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曾告诉学生阎崇年,历史不能光在书斋里研究,更要把历史还给群众,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如今,90岁的阎崇年从事清史研究超过60年,他被更多普通人认识,是因为20年前,他初次登台央视《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就让收视率破了纪录。《清十二帝疑案》的讲稿后来汇编修订为《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20年来有了18个不同版本,重印约60次,名副其实的长销书。
近日,在一场题为“我与清史研究”的讲座中,阎崇年首次系统回顾了自己研究清史的历程。
1934年,阎崇年出生于山东蓬莱的一个渔民家庭,在村子里生活到15岁,后随父母举家搬迁到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以清史闻名,但其实阎崇年最初想研究的是先秦史。“当时北师大历史系的杨钊教授,先秦讲得特别好,诸子百家的原话,成段成段地在课堂上背。我真佩服,也想学。于是找了书,白天看晚上看,平常看周末看,看了3年,有了一些感想,就开始写一些小文章。”
自己写得到底怎么样,阎崇年心里没底,于是经人介绍,到北京的干面胡同拜访刚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历史大家杨向奎。“见了面,杨先生特别客气,说写得很好,找个杂志发表一下吧。我当时想,年轻人发表论文那么难,我上哪儿发去,就回去了。”
阎崇年。三联书店供图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杨向奎专门给阎崇年写了一封信,说先秦的考古发掘不在北京,你只能看二手资料,你应该研究清史。明清的宫廷档案、重要的古典文献,都在北京,而且当时研究清史的人很少,还是一块处女地。
“这些话对我刺激太大了。我当时一个月什么都没干,就在想,到底学什么。”阎崇年说,“年轻的朋友请记住,当你选择一个方向、确定一条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慎始善终。”29岁的阎崇年最终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了。从1963年至今,他专注清史研究。
然而,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总是比年轻人想象得要多。下定决心研究清史后,阎崇年最初以康熙为切入口,但始终感觉不得要领,“八旗制度怎么回事,爱新觉罗最初姓什么……都搞不清楚”。在迷茫中,阎崇年到北师大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家中求教。
“白先生告诉我,树有根,水有源,研究历史一定要从它的根和源上入手。清朝历史的根和源,当然在关外。”阎崇年一下子豁然开朗,转到对清开国史的研究。198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努尔哈赤传》。这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努尔哈赤的著作,成为后学绕不开的经典。
其间还有件轶事。总是在方向问题走岔路的阎崇年,这回“学乖”了,在研究努尔哈赤前,先向白寿彝求教。“白先生忙,老不在家,就让我饭点去他家找他,师母给我盛饭,我每次就一边吃一边说。”得到白寿彝认可和鼓励后,从1963年到1973年,整整10年,阎崇年完全看原始资料,成就了这篇论文。而从论文到出书,又是10年。
“我敢说,与努尔哈赤有关的,中国的、朝鲜的、日本的,明朝的、清朝的,韩文的、满文的,我全部看过。”阎崇年说,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讲的做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20世纪80年代初,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阎崇年,需要撰写与北京相关的论文。他结合自己对清朝开国史的积累,选定了袁崇焕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袁崇焕刚好处于明史、清史、北京史的交叉地带。2023年,《阎崇年史学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就包含明史、清史、故宫史、北京史、满学五大领域的97篇论文,充分显示了阎崇年的“博与专”。
在阎崇年看来,做学问就像唱京剧:“梅兰芳先生讲过,学戏一开始会得少,后来多,最后又少,这就是精。做学问背后的要诀是追求‘约-博-通’。把一个小小的点掌握扎实,然后吸收大量材料,经过沉淀、积累,上升一个境界,最后剩下的才是精华。”
但能坚持到最后、走到“通”的人少之又少。阎崇年就是那个能坚持的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其他。
阎崇年津津乐道80岁时第一次去布达拉宫的经历:“当时家人朋友都说不行,出事怎么办,但我铁了心,谁也拦不住。海拔3800米,我上去了,也不晕。当地的朋友见我状态不错,就说,既然来了,要不再去趟日喀则、阿里。我说不行,得见好就收,于是安安全全回到北京。”
阎崇年相信,作为历史学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中国最北的漠河,到最南的三沙市,从东边的日照到西边的霍尔果斯,我都去过,我还见过曾母暗沙”。见多了实实在在的风景,阎崇年发现,东北的满族是森林文化,并非草原文化,并于2018年出版了《森林帝国》一书,用了25个证据来证明。这也是中外史学界第一次提出“森林文化”的概念。
阎崇年把对待事业的态度归纳为“敬、诚、淡、静”4个字。他把“敬”排在第一位,“敬就是爱,如果不用敬字对待自己的专业,就不能入其门”;第二是“诚”,历史要求真,而“诚”是求真的基础;第三是“淡”,要淡泊名利,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最后是“静”,只有静,才能把一个领域做长久。他鼓励年轻人要静下心做事,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再笨也会做出一点成绩,“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阎崇年说,自己很幸运,90岁了仍然生活自理,尽管体力不比年轻时候,但一周仍工作7天,“我还是尽我的力量,学者就像蜜蜂采了花粉,酿成蜜献给人间”。去年,他有45本书在不同出版社出版,他希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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