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论古籍的选注选译

论古籍的选注选译

黄永年

原刊于《古籍研究》1996年第4期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年至上海交通大学任助教。1983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主要著作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等。

我国古籍之需译成白话文或谓之作今译，自是本世纪初白话文逐渐流行，用文言文撰写的古籍为一般人不易通解之后的事情。但古籍选本之出现则远在其前。《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有梁庾仲容和沈约的两种《子钞》，和《杂事钞》《杂书钞》以及《皇览》《类苑》等放在一起，可能仍是类书性质而不会像明人《诸子品节》《诸子汇函》之类的子书选读本。但集部总集类多至一百零七部的无疑都是诗文选本了，只是还多未加注，看昭明太子的《文选》要到唐代才出现李善注、五臣注便可知。这种选本当然多从文章角度来选，供人学习模仿，犹今日在中小学生中流行的《模范作文选》之类。此类选本赵宋以来更层出不穷，包括号称吕祖谦的《东莱先生十七史详节》，四十年前我在上海忠厚书庄见遇一部明正德慎独斋刻本，也是从文章而并非从史学角度来节选的。再进而更有节选经部书的。我在西安买到过万历时编刻的《左传节文》，它和朱元璋叫人从政治上阉割了《孟子》编成的《孟子节文》不是一回事，只是节选了《左传》的好文章与经学史学都不相干。当然也间或有从政治角度来选的，我年轻时买过南宋江铭节选并加上“释义”的《少微通鉴节要》，还是朝鲜旧铜活字本，就在节录基本历史知识的同时主要介绍所谓明君贤臣的嘉宫懿行，使知识分子读了可做好官，其实真做官哪能书生气十足，这种书实际上还该只是写文章时用得上。

古人短缺历史观念，并不真正懂得“知人论世”的道理，只知道把古人文章以至所有古籍直接拿来为当前为自己服务，所以上述种种做法也情有可原。只是明清时用八股文取士，这是要人家在没有话可说时找话说，颇有点像今天的“假大空”货色，弄得选古文的也多少得对此靠拢，成为当时合乎潮流的“新潮派”，其代表作则是清初吴乘权、吴大职选注的《古文观止》。抗战时我在农村就读不受日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临时在任教的吕诚之（思勉）师就曾诲示此《古文观止》的性质，指出所选虽不无好文章，其总倾向则要和说空话的八股文相配合。而其后桐城派大家姚鼐选的《古文辞类纂》虽为彼时高级知识分子所尊崇，却仍不能如《古文观止》那样成为畅销书。其原因不仅因为姚选无注而《观止》有评注，更由于做桐城派高等古文初非人人之所必需，若做不好八股文何止仕途无望，即想当个像样的塾师亦怕无人请教也。

以上这种情况到今天是否绝迹了呢？恐仍未必。五十年代后期钱钟书君出了本《宋诗选注》，被公认为高水平的选注本，其实有些诗并非此作家的代表作，只因讲了农民生活如何困苦等等才入选，原因是其时强调阶级斗争，不选点这类诗作怕不会通得过。钱君是有真才实学的，所选尚不能免俗，其他就更有甚焉。又如兄弟民族，有时也得特别照顾。“文革”中新疆发现了所谓纥·坎曼尔手写的诗篇，有个权威人士如获至宝，认为是中唐时兄弟民族四纥同胞的大作，“文革”后有本以权威面目出现的《唐诗选》也匆忙把它入选，不管从诗来讲够不够入选水平，结果现已证明其为今人所伪作。

今天要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这自然正确，但仍保不定前面所说种种弊端不会再出现。例如把先秦诸子中认为适合当前需要的言论摘出来编一下，编成什么先秦诸子的精选之类，至于这些话是否真能代表这个家那个家的主要思想、主要宗旨，就在所不计了。这些选家们不知道，不能掌握这些家的思想宗旨的全貌，就够不上说对这些家有真正的了解，那你对这些家的嘉言懿行所作的解释能否得当，能否做到既不歪曲又不夸张，也实在并无保证。回忆“文革”后期在“评法批儒”闹剧中有人给沈括的《梦溪笔谈》弄了个选本，尽选些合乎今天的自然科学的东西，不合的呢，还有不少迷信的货色呢，一律摒弃不选，认人看上去沈括和今天弄自然科学的也差不了好多，这实在是对沈括的极大歪曲。所以，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即使像今天主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动机确实良好，生硬地弄这种“古为今用”仍旧是不可取的，是和科学态度相背离的，难保当年选《梦溪笔谈》的笑话不会重演。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说好办，即不要玩庸俗的简单化的“古为今用”，不要希图找句古人的话来直接解决今天的某个问题，犹如当年林彪叫人编《毛主席语录》来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那样。而是要把这部古籍的主要内容主要篇章选出来，如诗文要选其代表作，但这代表作不一定都是最好的，有些不甚好的但确是此作家常写惯为的也得选一些，让读者对此作家有个完整的认识理解。当然此作家应是大部分作品够水平的，如果大部分不够甚至很低下很差劲，那便不给做选本就是了。对先秦诸子也应如此选。史书呢？选起来也得照顾到各个方面，皇帝、后妃、将相大臣、地方官、文学家……都可选一些，不光选有成就的，坏人坏事也应选点有代表性的，而切莫光从文学角度来选史书。清人有什么《史记菁华录》之类的选本，其实是并无史学修养、连《史记》也未必真正读通的人来选的，今天此类货色还不断出现，应加以抵制而不能给它作序说好话。

要按照上述的要求来办，先决条件是必需通读并且真正读懂你准备选注选译的古籍。完全读懂自也不易办到，像王静安先生当年就讲过：“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今天从事选注选译者当然多数比不上王静安，但《诗》《书》以后、战国秦汉以还的古籍其难解之处也该少得多，则从事者对所选之书总当懂个十之八九或七八，这个要求该说不算高。还有一二、二三呢？用功查书反覆思考，把它基本上弄懂了才入选作注译。如这点都做不到，那趁早作罢，叫出版社另请高明就是了。

为了避免尽作原则性之谈，不妨在这里讲点我个人在选注选译上的体会。

我给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项目《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注译了六种古籍，先是《旧唐书》和《韩愈诗文》，再是《吴伟业诗》，最后是《颜氏家训》和《北齐书》《周书》。我本来不是什么古籍整理或古文献的专家，本来是弄点唐史和所谓古典文学的，对《旧唐书》多少下过功夫，写过几十篇还算像样的考论唐代文史的文章，《韩昌黎集》和《梅村家藏稿》也久为自己所喜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程穆衡笺注《吴梅村诗集》的底本乾隆时写本还是我提供的），所以承担这几种选注选译是我自己在编委会上提出来，自告奋勇的，因为这说做便可做，用不到多花时间作准备。后三种则不然。《颜氏家训》总算还看过，纵使未下过功夫，所以在再叫承担一些的情况下承担了下来。《北齐书》《周书》则是我在编委会上提出史部还得增加，至少《二十四史》都要有选译，结果“作法自毙”，把人们不愿承担，少有人读的这两书落实到我头上，弄得我不便推却只得硬着头皮来干。

说实话，这《北齐书》我还偶而翻看过几卷，《周书》更只査过而连一卷也未好好看，这段北朝后期的历史知识还是上高中时从《通鉴纪事本末》上看来的，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更没有什么能放到桌面上来的看法或曰见解。怎么办？规规矩矩读书吧！把这两书从头到尾读它一遍，包括像流水帐似的本纪也得读，因为其中往往有极重要而常被人们忽略了的东西。这实际上等于先把这段历史作一番自认为比较科学的研究，然后决定选哪几卷，选哪几篇本纪和列传，并写出既够学术水平又具导读性质的前言。这样就不是信手拈来、来个“乱点鸳鸯谱”，也不是看了哪篇文章好来个佳作选读。而是让读者读了可以对北齐、北周的史事知道个大概，有个正确的而不是歪曲走样的理解，还可让有志学问者通过读此选译懂得读史治史的门径，为进而深造打下点基础。自信这么做了才算不负编委会之期望，拿了稿酬也有心安理得之感而不致负疚。

为了一册十万字左右的选译花费这么多精力，是否吃亏，是否值得？我说完全不吃亏，完全值得。因为既经认真读书，自会不断产生有用的副产品，在学术大厦的建筑上尽了点添砖加瓦之力。我在读《北齐书》《神武帝纪》时，发现有高欢“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阳，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的记事，觉得陈寅恪先生当年所说开元后期关中实行和籴，是由西北地方制度变成中央政府制度之不能成立，于是撰写了《元魏李唐和以籴济京师事考释》以事匡正（先后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台北《新史学》四卷二期和一九九四年《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论文集——冰茧彩丝集》）。又从《文苑颜之推传》发现之推敢历砥柱之险由西魏逃亡北齐，周灭齐后之推所撰《观我生赋》仍内齐而外周，因徙北周之多氐羌及其他杂夷，撰写《论北齐的文化》以论证就经济文化而言北周实落后于北齐（发表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四年四期）。又缪彦威（钺）先生尝撰《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我则撰写《论北齐的政治》论证北齐的政治斗争实多文武之争，并论证北齐之支武分途远较北周关陇集团之文武合一为进步。于北周，则撰写《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说明其目的在于扩军整训而并非如寅恪先生所说是曲从鲜卑旧俗（发表于一九九三年《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又进而读《隋书》，发现文帝之使府兵“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在《文帝纪》中已说明是寰宇混一后省却国家养兵费用之举，又从《炀帝纪》得知府兵在兵农合一后实已不堪用之远征，故辽东之役失败即改用招募来的骁果，于是再撰写《对府兵制所以败坏的再认识》，驳斥所谓府兵建立均田制之上，均由制破坏府兵始不振之说；又寅恪先生当年有宇文泰创建之关陇集团至武周时始告破坏之说，在史学界几成定论，我则统计杨隋“四贵”“五贵”及李唐高祖太宗时功臣宰相名单，合乎寅恪先生所谓系出关陇胡汉民族及文武不分途两条标准者实仅占极少数，则更撰写《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及《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论证关陇集团之在寰宇混一后亦即逐渐解体消失。诸凡近三年来在周齐杨隋初唐史上所作若此之新探索，实出通读《齐》《周》诸书之赐，孰谓古籍选译之事不于学术有益，当然要认真不草率敷衍始可。

至于本已熟悉的《旧唐书》《韩》《吴》二集，以及曾看过的《颜氏家训》，在选译前也得认真重温，力求选得恰当并写出有份量的前言。以《旧唐书》为例，建国时选《太宗本纪》，武太后时选《狄仁杰传》，玄宗时选《后妃杨贵妃传》《文苑李白杜甫传》，安史之乱选平定者《郭子仪传》，安史除孽选《田承嗣传》，顺宗宪宗时选《王叔文王侄传》《韩愈柳宗元传》，文宗时选《宦官王守澄仇士良传》，最后以《黄巢传》告结束，这样既照顾到时代，又考虑到传主的各种身份，使读者对唐三百年的历史获得个梗概。又如《颜氏家训》，原书二十篇每篇都选一些，给读者以此书及作者颜之推的比较完整的面貌，并从颜之推的时代及其社会地位，点清他的思想倾向和所以写出这些作为家训的原因。当然其中积极有意义的可多选些，《诫兵》《归心》等消极的篇章则少选，不让糟粕盖过了精华。

真正读懂读通了原书，有能力作出恰当的选目，那加注和写今译应该是不太困难的事情。当然也不容掉以轻心。所以在这里不妨再说上几句。

作注，不能光靠几部通行的辞书如《辞源》《辞海》《中文大字典》之类。这类辞书当然可以査用，但译注者必需首先在训诂上，在地理、职官和其他典章制度上打过点基本功才够格。切莫弄成大家懂得的、辞书上有现成解释的你才去注，没有的、不懂得的你就不注，请问这种注本要它干什么！当然这比不懂却乱注一气要好些。我审查过一本译注的清初人著作，其中讲到某个人时作注者说是“汪中”，他不知道汪中是乾隆时候的学者，在清初人著作中怎么能出现。还有一本古籍的译注，原文中讲及“冶葛”，这本是一种毒草，有的书里还写成“野葛"，査一下《辞源》《辞海》便知道，可这位作注者连这些辞书都懒得查，却说什么冶葛富有殿粉质，可供食用云云，真让读者信了岂不要出乱子。这类错误前人也常有，如《古文观止》的注在训诂、文义、史实、地理、引书等方面就都有些错误，友人安平秋君在所整理的《古文观止》点校说明中已逐一指出。我也发现所选《捕者说》把“岁赋其二"注释为“两次”的错误，因为赋税都有税额，缴两次每次要缴几条呢，总不能任意缴上半条也算一次吧！其实“其二”者只是“两条蛇”之谓，从文义、从事理来看本来都很清楚。

当然，古籍的内容包罗万象，确实有不少不易注的地方。《颜氏家训》的《杂艺》篇里有“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的句子，这“陆护军”是谁，历来给《家训》作注的都注不出来。我因为读了《北齐书》，记得似是陆法和，一査《陆法和传》果是如此，其时陆正任梁元帝的护军将军，支江即枝江是个县名。也有实在弄不清楚的，如《旧唐书》《韩愈传》讲到凤翔法门寺的佛指骨，有“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的话，这“书本传法”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向朋友请教过，某次编委会开会时我还提出过，均无人能解答。我试査《新唐书》的〈韩愈传〉，这“书本传法”的话已不见了，《通鉴》讲这件事情时也没有这“书本传法”几个字，很可能宋祁、司马光对此话已不懂得，因而索性删去了事。这样我也只好不注。今译对付着译作“传授佛法的书本里写着”。所幸此类情况不会很多，否则真只有敬谢不敏了。

至于今译，我认为还得遵守前人提出的“信、达、雅”的要求，这本是对西文汉译讲的，古籍今译也该如此办理。其中首先要讲“信”，不能为了“达”、“雅”而不讲“信”，像当年有位文学家翻译《楚辞》的《招魂》，把“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伂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翻译成为“三只眼睛两只角，头如老虎身如牛，把人提去当点心，背脊隆起血满手。其实此长角的只是身子九约曲蟠自环的土伯，与“参目虎首，其身若牛”者并非同一怪物，此公如此乱译好像也颇能“达”，一对原文就知去“信”字远矣。近来有些诗人给唐诗作今译，也往往有此等只顾“雅”和“达”而忘了“信”的毛病。这些先生应知道，今译的目的本来只是帮助读者读懂原文，进而从原作的本身来作詠涵赏玩，犹如给英文小说编写英汉对照读本那样，而并非让读者脱离了原作来欣赏你的译文，你的译文写得再好，再“达”再“雅”，只要背离了“信”字，从古籍今译的要求来讲就只能成为一钱不值的废品。

我不是什么理论家，对古籍整理包括古籍的选注选译究竟有哪些高超的理论实在一无所知。上面所说只是近几年在实际操作中的点滴体会，并联系到过去以至历史上的问题谈点个人看法而已。尚乞从事斯道者有以垂教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