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李公朴：为争民主走山城

原创 李欣

重庆的城市记忆，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火而变得厚重，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无数仁人志士为革命、为民主奔走不息的身影，李公朴便是其中一位。1938—1946年，在生命的最后八年中，他三次到陪都重庆，在民盟发祥地留下了斗争足迹。

北碚：宣讲抗战形势

1938年8月，受北碚实验区署区长卢子英的邀请，李公朴来到“陪都中的陪都”——北碚，这是他第一次到访重庆。他对卢子英说：“要是能唤起民众，我就算鞠躬尽瘁，也值呀！”卢子英请他在北碚作几次演讲，李公朴欣然应允。于是，卢子英邀集各界人士举行茶话会，又组织群众大会，请李公朴作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及怎样做救亡工作的演讲。

一天，卢子英陪同李公朴在街上散步，刚到民众体育场，群众看到李公朴到来，一下围了过来，都关心现在日寇要进攻武汉，保卫大武汉的前途将会怎样。李公朴告诉大家，保卫大武汉是举国上下共同一致的目标。

李公朴在北碚北温泉寓所

1940年11月，李公朴从华北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来到陪都重庆，全家住在北碚的北温泉。其间，他与邹韬奋等长谈“关于我们的同胞在敌后苦斗的情形”，并转达了毛泽东会见他时提出的把国统区文化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敌后的建议。“皖南事变”发生后，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李公朴全家于1941年6月搬到了云南，继续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

特园：参加民盟一大

1945年9月中旬，为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一大），李公朴和周新民、李文宜、冯素陶、曾昭抡、辛志超、罗隆基、潘光旦等人由昆明赴重庆出席会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包租了两辆吉普车，分两路经贵阳花溪等地抵达重庆。

会议期间，李公朴始终坚持进步立场。青年党代表提出“民盟的一切行动方针，应持中立，不偏不倚，站在两党之外”，李公朴明确反对，他说：“要看事实环境来决定，不能拘泥于局限之内。”在讨论民盟政纲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农业问题时，李公朴等支持冯素陶提出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主张，促使该案顺利通过。

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左起）沈钧儒 、张澜、鲜英、李公朴合影

会议期间的一天，周恩来约李公朴和史良、李文宜、辛志超、李相符、冯素陶等到曾家岩50号会谈。李公朴谈了会上关于一些问题的争论，以及自己对民盟会议的看法。周恩来说，“像民盟这样几党几派在一起的团体，各种意见不能完全一致，是必然的，做到求同存异就行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坚持原则是好的，非原则问题可以适当让步，只要有利人民事业”。

会上，李公朴被推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会议闭幕当晚，特园热闹非凡，人们在草坪上举行了庆祝晚会，很多重庆文艺界的朋友都来参加。李公朴摆动着他的美髯长须，在草坪上翻筋斗，赢得满场鼓掌欢笑。

韦家院坝：改组救国会

民盟一大闭幕后，李公朴立即投入救国会的筹备改组工作中。他和沈钧儒、史良、陶行知等救国会同人一起商讨，为了适应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

194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韦家院坝16号召开，通过了组织规程和政治纲领等，李公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30日，在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李公朴在政治报告中寄望国家的永久和平，期待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政治、经济上带来的变化及战后美苏的对华政策，重点报告了当时国家内政问题的焦点，即政治协商会议是否能如国人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圆满的结果。他认为，要解决内战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共同纲领问题、《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与国民大会问题等几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世界和中国动荡混乱中有着光明的远景”，但这条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因此既不能悲观颓丧，也不能乐观等待，而是“需要全世界和全中国进步人士一点一滴的努力，继续不断的争取”，“民主的途程本来是艰难曲折的，只有团结和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把握住整个世界的动向，配合全国人民的民主浪潮，不断地努力奋斗，才能辟成人民大众的光明的大道啊！”

长安寺：公祭死难师生

1945年12月1日，昆明国民党军警杀害进步师生的消息传到重庆，李公朴愤慨不已，接连写了两副挽联，“要独裁残杀学生之政府从来没有好结果，反内战代表人民的公意不久一定会成功”，“四位民主战士你们死去你们永远不会死去，一群专政魔鬼他们将来他们已经没有将来”。他深入到重庆各界群众中了解情况、征询意见，并与《中国工人》周刊编辑潘天青等人商量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昆明的斗争。民盟总部决定发起重庆各界追悼会，公祭“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并把大会的筹备、组织和联络工作交给李公朴负责，他和几十个青年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

12月9日至11日，重庆各界人士突破国民党的镇压和封锁，在长安寺召开盛大的追悼“一二·一”死难师生大会，公祭三天。一万余名重庆各界人士和群众强烈谴责国民党屠杀昆明师生的罪行，要求公开审判凶手。李公朴带领参加公祭的群众高呼口号：“要民主，反独裁；要和平，反内战；镇压学生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追悼公祭活动之后，李公朴在文章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民主与反民主势力的激烈斗争以及“一二·一”惨案发生的原因，最后他写道：“反人民的人，一定会在人民的面前倒下去；用武力压迫人民的人，一定为人民自己的力量所推倒。”

七星岗：悼念冼星海

1945年10月30日，音乐家冼星海病逝。得知好友离世，李公朴十分悲恸，他积极参与筹办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遗作音乐会，承担了节目单的印刷和门票销售等前期工作。

临开会时，几个军统特务以场内人多、建筑物承受不了为由，要求停止演出。李公朴站出来，对特务保证房子不会出问题，并说：“既然要求入场的人数这样多，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我们再加演一场！”

1946年1月5日，追悼大会在位于七星岗的江苏同乡会礼堂举行，李公朴主持。音乐会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名作在礼堂里回响。中间休息时，李公朴应邀演唱了《抗战教育之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的演出中，李公朴除了应邀高唱《抗战教育之歌》，还加唱了《老乡上战场》。音乐会结束，他发表即兴演讲：“《救国军歌》响遍了全场，这是星海先生反映出人民坚决不要内战的呼声。”最后一场演出中，他再次呼吁：“要把冼星海先生的‘枪口对外’的歌声唱到全中国去，全世界去。”

李公朴改词的《民主军歌》

会后，李公朴结合当时的形势，把《救国军歌》改为《民主军歌》，把《老乡上战场》改为《大家来创造》。

沧白堂：主持民众大会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重庆各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李公朴被推为35位理事之一。从1月12日到27日，协进会先后召开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开会情况，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

前三次大会在江家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会堂举行。参加的民众热情很高，人数由300多人增至3000多人。从第四次大会起，便改在了厅堂较大的沧白堂。国民党特务不断对大会进行破坏，他们在会上狂叫“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等口号，谩骂追打报告人和会议主持人，敲锣、燃放爆竹，乱扔石块、木棍，打伤群众，使第四、五次大会无法终场。负责组织联络工作的李公朴等人一面排除特务的破坏，使会场恢复正常；一面保护政协代表的安全，防止暴徒突然袭击，努力使大会不致中断。

1月18日，第六次大会报告开始前，担任主席的李公朴对大家说：“前、昨两天会场秩序欠佳，国民政府天天在协商，我们在会场中亦应表现和谐与协商之空气才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时，一群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甚至向台上扔石块、木块。王若飞讲完后，原本应由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刘清扬主持讨论，然而捣乱者狂喊乱叫，会场秩序大乱，在李公朴等人的维持下会场秩序才渐渐恢复。

1月20日下午，陪都各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在沧白堂举行，国民党当局派出的大批特务又蠢蠢欲动。主持大会的李公朴与冯玉祥、郭沫若等一起用诚恳而幽默的语调教训了捣乱的特务，李公朴带领大家齐唱《和平进行曲》，大会顺利闭幕。

较场口：血溅庆祝大会

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重庆各界决定于1946年2月10日在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李公朴担任主席团成员和总指导。

当天上午，李公朴早早来到会场。一个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召来的、自称是重庆市农会代表的名叫刘野樵的人找到他，多次提出要和他谈会议主席的问题，都被李公朴以个人无权决定为由婉拒。当主席团的人陆续到来时，刘带来的暴徒已包围了主席台，强占播音器高喊着要“推代表80%农民的刘野樵先生当主席”，并强行宣布开会，举行肃立、奏乐、唱党歌等仪式。施复亮忍无可忍，大声喊道：“现在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讲话！”李公朴刚刚走上前去，暴徒们一拥而上，拉着他的胡子拳打脚踢，从台上一直打到台下。虽然青年们纷纷前来保护，但李公朴的后脑还是被打破，鲜血直流。特务们原打算将他推入会场外一口很深的枯井里置于死地，但在群众掩护下，李公朴突出重围。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施复亮等60余人也被打伤。

1946年2月，“较场口血案”后李公朴受伤住院

周恩来赶到医院看望时，李公朴忍着极大的疼痛说：“我的血，不过是许多革命先烈血海中的一滴，我愿意把我的血，同许多革命先烈的血流在一起。”当天下午，在史良及社会大学校董周宗琼等的陪同下，李公朴、施复亮等到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起诉讼，李公朴表示：“如果是个人的官司，就不想打了，这次是为人民的自由权利打官司，所以我们还得打下去。”14日，史良陪同他去医院拆掉伤口缝线，问他痛不痛，他说：“不痛，这不过是流些血，还要准备着牺牲生命，才能得到民主。”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颠倒黑白以及刘野樵等的倒打一耙，他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中央社发布的消息真太不成话”，“有良心的新闻记者应群起而攻之”。

“较场口血案”使人们认识到，国民党不会放弃一党专政与独裁统治，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斗争。

管家巷：创办社会大学

“较场口血案”前后，李公朴和陶行知积极筹备，在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重庆社会大学，探索和试验新的教育方式，并对民主教育思想进行实践。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主持的生活教育社等社团在管家巷28号组织开展“民主讲座”。后来，为了满足进步青年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政策的需求，重庆社会大学便在“民主讲座”基础上成立了，陶行知被推为校长，李公朴被推为副校长兼教务长，负责学校实际工作。

1946年1月15日，李公朴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了“自觉、自治、自训”的教导方针，指出要提倡真正的自觉纪律、发扬民主精神。开学典礼结束后，李公朴立即召开校务会议，为次日正式上课做准备工作，一直忙到深夜12点。

重庆社会大学将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上强调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和技术教育，主张用好主动的、实践的、集体的、正规的学习方法，达到自动、自学、自问的学习境界。李公朴教授教育系的部分课程，每周授课两个小时。

4月29日，社会大学举行第一学期放学典礼，李公朴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鼓励大家要完成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宇宙观，并把陶行知提出的“明民德、新民、止于人民之幸福”的教育观贯彻到行动中去。

此前，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上海，临别时与李公朴相约，将来回到上海、北平，要继续办好社会大学。5月17日，李公朴离开重庆去昆明。当时，社会大学同学会编印了《社会大学》一书，收录了陶行知、李公朴等人的讲话、文章和诗歌，离开重庆前，李公朴为《社会大学》写了序言。这本书出版后，第一批邮包于7月12日寄到昆明，但李公朴却遭国民党暗杀，于当日凌晨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