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昊、熊明威：叙事史学与“非虚构写作”

摘要：生生不息的叙事传统流淌在中西方史学血脉中。叙事史学包含虚构与非虚构的写作形式和表现风格，尤以其故事性彰显了传统史学的隽永魅力。但是伴随着知识的现代科学化，与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发展出认同和边际趋于固化的各个学科。于是在“科学”的霸权话语下，史学研究如同实验室里的工作，旨在发现“中性”的“真相”或“客观”的“规律”，那么“虚构”、“非虚构”似乎等同于“非真实”与“真实”的评判标准，“理性”分析抑或意识形态化都在蚕食着活泼、感性的散文式叙事。叙事体近期的复活增强了自身的张力。合理的、高超的虚构，与非虚构一样，都能够服务于历史解释。而蕴含问题意识导向、理论思辩内核的叙事，可以更好地帮助履行良史的崇高职责。

关键词：虚构；非虚构；叙事；故事；客观；思辨

本文的简版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一、引子：历史，还是“故事”？

四十年前，黄仁宇先生的英译中作品《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大陆刚问世，即惊艳学界，同仁们惊叹：历史还可以这样写的？！该书一版再版。直到今天，在研究生面试的环节，问起考生读过哪些海外的中国历史研究著述时，不忘后缀上一句话：除了《万历十五年》……

黄先生心目中的历史由故事串联起，各个故事的主人公跃然纸上，让读者切身感受到虚构性文学风采。2020年初，笔者（特指本文第一作者）在奥斯陆大学，应邀为中文专业的学生讲解余华的短篇小说《两个人的历史》。由于学界连一篇评论也没有，只好勉力去做这篇命题作文，取名“《两个人的历史》的历史解释”——鉴于该虚构故事里面隐含了现当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背景、语境，乃至细碎情节。

文学艺术的浪漫与历史写实的逼真，看起来并非简单的虚构与非虚构的二元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常似幻似真，亦非亦是，即便学科越分越细的今天依然让让作者和读者纠结不已，何况人类文明史上长期以来的历史书写！

笔者在近四十年的习史经历中，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收获和困惑，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一些学术领域和路数的转变，当然变中有不变。本文的另一作者初入史坛，在探索中有领悟，也有迷茫。这篇作品是不同代际学人对话、讨论的一个呈现。

二、中、西史学悠久的叙事传统

历史是一种记忆，记忆是选择性的，而且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19世纪现代历史学诞生之前的人类文明历程上，史学编纂源远流长，中国和欧洲都拥有绵长而宏富的历史书写。

大凡说来，各个前现代社会的史学创作里，叙事风格占据主流地位，其中的许多故事描写，让读者禁不住产生虚构的印象。

1、司马迁奠立的中国史书纪传传统

编年体作为中国早期一个主要的史书体裁， 以年代为线索，按时序编排历史事件，反映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和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春秋》为中国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用语极简，“大义”寓于“微言”。《左传》以《春秋》纪年为纲目，铺叙了 丰满 的故事内容，颇具文学性。汉初，司马迁里程碑式地发展了历史写作的散文式风格。

（1）司马迁刻画事件与人物细节的虚构化

中国传统史学之父司马迁（ 公元前 145年-？ ）开创了纪传体。将自己的一生定位于“教书匠”的王家范先生在课堂上，喜欢用引用大家熟知的“陈涉佣耕”事例。

陈涉 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陈涉 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①]

王先生笑道：“苟富贵”、“鸿鹄之志”，哪是陈大王说的，分明是太史公说的嘛，但太史公道出了时代之音！ [②]

王先生还常举秦始皇巡行的几个历史片段，说道：如果张良与人“狙击 秦始皇 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尚有迹可稽的话，天晓得两位南方布衣青年恰好都亲睹了戒备森严的巡行场面！谁又听到并记下两位后来成为推翻翻暴秦的主要领袖的即兴壮语：贵胄后人项羽豪迈率直，不屑地说到：“彼可取而代也。”后来，的确“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

《史记》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单秦汉之际精彩绝伦的故事就有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等，如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戏剧，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司马迁尤其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性人物，使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悲情气氛、传奇风采。《项羽本纪》里描绘楚汉相争是无与伦比的杰作。英雄末路的项羽，从 垓下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的“ 悲歌慷慨”，虞姬“和之”，到乌江自刎 ，令人荡气回肠，扼腕长叹。

这种纪传叙事的虚构性，是把人物、故事编织进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中。大事脉络准确，故事情节虚构，还有精微的心理活动，藉高妙的艺术修辞得以完美地诠释。笔力洗炼，洋洋洒洒，别出心裁，体现出司马迁雄深雅健的文学修养。“史家之绝唱”的一个魅力正是在于其“无韵之离骚”的艺术美感。

除了“真”、“美”之外，“善”亦不可或缺。《史记》小说般散文叙事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力图透过表象探寻历史进程中的深层意蕴。所以，作者把价值判断和道德理想凝聚到行文中，特别是每篇纪、传、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集中体现了其史观的精髓。司马迁之所以“成一家之言”，归根结底落实在“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境界。

（2）班固正统史观下的“非虚构”

班固主撰《汉书》记述西汉一朝史事， 系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为历代正史的体裁模板。与《史记》有异的是，《汉书》高度强调 “史实”记述的准确、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显示出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

一般都认为《汉书》思想正统，班家父子兄妹“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但正因为“正统”思想的驱使，班固的“非虚构”性很多时候在反映历史实际情况上打了折扣。特别其在纪传后的“赞曰”，即是模仿太史公的做法,直接透露出班氏本人的 是非善恶准则 。

唐代诗人李商隐《贾生》制造了一幅汉文帝与贾谊夜半倾谈的故事情景：“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而后人对贾谊的生平际遇的了解和理解，主要来自班固为他作的传记。班固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③] 仿佛此番做法已经尽显非虚构性。然而，细看《汉书·贾谊传》可发现，叙事并非决然的中性、中立：

谊以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合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馋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 [④]

班固对于贾谊材料进行精心地修剪编排，铺陈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后，将贾谊的诗赋与个人命运巧妙地连接，寥寥数语道出了贾谊被贬后孤独、哀伤的心境， 以文喻情，于是 同情之感伴随着淡描的文字缓缓潜入读者的心头。

班固如此隐含情感的叙事当然具虚构性。 但是，这种虚构还是受制于他以之“恰通”的正统立场。在他看来，贾谊之功不过“所陈略施行”，更主要的乃是文帝的“玄默躬行”，因而才会有他笔下“ 虽不至公卿， 未为不遇”之贾谊与刘向笔下的“不遇”之贾谊的歧出。

（3）《资治通鉴》及其他史学体裁作品中的虚构成分

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 按时间先后序次，周详叙述史事，前因后果明晰，把历史散文风格发挥到传统史学叙事的极致，使读者得到系统的印象。这部“奉敕”的煌煌巨著系 多人合作而成，由作为 史学和文学巨匠 的司马光 通稿，统一修辞， 遣词造句、文法句式颇为考究 。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 故事，凸显出虚构性艺术 写法的吸引力。

《通鉴》以政治、军事的史迹为主要内容，透过故事的 叙述 ，展示过往治乱、成败、安危、得失之迹，作为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通鉴示 。 于叙事外，司马光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藉“臣光曰”的形式新写了118篇，更反映出此书的要旨。

《通鉴》之后更有 糅合纪传体和编年体的 纪事本末体 ，以 从起因到过程到结果的完整事件为主题，详其首尾完成连续性叙事。此外 ，“实录”作为 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体例，按照年月日记录皇帝在位期间的重要史事，看起来没有虚构性。但语言自身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⑤] 其在使用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虚构化处理。 史景迁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即是依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康熙遗诏草稿等“非虚构”材料，写出了一部生动的皇帝“自传”。

从秦汉到明清，从《史记》到实录，从非虚构到虚构，既往的中国史家无不以“东狐直笔”自律，也大都发挥了故事性描写手段之长。叙事的史学写作延绵不绝，写真写实 的精神始终寓于叙事之中，而且夹叙夹议，隐含着深透的历史思考。

2、希罗多德开创的西方叙事传统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5年）被尊为西方史学之父。 在他之前，西方既无“史学”这一名称，亦无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历史学，上古时代的历史如《荷马史诗》所载只是神话方式的先民记忆，虽然已具备某种史学 功能和性质，但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史学。 [⑥] 希罗多德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开创了历史叙述体这一新的历史书写体裁，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此后，被奉为正宗的叙述体成为通用体裁，经久不衰。 [⑦]

（1）希罗多德的生动纪事

《历史》全景式地记述希波战争的过程。在 罗多德 笔下，以事件为卷轴连贯而成的历史图片环环相扣，徐徐展开，变幻无穷。书中对重要战役的描述，气势恢宏，有声有色；对各个人物的刻画，性格鲜明，惟妙惟肖。

在搜集史料和考证史料方面，希罗多德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使得《历史》一书具有重要的史实价值。面对史料的斑驳、歧异，他以存疑求证的态度并存诸说，互相参勘，并加以评注。他说：“这件事（指佩拉吉斯人被雅典人赶出了阿提卡）做的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不能发表意见，我只能把人们传说的记述下来”。 [⑧]

这种求真的孜孜以求以艺术的韵致表现出来，诗人抒情风范融进活灵活现的故事讲述中。《历史》词汇丰富，文笔华美，语句晓畅，修辞韵致。

希罗多德进而在叙事中寻找、表达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和动荡的原因，无论是“神意”、宿命等超自然力，还是人物本身的社会活动和心理动机。而寻找 家国人事的成败、治乱、兴亡中因果律 之目的，又在于 训世教诲，即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世人来进行道德规范教育。 [⑨] 为此，希罗多德偶有牺牲“真实性 ” 原则。比如他杜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与 梭伦 就“幸福观”进行的对话. [⑩]

《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书写中饱含着希罗多德对于希腊文明的热忱。他讴歌雅典的民主自由和权利平等，并认为这是希腊最后战胜波斯的制度优势，正如第五卷中所言：

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超越了他们的邻人。 [11]

希罗多德以叙事的写法展现历史的真实，在虚构的场景中寻觅“义理”。这与司马迁“通变”的做法何其相似。真实性非但没有被叙事的手法消解，反而在真理的追求中更加凸显。

（2）修昔底德的“写实”叙事

出身雅典显贵家族并担任过将军的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396年），从自身的军事和政治经历中参悟到历史的冷峻，这种气质体现在他因作战不利被流放后的史学创作中。

他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如同班固的《汉书》一般，缺少“浪漫”活泼色彩。他以求实求真为旨归，自觉地克服个人情感，通过严格、规范的证据收集、甄别工作，平实地记录“客观”、“真实 ” 的历史；并按照通用的标准分析历史运动中的因果链，评判事件和人物。

然而，修昔底德“有意”地排除虚构性，却看似“无意”地被带有鲜明价值倾向和情感的演说辞的大量引用所牵制。一是其叙事格式受到古希腊悲剧构思的熏染，二是借用其所引述的他人的言辞表达自己的观念。最令人深刻是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经典演说，如对雅典城邦社会里自由与法律的一段引以为傲的表白：“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正是因为这种法律深深得使我们心悦诚服。” [12] 叙事中的这类比比皆是的“插曲”，显然是刻意而为。

正如大卫·鲍罗廷在《政治哲学史》中所说，修昔底德叙述次序及其重点的选择，唤起了我们对于政治和道德的关心。虽然他沉默少言，但是叙述本身在秘而不宣地引导读者，所以他是位 “不动声色的教育家” 。 [13] 希罗多德的叙事揭示了有关人类事务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真理。

三、中国现代史学与“科学化”霸权

中国的现代转型由西方的坚炮利舰队肇始，对中国知识人而言接踵而至的是西学东渐。不仅声光化电蚕食着经史子集的霸权，而且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在与中土固有的思想和知识相遇中不断地相互作用、 融合，形成国际学术共同体 。

在不断演进的全球化语境里，追求科学化的20世纪的中国现代历史学经历了实证、分析、经验的类别和范式的交替、变换，而叙事传统越发陷入枯萎、衰微。

1、史学的科学化

旧称文史哲不分家，中、西昔时皆然。 西方史学的现代革命源自“科学化”方向的突破， 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代表的史学派别的形成为标志。现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相信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上同样可以取得“客观”、“中性”的认识。

兰克对于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尽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情感分别开来；二是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三是按照权威文献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取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来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辨析出可靠的材料。 [14] 对于兰克而言，历史学就是科学。只要以公允的态度剔除“主观”偏见，就能如实地再现历史。 [15] 如此，这种实验科学式的路径使得史学与哲学（兼及神学）、文学泾渭分明。

兰克史学等现代研究理念和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引领的“史学革命”开“新史学”之滥觞。“新史学”的推崇者们不仅倡导打破原有王朝体系，从“君史”转向“民史”的新史观，更是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科学化” [16] 的主张。在“新史学”的构建过程中，兰克史学“如实直书”的理念为陈寅恪、傅斯年等所称颂。在傅氏看来，通过对资料的全面收集和严谨考订，历史学也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科学。 [17]

虽然，兰克史学藉西方史学史、史学方法论之类文本在中国流播过程中，史义被抛弃，史法被保留，兰克多被中国史家定为考证学家， [18] 但“科学性”的应用催生了中国现代史学道路。 从 胡适呼吁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到顾颉刚发起“古史辨”风潮，“科学”成为治史者的法宝。结果，既往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也被越来越多的“理性”分析、“客观”阐释所渐渐淹没。历史研究的旨趣转向“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 [19] ，中国的史学走上了“西化”的道路。

2、史学的政治化

值得注意的是，对“科学性”的追求在“五四”后辟出另一种指向——从社会形态上寻求中国“落后”的根源。开埠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轨辙遭遇到“十月 革命”模式的挑战，于是史学以及其他领域出现了“科学”旗帜下的意识形态化 ，即 寻找历史运动的缘由、规律、动力，从政治上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拷问。其中，以三十年代的 社会史大论战最引人注目。而聚焦于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政治诉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与发展。 “批判的武器”最终为“武器的批判”服务。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成为五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主流。在“前三十年”里，抛开为时局运动左右的政治“大批判”毋论，强调“形态”、“结构”的“辩证”分析是史学话语和技法的主流。但真正在马克思主义学理层面达到造诣深厚的学者，毕竟是少数，而且教条主义的桎梏限制了实质意义上的思辩。 [20] 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诚然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21] ，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过多干预，大量机械性的理论预设使得讨论更多地停留于浅层面上的歧争，许多参与者甚至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的相关定义 [22] 。

文革以后，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也带动向以现代化为旨向、以世界为视野的学术转向。 八十年代的学术态势呈现出多元化，但重宏观分析性的历史反思格外耀目，所以，五十年代被称为“五朵金花”等的理论命题再次得到检验。同时，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转向从事具体的、局部的经验和实证倾向的研究。

随着社会思潮的丕变，“思辨”的历史学在八十年代末走入沉寂。九十年代以来， 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 的“经验主义”的“碎片”研究 成为主流，并在这三十年来收获出累累成果。但是，思想性却在这一时期消退了。鉴于中国大陆史学界在重大理论问题话语权上的明显弱势，近年来有对“碎片化”的反思。王家范先生曾感慨系之：国内学者的史学研究只是为国外的学者提供用于盖楼的“砖头”，达不到可以对话的层次、沟通的频道。所以，不难理解“ 海外中国研究为什么不看中文书 ”的“谭中之问”。 [23]

综上，在这两种“科学化”的霸权笼罩下，历史学中鲜活的人和物随着“故事”的消失而变成材料信息的堆积或者概念化的说教。传统的叙事虽然没有湮灭，但“下移”到大众知识普及的范围和层面，并常常成为“教化”的工具。难能可贵的是若干大家如学贯中西的林汉达先生（1900-1972）撰写的《上下五千年》，虽然也“与时俱进”采用了新社会的史观，却也能把道理自然而然地融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的故事里，为枯竭的叙事史学留了一小席地。还值得一提的是，六十年代上半叶推出的“三家村札记”与《燕山夜话》。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杂文，谈古说今，夹叙夹议，其批判精神上继鲁迅，下启来者。

四、叙事的重生：社会史、新文化史与后现代主义

历史学叙事体相对于在中国国内的没落，在西方却出现了复兴势头，而且日渐兴盛。 当今西方史学界，不仅专著，甚至英文期刊中的很多论文，也通篇在讲故事，如笔者熟悉的

A

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H

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等杂志。

这种变化与二战后历史观念的演变和史学流派的新出密切相关。其中，尤其与社会史的崛起联系甚紧。而且近四十年来，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学术趋势使得社会史书写越来越偏重文化主义、文化史的取向，叙事史学藉此回潮，获得新的勃勃生机。

1、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史料的甄选

二战后，海外以北美为中心的“中国研究”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汉学”的支配 地位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北美学者缔造了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但七十年代伴随着“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北美的学术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将中国视为整体的做法，将学术视野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地方社会。 [24] 社会基层场域愈发受到关注，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热烈地投身于社会史的发展。 [25] 受到彼岸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于八十年代引介社会史的理念和方法，重新思考社会微观层面的开拓，填补既有宏观“骨架”的“血肉”。 [26]

社会史的方法影响到文本的甄选和使用。越来越多的非“正史”材料进入到研究者的眼中，学者们开始斟酌材料的所谓 非虚构与虚构问题，思考其与历史真伪的关联。 绘声绘色的文字和图像文献令悉心的后世治史者感同身受，彷佛触摸到历史真实脉动的神经。

比如，在以前的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后来的社会史研究中，不似教科书式的说教，《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市井小说、笔记、图像给了我们鲜活的感知、体验。如“财”和“色”贯穿全书的《金瓶梅》不啻为“一部社会史，一部文化史”，因为作者“以逼真的‘写实’手法，几乎‘复制’出十六世纪后半叶商品货币关系熏染下的城镇市民生活的原貌，生动地表现了市民文化的生态和特征，使我们可以从一个重要的角度，窥测和把握明中期以来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 [27] 。

社会史方法对材料的收集和阅读自然影响到历史书写的环节，叙事史学的风格在这方面尽显芳华。叙事风格在西方半个世纪来经久不衰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对中国学者的影响更多地则是经验主义研究的细节化。不过，在社会思潮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有一种称作“报告文学”的体裁一度风行。该体裁及时地叙写现实中发生的人和事，用文学艺术的故事性予以加工。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体裁在当代史的书写中发挥出优势，从侧面体现出叙事格调的蓬勃生命力。

2、富有意味的故事的作用

叙事史学中，故事制作的虚构带来的不仅仅是趣味，更可以见微知著，管窥宏观历史的面貌。

美国“汉学三杰”为第一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杰出代表。史景迁的妙笔下，不仅有康熙、利玛窦这样的“大人物”，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如胡若望、王氏等，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编织在他们生命展开的微型故事中。魏斐德《 大门口的陌生人 》，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活动在广州内、外的各类群体——特别是基层民众所演绎出的中 西冲突，把中国近代嬗变中华南的地方历史置于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上。而在《 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 》中，孔飞力更是以小说家的笔法将实为“莫须有”的这般离奇 案件悬念式地娓娓道来，不同阶层的行为被孔飞力放入在帝国机器的结构和运作中进行解析。

笔者在明清运河城市济宁的城市社会史系列研究中，穿插了若干故事，如《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一文以明清之际发生在济宁城的一个颇值体味的事变开头。济宁士绅郑与侨（1599—1683）参与、领导了1644年6月下旬当地推翻大顺军的举动，他后来把这一历史瞬间栩栩如生地记载在回忆《倡义记》里。对这个事件所显示的在国家缺场、社会失序下地方士绅的权力建构的发掘，启引出全文的指向和领域：锐意“经营地方”的精英能动主义（ elite activism ）。

笔者关于明清时期济宁城市化的另一篇文章，面临着历史文献匮缺济宁城区与城郊职业构成的准确具体信息的困难，但引用了地方志里一个新移民对居住环境选择的轶事：

臧子彦曰：旭窗陈先生，祖南阳人，与高姓祖同来卜居。至济州关南，则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高氏祖遂居之。先生之祖曰：“此地可致富，非吾志也。”于是入城，观东南隅，多有子弟效梨园者，曰：“后日子弟必有度曲忘学者。”去之。观西南隅，多有子弟聚赌博者，曰：“后日子孙必有博簺废学者。”又去之。观东北隅，多有子弟乐酣饮者，曰：“后日子孙必有沉湎荒学者。”又去之。至西北隅，见其地人罕，曰：“此可以居矣。”遂卜居焉。……济人至今传之。

这个故事虽然包含孟母三迁式的道德寓意，但从主人公的择居经历中折射出各种职业民众在城中工作、活动、居住的空间分布以及流动性。 [28]

当然，没有故事也可以叙事，但带有夸张效果、形象性的典型故事更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笔之用。

3、后现代主义与新文化史阐释

以故事连缀而起的叙事体在新文化史以及新社会史的书写中得到进一步的施展。中国新文化史领域，以两本扬州研究专著为例，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的《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与美国学者梅尔清的《清初扬州文化》几乎是同一时间问世，并且有着相同的主题，在写作中不约而同地穿插了大量的故事，却生产出了两个不同的扬州形象。那么究竟“扬州”是什么？这让我们联想到达芬奇画蛋的故事的启示：有“客观”存在吗？更遑论逝去的人与事了。

历史学家大凡都有求真的执着，但不像自然科学试验室里的工作，因为我们无法“复制”过去，而是不得不面对以下几个关系：无法复原的过去“史实”——数量、质量不一的文献材料——不同的文本解读——充溢着主观性的应用构造。 那么，到底何为“真相”？能否做到“客观”？此类问题 关涉到一个永无休止的争议：历史学是科学（ science )，还是艺术（ art ）？

所以， 须抱有清醒的“距离”意识。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如是说：“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29] 如何“对话”，活在当下的历史学家莫不处在“历史”与“现实”的纠葛中。 [30] 现实是历史思考的起点，也是归宿。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从自身所在的时空去解读文本和建构叙事。

田晓菲教授曾感触地讲道：“ ……直到多年后，才意识到，其实所有的历史，都不过是演义而已；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 [31] 如此而言，历史不是去“发现”，而是被“制作”的；历史学家是“建筑师”，也即过去故事的讲述者（ storyteller） ，历史叙事的构建者。正如柯林伍德所言：历史学家的作品与小说家的作品都是想象的产物，不同在于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 真实 。 [32]

新文化史与对以往社会史将历史学科学化的现代主义史学潮流的一次反思相关，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里诞生和发展的。[33]一般认为现代主义热衷于理性、客观、因果，而后现代主义则充斥着怀疑、差异、断裂。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一切被习以为常当作“客观”、“规律”、“定理”、“真理”的东西都可以被解构、剥离，由是颠覆了所谓“必然性”。 [34] 而在史学界，后现代主义以新文化史的样式来表达自己。 [35] 它极力摆脱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倾向，以“文化”作为切入视角的同时，将焦点聚集于社会下层，用叙事的方式细细描述，使读者能够进入到千姿百态的微观世界，向我们昭示了历史精细、有趣、迷人的多种面相。

同样，社会史领域自身也在革新。新社会史不再追寻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变动，转而专注于一个个社会现象与边缘群体，从而进行详尽的、微观的考察。 [36] 而在新社会史书写中，注重铺陈、叙述历史的种种细节，于是增强了叙述历史的故事性。

新文化史以及新社会史带来的叙事书写并非对传统叙事史学的单纯复归，其背后蕴含着不同的理论预设和叙事策略。针对历史学家的观念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润下不再追求什么“信史”。海登·怀特提出历史学须具备诗学特质，历史作品因而成为叙事性的言语结构。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勾勒出与暗喻、转喻、提喻、反喻的根本文体修辞类型相符合的史学研究结构，而叙事的故事结构只是历史学家的基础工作。[37]因而怀特主张历史学家将编年史“情节化”——虚构的故事类型也应该可以描述真实的事件。[38]这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以怀特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提倡史学叙事的回归。

五、历史解释与理论思辨

讲故事就代表学理的贫困吗？叙事体裁就意味着分析的减弱吗？试看国内多如牛毛的学术期刊现状，叙事体文章难发表，但真正有分析深度的成果不多，显而易见的现象的是在缺乏思辨的程式内填充史料，属于 无益于思想进步的“体力劳动” 。

那么，史学作品质量高低之分不在于体裁孰优孰劣，各个类别的史学工作都有做好的可能。就叙事史学而言，其内在的张力，可以通过虚构和非虚构的方式有效能地施展。 不妨回到司马迁、希罗多德开创的治史初衷——与其他一切学问一样，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在于 义理追索与 思想进步。

1、小故事，大问题

学术研究的法门无外乎“小中见大”与“大中见小”之别。斐然流行于西方史学界的叙事转向，是将“碎片”故事与宏大叙事勾连在一起。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主要依据不过20世纪四十年代初满铁报告中河北、山东六个村庄的具体资料，然而他却能以此构筑基层文化权力网络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的大历史。

具体的故事、细节表现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历史学家有意义的工作在于从特殊性中寻找、提炼一般性、普遍性。为此，治史者须有大格局襟怀。而做到这点的一个前提是“问题意识”导引，因为问题意识的背后是“so what”的“义理”归旨。否则，故事的讲述不过是文法句式的技术性堆砌，叙事的成分也只是对材料的简单挪用而流于碎片化或表面化。

现代学科的发展存在着无止息的分化、交叉、融合，是分与合的变奏曲。这背后蕴含着一个概念：知识是个整体。而作为整体性的知识，特别在现代，则由理论统摄之。理论来自于经验，但高于经验，所以或多或少都具有普适性，而且能够激发学术想象力，提升“史识”水平。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介促使人们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推动了学科的理性化发展。

本文两位作者熟悉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有着理论思辨突出的思想与学术传统，卓然成家者李平心、陈旭麓、谢天佑、王家范诸先生前后相继。李平心先生曾在1960年前后发表“十论生产力”系列论文；陈旭麓先生生前唯一问世的论文集以《近代史思辨录》冠名；谢、王为也都是具有 问题关怀、思想性、学理修养、 人文主义情怀 的史家。如在社会史研究路径上，

与大多数社会

2、“思辨的叙事”

叙事体中的故事表现方式，可以让人身临其境，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辨的熏陶。皆言史景迁先生是一位“故事大王”，可他所写每一个故事都有严密考据的支撑；历史的资料总是破碎的，他会运用想象弥补历史的缝隙，但每一个想象的出发点都有所依托。他将历史哲学的重要议题以故事叙述实践，于叙事中说清事情发展的关键，以同理心展现活生生的历史 ，反映出不同时代中的社会结构与特质 。 [39] 卜正民先生这十几年来讲的“全球史”故事，如《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

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

都是用叙事手法演绎出对重大命题的理论性探索。

所以，叙事史学本身 不但不排斥理论范式，而且好的“叙事”中，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可以或隐或显地服务于对宏观问题和命题的思辨分析。理论需要在经验中提炼、检验、锤炼、升华，而叙事的史学可以承载这样的理论实践。

谢天佑先生自七十年代末起，开始写作读史札记和学术杂文。它们大多发表在面向大众的报刊杂志上，故事可读性强，看起来一反他之前重“论”的特点。这样的变化基于他在文革后痛定思痛的反思，即通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历史故事，直抒胸怀。谢先生有《郑板桥的“怪”》一文，讲了郑板桥刚直、孤傲、狂狷、放浪等种种“怪”的故事，但笔锋一转，认为“怪”的原因在于对官场黑暗、天下不公的“恨”和对“对贫苦人民寄托无限深情”的爱。谢先生总结道：“可以说，那些堪称中华民族脊梁的人，都有这么点‘怪’。源远流长，几千年一脉相承。今天仍要发扬它。”[40]他的半部遗著《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用一个个故事勾画出专制主义下形形色色的臣民心理，更进一步透过个体人物的行为与现象的分析深挖社会原因和历史影响，揭示出其制度根由——皇帝主宰一切，定于一尊的专制制度塑造了臣民的扭曲心理。[41]

总览谢先生的作品，书写风格虽然因时间和面向不尽一致，但无论是理论分析式的，还是随笔札记式的，都践行了他“宏观—>微观—>宏观”的治学公式。邵勤教授对谢先生学术人生的如下评议十分全面：“从对中国农民起义的研究，到对传统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思想的考察，再到对专制主义和臣民心理的剖析，他的研究课题既有连续性，又在不断地拓宽和发展 。 每一个新的课题的研究，都深化了对其他课题的理解 。 如同其他史学大家一样，谢先生注重的是全局性问题 。 他认为，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有效地控制涉及其长治久安的三驾马车——农民起义、财政经济、百官群僚 。 他因此把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 谢先生的这三种著作，体现了他作为历史学家既重视史料又高屋建瓴的思维方式，以及他对传统社会结构性理解的真知灼见 。”[42]

而笔者的个人从学经历和经验，也有变与不变的交织。回眸被誉为“新启蒙”的八十年代，笔者在本科学习期间，醉心于研读马克思、韦伯等经典作家的各种著述和其他社科、人文理论性作品。后来，在研究生阶段选择社会经济史领域，奠立了在“分析”与“叙事”、“结构”与“实证”之间，确立前者的所谓重“论”的指向。之后到域外，部分地转向社会史的门径，近十年来又转向环境史的倚重。这在个波波折折的过程中，结构性分析日渐内嵌在故事的叙事编程中，但思辨性的内核一以贯之。据此，我们认为“思辨的叙事”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史学路数。

3、修“史德”，做“良史”

文学与史学的分野不在于虚构与非虚构：文学不等于虚构；史学不等于非虚构。叙事体裁中文学艺术品格的运用，有虚构性，也有非虚构成分。虚构中可以显现历史真相，非虚构中也有可能歪曲历史、脱离史实。而且，叙事史学与经验、实证、分析、思辨等其他史学路数和技法并非不兼容。所以，在以上厘清涉及叙事史学的几个重要观念和关系后，我们有必要回到司马迁、希罗多德所奠立的治史原旨。

一是揭示历史真相。 叙事的传统在漫长的中、西历史书写中流传下来，虚构与非虚构的创作技巧都是经久弥新的宝贵财富。这背后蕴含着古今中外治史者对于真知、真理的永恒求索和探寻世界与人类社会奥秘的目标。历史的真实性不会因为虚构的使用而消散，而叙事史学通过虚构与非虚构的使用不断延展张力。

二是致力于社会进步。古罗马有句谚语：历史是生活的教师。历史学家的求真无不源自生活的触动和激励，对光明未来的憧憬，这是历史学活力的源泉。谢天佑先生曾言：“让历史焕发出青春。”鉴往知来，历史学家不应该在在历史的进程中哑口，不应缺席。秉承“天地正气”的历史学家应该明是非，辨黑白，是扬善戒恶的行动者。为此，须有“史德”，做“良史”。

Fiction and Nonfiction: The Dynamics and Entanglement of Narrative History

Sun Jinghao & Xiong Mingwei

Abstract: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has continuously existed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Narrative historiography includes fiction and nonfiction writing forms and expression styles, and its storytelling highlights the meaningful charm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But along with the modern scientification of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similar to natural sciences, have developed various disciplines that tend to solidify their own identities and boundaries. So under the hegemony of “science,” historical studies, like the laboratory work, have tried to find “neutral truths” or “objective laws.” By this way, “fiction” vs. “nonfiction” seem to be equal to “unreality” vs. “reality” criteria, and furthermore both “rational” analysis and ideologization have respectively been encroaching the vivid, emotional prose-styled narratives. Recently, the narration’s rejuvenation has increased its internal tension and dynamics. Reasonable and sophisticated fiction, as well as nonfiction, can ser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he narrative which contains the question awareness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reasoning can preferably help fulfill the noble mission of being honored historians.

Key words: fiction; nonfiction; narrative; story; objective; reasoning

作者信息：

孙竞昊（1964.06—），男，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熊明威（1996.06—），男，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①] 司马迁：《史记》卷48《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49页。

[②] 孙竞昊： 《家范师琐忆》，《随笔》2021年第2期，第104页。

[③] 班固：《汉书》卷48《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5页。

[④] 同上，第2222页。

[⑤]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37页。

[⑥] 刘昶：《人心中的历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⑦] 张广智：《希罗多德：西方史学的建立者》，《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114页。

[⑧]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0页。

[⑨] 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⑩] 郭圣铭：《西方史学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页。

[11]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9页。

[1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0页。

[13] 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4] 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2-213页。

[15] 仲伟民：《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第89页。

[16] 这种“科学化”的主张，即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归纳史实。在仲伟民、张铭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的科学社会化——以清华学人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科学社会版）》2016年第2期），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贺照田：《从殷海光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看社会科学治史思路的限度年第》（《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年）》（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等论文专著称之为“社会科学治史”。

[17] 易兰：《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响》，《学术月刊》2005年第2期，第80页。

[18] 李孝迁：《探源与传衍：近代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第152页。

[1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0页。

[20]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22页）也指出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在取得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教条主义的僵化。

[21] 李伯重在《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第14、15页）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具有巨大的理论创新。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中也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对于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作了巨大贡献。王业键在《明清经济发展并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30页）指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体察历史过程中经济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22] 仲伟民、李伯重等均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相关概念并没有能够理清。详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第65页；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第234页。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23] 王战、褚艳红：《世界中国学概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9页。

[24]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第43页。

[25] 林·亨特：《导论：历史、文化与文本》，《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26] 关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具体可以参见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64-183页。

[27] 具体可参见孙竞昊：《 一种没有出路的市民文化 ——读 <金瓶梅> 的札记和散想》，《金瓶梅研究》第4辑（第二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专辑》，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4-104页。

[28] 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化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2页。

[29] E.H.卡尔著：《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5页。

[30] 孙竞昊：《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我的江南史研究之初的体验》，《澎湃新闻》2017年8月22日。

[31] 田晓菲：《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页。

[32]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2页。

[33]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总序”，第2页。

[34] 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可参见孙竞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趋向》 ，《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第56-66页。

[35]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总序”，第8页。

[36] 王晴佳：《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河北学刊》2017年第2期，第44页。

[37]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序言”，第1-4页。

[38] 罗伯特·多兰：《编者引言：人文主义、形式主义和历史话语》，海登·怀特著，罗伯特·多兰编《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马丽莉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39] 《郑培凯谈史景迁与美国汉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4月10日。

[40] 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附录”，第133-141页。

[41] 叶文宪：《读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65-66页。

[42] 邵勤：《“史笔重千斤”：谢天佑先生著作集总序》，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