粮，待农民丰收后归还本息。

免役法：

自秦朝始，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新法规定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可交钱免役，由政府用免役钱雇人服役，且官僚、地主亦不例外。

方田均税法：

开展清丈土地运动，核实土地产权，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收取土地税。

均输法：

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对政府所需物资进行统一收购和运输。

市易法：

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待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保马法：

鼓励保甲民户代政府养马，并可免除部分税赋，因此法发布不久后西北爆发瘟疫，保马户损失惨重，此法很快被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保甲法：

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则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裁兵法：

整顿军队，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定期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贡举法：

废除主考诗词歌赋的明经科，主考以儒家经义和行政策论为主的进士科，并增加法科。整顿太学，以平日考核取代科举，太学生成绩优异者可直接为官。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新法的核心目的是缓解北宋的“三冗两积”，故政策极具针对性，不仅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还能缓解民众负担。

农田水利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三管齐下，既扩大了税源，又通过增加生产资料和改进生产工具的方法提高了生产力，还打击了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

均输法和市易法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稳定物价、打击垄断方面意义巨大。

保甲法一方面改变“皇权不下县”的现象，巩固基层政权，维护农村社会治安；另一方面遏制北宋“重内虚外”的现象，全民皆兵，以节约厢军的军费。

免疫法使农民从徭役中解脱出来，不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还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

裁兵法、将兵法直击北宋“冗兵”之弊，提高了士兵素质，宋军战斗力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宋军在王安石执政期间一度击败青唐吐蕃，收复河西走廊的熙、河、洮、岷、迭、宕等州，拓土两千余里，“唃氏之地，悉为宋郡县矣”。

贡举法则改变了一直以来文人士大夫“空谈误国”的恶习，一批实干型和专家型官员登上舞台。

既得利益者的反击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其针对性，新法自诞生之日起便遭到空前的非议和抵制，抵制的人自然是北宋“三冗两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们。

很多人读历史，会把国家拟人化，其实国家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组成国家的是官吏、士绅、地主、农民和工人。

北宋的所谓繁荣，是士绅的富足，建立在百姓的困苦之上。

清明上河图

固然王安石新法的顶层设计“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极为优秀，但在未发生科技革命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非一朝一夕之功。

更何况农田水利法要求修建水利设施的费用按居民贫富等级分摊，需要富人割更多的肉。

免役法、青苗法、市易法剥夺了地主士绅的特权，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治理冗兵的政策对大宋上下吃空饷、喝兵血的衮衮诸公无异于灭顶之灾。

新法的推行是曲折的，王安石刚任参知政事四个月，吕诲便上《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骂王安石“大奸似忠”。

司马光表示解决财政赤字应以节流为主，王安石以“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驳斥。

韩琦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文彦博气得直呼：

（大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王安石的回应振聋发聩：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两派争执不下之际，宋神宗选择支持王安石，罢免反对变法的官员，新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新法的另一面

然而，当新法全面实施，其副作用也显露无疑。

一方面，新法被执行得过于激进，乃至与初衷背道而驰。

地方官员根据青苗法向农户强行摊派贷款，并擅自提高贷款利率。

而保甲法的危害，“抓壮丁”一词至今仍是老一辈国人记忆深处的恐惧。

北宋民兵

究其原因，既有保守派官员出于把新法搞臭之目的“扛着红旗反红旗”，亦有地方官员“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考量，把推行新法力度作为升迁的政治资本。

如王安石最初构想的“免役法”是百姓“有钱出钱，无钱出力”。

可到了实际执行层面，受困于收支和考核压力的各级政府将之执行为强行摊派免役金，这对百姓无疑是一笔苛捐杂税。

王安石

另一方面，王安石缺乏在贫困地区和中央政府任职的经验，机械地把自己在江浙地区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国。

贫困地区既无实行青苗法的经济基础，又无兴修水利的自然条件，盲目开源的结果是农户所受的剥削更加严重。

均输法、市易法变自由商品经济为官僚商品经济，在缺乏纪律法规约束的环境下，后者的垄断变本加厉，与新法的初衷背道而驰。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王安石和他身后的变法派同样是北宋政治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本身就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变法自始至终没触及到北宋的切肤之痛——冗费，只是一味想通过增加政府收入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

可发展生产力非一时之功，解决财政赤字却迫在眉睫，最终的结果便是走向变法的反面——加民赋以国用富，国进民退。

王安石的谢幕

遗憾的是，拜相日久，王安石逐渐活成了昔日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他不再深入基层了解百姓诉求，也听不进反对的意见，顺我者高官厚禄，逆我者打入另册。

一大批阿谀奉承之辈投靠王安石，变法派逐渐由一个理想主义联盟变质为新的利益集团——新党，反对变法的则被成为旧党。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河北爆发自然灾害，为防止“慕兵法”死灰复燃，王安石甚至扣发了朝廷招募民夫的命令。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争相自断手腕，王安石的反应是“老百姓不体谅朝廷的难处”。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反新法之声再度高涨。

宋神宗决定只换人不换思想，免去王安石职务，但留用了王安石推荐的吕惠卿等人。

一年后，因新党留用官员难撑大局，王安石复相，回京时王安石路过瓜洲，写下千古名篇：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二次拜相，王安石已不复昔日的意气风发，君臣关系破裂，从朝堂到江湖，新旧两大利益集团围绕新法展开激烈的党争。

有人为了新党好，有人为了旧党好，却没有人为了大宋好。

至于变法最初的目的——富国强兵，早已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又过了一年，王安石的长子病逝，悲痛之下，他主动请辞，回到江宁，此后王安石再也没有回到东京。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王安石走后，宋神宗继续坚持变法，于次年改元“元丰”，颁布《寄禄格》，明确官员职权合一的原则，恢复唐代三省制。

“元丰改制”矛头直指北宋“冗官”大疾，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因北宋伐夏失利，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壮年去世。

年仅十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人亡政息。

次年，王安石在江宁病逝，相比商鞅、张居正带着变法成功的喜悦离开人世，王安石的身故是苦涩的。

但人的奋斗，并不是有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下去才有希望。

正如王安石早年和好友游览褒禅山时有感而发：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