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潘光旦：两代社会学家间的学术交往

费孝通夫妇与潘光旦、吴文藻

在北京四月下旬一个春风骀荡的晚上，费孝通先生驾鹤西去。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中国社会学界失去了一位识途老马与领路人。

在学科领域上，费孝通早年继承了吴文藻先生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的研究路向，打破前人划定的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界限，开创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先声。两年前以93岁的高龄，又提出扩展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将古代文明的思想内容及方法论纳入社会学，创造一种有别于实证社会学的新的社会学。他的思想总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为中国社会学的前途“破题开路”。

树有根，水有源。费孝通在学术思想上敢于打破常规，探出新路，除了他个人独厚的天资以外，与他深刻地感受到上一代学人的学术风范，并以继承、发展前辈的学术精神为自己使命的意识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三位外国老师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人类学家史禄国与马林诺斯基在具体知识与研究方法上给予费孝通以影响，那么两位中国老师吴文藻、潘光旦则是在社会学学科的中国品格上影响了他的学术志趣。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他的上一辈人大约在五四至抗战时期登上学术舞台，领一时风骚。这一代人包括孙本文、陈达、李景汉、潘光旦、吴泽霖、吴文藻、吴景超等。费孝通是从抗战到1949年间崭露头角、冉冉上升的一代社会学新星。与他同时的还有林耀华、李安宅等学者。费孝通自觉地作出了这两代人之间的区分，并具有明确的“代”的意识。

费孝通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把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化学家曾昭抡也都放在上一辈知识分子里面一并诠释的原因所在。在近年来写的一系列师友回忆中，他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说，“我的前辈，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中，确有许多后来长成为这个世纪我国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有较广阔的学术底子，凭一己的天赋，在各自的专业里，执著坚持，发愤力行，抵得住疾风严霜，在苛刻的条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我国学术的基础，打下一个个结实的桩子。”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费孝通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比如他在谈到他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时说，“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在文革下干校时写的一封家书里，他把“代”的感受表达得很清楚：“但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感到年轻些。过去几十年来，我多和比我老一辈的人在一起，事实上是‘越级’了的，别人也经常把我列如了和潘公（指潘光旦）等一个年龄组里，在那个圈子里却又是个‘后生’，产生了许多特殊心情，现在大大地改变了，在年轻人中显得老了，也是‘落后’了。”

可以说，通过大量的人与人之间的实际接触，费孝通继承了上一辈中国社会学者为人、为学的精神，同时又推陈出新，发展出自己一代人鲜明的特点。在社会学学科上，他的特点是更加彻底地“从实求知”，从实地调查以及身边社会事实的观察、体悟中提炼社会学的认识，在继承上一辈学者开阔的学术视野的基础上力图为社会学的中国研究探出新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其实际学术成就来说，费孝通当之无愧的是中国第二代社会学家的领头人。

费、潘会合点之一：历史社会学与民族史研究

潘光旦并不是社会学科班出身的。他在美国留学时专业是生物学，主要研究优生学。不过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好学不倦，对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以及中国古典文献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以后逐渐把学术重心转移到社会学上。潘光旦的社会学思想蕴涵在他的优生学、性心理学与社会思想史研究里面，是这些学科中涉及社会方面见解的推演。虽然潘光旦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社会学界度过的，他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研究路向却很难说是严格的社会学。

潘光旦喜欢利用历史文献分析，下一代社会学者常规性的学科实践则是主要从田野调查来获取对当时社会的系统观察，在此基础上从事理论提炼工作。潘光旦的学术旨趣里贯彻着鲜明的社会改革意图，不少论述是从优生学的理论主张出发改造中国传统的制度、观念，在社会思想的阐释里面也力图利用现代科学来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规范性原则。这与下一代学者重视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严谨地解释、说明“是什么”、“为什么”有很大不同。费孝通、林耀华这一代学者不少经历过从书斋到田野的过程。

1932年夏费孝通写出了《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1933年完成了学士论文《亲迎习俗之研究》。这些都是运用历史文献完成的。后来他似乎对历史文献法越来越不感兴趣，对其局限性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了。1934年，他说：“且作者以为今后社会史之研究，宜由有现实物可据之民族学及考古学入手，似不应再沿用旧有之考据方法，在旧书堆中讨出路……”1937年在一篇社会史的书评里，他明确地提出社会史在方法论上面临的困境。主要的问题是历史文献里不易取得如现代实地调查报告一般可靠的资料，旧地方志缺点太多，并不能做社会与经济史的大好资料。他对自己的学士论文主要依据地方志材料得出的结论很不放心，而且说，“我常有一个很幼稚的怀疑，我不懂为什么很多历史家尽心竭力地去推敲‘史料’，而绝不想为将来子孙计，多在现在尚有事实可稽的状态下多写一些将来的‘史料’。”

费孝通对历史不感兴趣，不愿更多地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分析社会问题，主要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当然也与他这一代人早年接受新式教育，国学功底不如上一代人深厚有关。对前辈严谨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他并不排斥。潘光旦的历史文献研究，运用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在上一代社会学家里面是首屈一指的。潘、费学术风貌差异很大，但这并不妨碍费孝通对潘光旦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尊重的态度。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做研究生时上过吴景超的课，是吴的“正牌”学生。他没有上过潘光旦的课，但就受影响的程度而论，受潘光旦的影响更为深刻。所以，他在各种场合总是说“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

抗战时期，费、潘两人同在昆明，一同参加民盟的民主运动，来往很密切，在学术上的交流也日渐增多。费孝通在写《生育制度》时借用潘光旦早期历史著作《冯小青》的结论，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感情生活，指出潘光旦所揭示的冯小青式的心理变态可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复员后在清华社会学系、1952年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同事，比邻而居近二十年。潘光旦是费孝通最主要的历史知识“顾问”，有什么问题懒于查书，总是一溜烟的到隔壁找潘光旦，而潘光旦总是不厌其烦地直接回答，或找书作答。在费孝通眼里，学识渊博的潘光旦是“活字典”。这样养成了费孝通的依赖性，在潘光旦去世后，费孝通说，“我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地寸步难行。”

复员时期在学术上值得一提的是潘、费1947年合作的“中国士大夫”研究。两人在1946年夏苏州浒墅关避难时商定合作研究这一课题。1947年费孝通从英国回到清华园后才开始着手进行工作。潘光旦在北平搜集了不少科举硃卷，他的兴趣是不在硃卷本身的文章，而是在其履历部分。他想通过履历里的家世资料来研究中国士大夫的产生问题。费孝通这一时期也开始读一点历史书，他透过社会科学的眼光来看历史文献，觉得很新鲜。合作这一课题是两代社会学家各用其长的结果。费孝通的长处是对城乡社会学比较熟悉，潘光旦的长处是社会理论与历史文献。费孝通素来不喜欢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在做这项工作时，费孝通曾向友人抱怨说，“这是非常烦人的工作”。课题洽定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到1947年8月时研究经费已寄到七成。课题的成果，从潘光旦残存的日记里看到已经完成了第一章，由费孝通起草初稿，潘光旦修正、补充、润色。后来研究工作究竟进行到了那一步，有多少寄给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William Holland先生，今天还都不清楚。1947年10月，署名潘光旦、费孝通合作的论文《科举与社会流动》在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发表。从研究资料、研究论题以及由袁方协助统计工作来看，很可能《科举与社会流动》就是“中国士大夫”课题的初期成果。以往科举在社会流动上的贡献，往往由人们依据自己熟悉的一部分事实，任意得出结论，这篇论文从清代的经验资料出发，比较精确地告诉人们科举为社会流动筑下的路究竟有多宽。论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直到现在还被学者频繁的征引。

1950年代以后，潘、费在中央民族学院再度同事。这时，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被取消了。他们当时的研究工作被称为民族研究，其中民族史占了很大比重。潘、费两人的研究课题性质比建国前更为接近了。潘光旦主要研究土家族和畲族。但他并不是把这两个民族孤立起来单独处理，而是从各民族的迁移、融合与冲突来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动态过程。这与费孝通的思路非常合拍。五十年代费孝通在没有人愿意讲中国民族史课程时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讲授任务。1988年，费孝通在民族研究方面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其基本思路源于1950年代的探索，与潘光旦的学术交往也有一定关系。在1985年写的《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一文里，他高度评价了潘光旦的土家族与畲族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全局意识与理论关怀，希望能够以此为指导思想来提高当前民族研究的水平。对于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他多处作了引用后写道：“今天我重读潘先生那篇力作，感慨很深。包括我在内，自叹远远不如前辈。”

“派”流入“汇”：近半个世纪后的学术反思

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费孝通最出色的理论著作，可以作为他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书写成于1946年夏他与潘光旦在苏州浒墅关避难时期。当时旅途困顿，行止不常，天气极为闷热，费孝通颇有将全稿搁置的意思，后来经潘光旦劝告，才决定姑先付印，以待将来补正。费孝通请潘光旦写一篇序。潘光旦历来为人做序都非常认真，绝不敷衍了事。跟他的书评一样，他总是希望在评论别人作品时表达一点自己对研究课题的见解。也许是由于对费孝通这颗学术新星的前途期望更殷，他洋洋洒洒，不可收拾，一写就是3万多字。这就是《派与汇——作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的序》一文。他认为，费孝通的书写得很好，但只是一家之言，太局限在功能学派的立场上，器局比较狭窄，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他回顾了中西方社会思想分分合合的历史，提出了一个更为综合的新人文思想，期望费孝通能够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费孝通对自己的学术相当自负，对潘光旦的批评，他并没有完全接受。但当时的处境使他们没有条件和心情就这个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展开辩论。1947年费孝通从英国回国后，虽然两人同住一院，但也无心就此进一步切磋琢磨，展开辩论。

直到1990年代，费孝通年过八十以后，才重新拾起这个似乎已尘灰堆积的思绪，触起了他的重新思考。通过反思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的经历，费孝通认识到，个体虽然无法摆脱社会结构派定给他的角色要求，但他也有一个顽强的作为实体的“自我”存在。“这个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做出各种复杂的行动上的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自杀了事。这样我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从而将个人与社会作为并列的两个实体。“社会之成为实体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社会的目的还是在使个人能得到生活，就是满足他不断增长的物质及精神的需要。而且分工合作体系是依靠个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的，能行为的个人是个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他知道需要什么，希望什么，也知道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还有什么希望。满足了才积极，不满足就是消极。所以他是个活的载体，可以发生主观作用的实体。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这种把人和社会结成一个辨证的统一体的看法也许正是潘光旦先生所说的新人文思想。”

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是一种在社会思想史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思想，而费孝通则是从社会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其做出的新诠释。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这一新发展，固然有赖于他善于从社会生活经历中提炼社会学理论的悟性，也与潘光旦早年在《派与汇》中的批评与期望播下的种子分不开的。他后来在谈到社会与个人关系时，已经不再像《生育制度》中那样“见社会不见人”，而多少已经接受了潘光旦的批评意见。这时潘光旦已经去世几十年了。

费孝通与潘光旦的私人关系很深，从私人关系而学术交往，而政治上的长期风雨同舟，长达三十多年。作为晚辈，费孝通一直以师生关系来看待他与潘光旦的关系，在人格上、在学术上、在政治上他受潘光旦影响很深。本文所叙述的，只是他们在学术交往上的几个片断，还远不足以揭示全貌。虽然他们在学术上走的路子不同，但是能够彼此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合作共事，对今天学者之间如何相处应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刊《中华读书报》2005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