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降薪、调岗、内卷的焦虑裹挟 投行人卸下“光环”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牛钰 身着笔挺的西装在全国各地奔波做项目，用专业能力帮助一家家公司到京沪深交易所“敲钟”，以自己积累的人脉为很多意向方牵线收购兼并事项，获得不菲的收入和外界的尊重……投行人的“光环”如此闪耀。

但近一年来，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手头上做尽职调查的IPO（首次公开募股）项目因为逐步加强的审核而无法成功申报，项目“流产”，收入“腰斩”，同事主动或被迫离职。这一刻，原来的体面生活已经跟手里的航司金卡一样“过期了”。

这是诸多投行业务人士正在面对的巨大落差。王林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2021年，王林通过校招入职头部券商的投资银行部。他的收入除了将近4万元的月薪之外，还有项目完成后的奖金。但从去年至今，他两次遭遇降薪。“快要干不下去了，一直在降薪，一直在加班。”在“五一”假期还忙于调整项目底稿的王林，看着不到2万元的工资，想着去年的年终奖还遥遥无期，十分沮丧。

降薪、裁员、调岗、转型、控费、考核……投行业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天”。

“人总是要去适应市场的。”王林无奈地感叹。

风光一时的投行“金领”，一边在史无前例的全链条监管之下“内卷”起来，一边在急剧萎缩的IPO市场里被降薪、裁员的焦虑裹挟。

降薪、裁员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除了加班，王林根本没有心思出去旅游。4月的工资在节前到账，他发现自己被毫无预告地下调了底薪，降薪幅度约为20%。去年下半年，他所在的投行业务部门刚下调过底薪。两次降薪合计减少了约1.5万元，目前他的税后月薪不到2万元。

经济观察报多方采访了解到，券商投行部门的新一轮降薪潮已经掀起，不再只是暗流涌动的传言。

多位投行人士透露，在投行业务占据重要市场地位的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业内简称“三中”）都在近期对投行业务员工的薪酬和岗位进行调整：中信证券下调约20%；中金公司最高降幅为25%；中信建投则在今年初已下降约20%后拟再次下调。

经济观察报就上述信息向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和中信建投采访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得正面回复及细节确认。

在谈及优化薪酬体系时，中信证券称，经统筹评估市场变化和经营实际，为进一步优化薪酬体系，近期主动调降薪资，向市场和投资者传递稳健发展的信心。

中信建投表示，将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发展战略及政策指导等因素，并结合公司实际和市场客观情况进行调研，调节优化部分岗位的分配结构，形成更加合理的长、短期激励比例，以建立更加稳健的薪酬体系。

上述两家券商所提及的内外因，主要是在监管要求下，IPO的节奏变缓，导致证券行业作为IPO的中介机构成功完成和可以执行的项目锐减，从而影响相关手续费的净收入，拖累业绩表现。

两位中信证券投行内部人士表示，2019年左右，中信证券投行股权业务线只有不到400人，经过2021年、2022年的扩招，截至4月初，该业务线已有近1000人，占据整个投行部门的一半，逼近上市小型券商的总员工人数。

上述内部人士称，今年以来，中信证券已对100余名股权业务人员进行了调岗，主要调去债权融资、并购重组等业务线，调岗名额会细分到金融与科技、能源化工与新材料、信息传媒等约10个行业组，每个组的名额有差异，由具体负责人决定。但目前，第一轮调整暂未完成，很难确定哪个组名额最多。

上述内部人士猜测，中信证券的消费组或许调整名额较多，因为监管机构偏向于“高精尖”“大国重器”“解决卡脖子”的企业上市，涉及吃穿住的消费型企业，基本会被劝退。金融与科技组也会有比较多的名额，因为过去主要负责银行等金融机构的IPO项目，在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基本上市完成后，可以做的项目寥寥。“以前，一个团队大约有6个人，能够同时处理两三个项目，但现在由于项目减少，十几个人只能共同完成一个项目。”王林所在的头部券商也面临股权业务线员工冗余的问题，在正常情况下，股权融资项目至少需要三四个人。

一位上海地区中小券商内部人士称，在市场和行业集中的趋势之下，其公司的投行业务线人员完全没有项目需要继续做，只能“一个接一个团队”离开。

监管从严查投行人向内卷

在“五一”假期前，谢城刚从外地一家上市公司返回北京。他在一家头部券商投行担任高级经理。过去一个月，在执行新项目之余，谢城主要的工作是持续督导这家企业。在通常情况下，企业IPO后，保荐券商需要持续几年对该公司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对企业的年报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阅，向企业索要内部治理、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项目进展等资料。

“以前为了维护客户关系，我们通常采用较为宽松的态度。但今年形势不一样了。我们审阅材料很严格，发现任何不规范的事情都可能写到报告里。”谢诚称，在资本市场的新“国九条”落地之后，明确提出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更加严格，有些企业明显更配合督导工作，但大部分企业还是“我行我素”。

谢城认为，政策传导和被发行人接受是一个过程，还需要时间。首先是因为大多数企业的老板不懂资本市场，不知道现在的监管要求极高。其次是如果不是实质性问题，只涉及规范运作，被下发警示函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并且绝大多数企业都觉得自己符合规范。但如果比照法规来看，大部分企业或多或少都有不规范的地方。

比针对已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流程更严格的，是IPO项目的申报及审核。去年下半年以来，谢城参与的很多IPO项目，申报后不被受理，似乎是被隐形的“门槛”卡住，并且有些处于在审核状态的IPO项目被变相劝退。

经济观察报了解到，在新“国九条”发布之后，多地证监局已向辖区各拟上市企业及中介机构下发《关于提高辖区拟上市企业申报质量的通知》。同时，证监会对有在审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进行了内部培训，明确了现场检查的比例、时间、计划和方式。

在趋于严格的审核和现场检查当中，很多投行人士此前不在意的细节问题，都成了需要严格检查的部分。比如对发行方实控人的流水调查，要求细致到借钱要看借条、买保险要看保单，买理财要看理财合同，同时还得证明理财卖方不是拿着钱帮忙贿赂相关供应商。

谢城遇到最离谱的事情，是连实控人购买的名牌包都需要看到包的实体，并且拍照留存证据。如果不这么做，当材料提交到公司内部的审核环节时，就可能因为无法通过质控部门的查验而被驳回，更不用提之后的申报。

在注册制全面推行的时候，上述这些细致的审查工作都出现在审核阶段。但从去年以来，监管层对中介机构的要求层层加码，逐步新增资金流水核查、股东穿透核查等要求，如果中介机构工作不到位，就会面临重罚，券商只能“内卷”，质控内核不敢放松标准。

“监管员也会提这些要求。现在，很多工作前置到了公司的内部流程中，内部审核更加严格，很多项目在内部就被‘毙掉’了。”谢城称，如果不将审核前置，即使能够成功申报，在审的项目也会被提出各种核查要求和问题，如果无法回答，就只能选择撤回。

考核、考勤“柔性”劝退

除降薪、调岗、加压等刚性压力外，考核、考勤成了劝退投行人的柔性指标。“我现在是非必要不出差。”谢城直观地感受到了公司因“降本”而让投行部门人员的工作受限。在两年前对出差的酒店、交通标准下调后，现在，他所在的公司要求员工减少出差，出差等事项都要事前审批，否则无法报销。

王林也表示，今年以来，他所在的公司新增了定期上报前期工作内容、填报工时的规定。他在项目驻场时还遇到过一件尴尬的事情：因为公司最新要求接待客户需要提前审批，他与客户见面之后，对方不主动提出请客吃饭，双方就只能“各回各家”。

据王林观察，今年以来，公司会对投行人员按照考核评级进行调整。有些同事即使考核排名在前列，也会被调走；无论是不是保荐代表人，无论有没有正在进行的业务，都有可能被“优化”或者调岗。

考核的隐形因素似乎在增加。一位在华南头部券商工作的投行人士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去年工作表现得到公司的认可，其所在的项目也创收，为什么自己的考核结果是最低等级？据他介绍，公司考核的机制是自选评估人，评估人打分普遍较高，在没有具体原因公示的情况下，无法解释去年的最终考核结果差距很大。在他看来，这属于变相劝退：一旦考核被打很低的等级，就会面临降薪甚至调岗或被淘汰。

今年以来，多家券商从考勤、考核入手，降低人力成本。一位头部券商人事负责人称，在正常情况下，该券商每年会有5%的淘汰比例。往年，主动离职的人超过了5%，因此基本上没有末位淘汰，今年开始可能会有少量淘汰。

从投行业务内部来看，在股权融资业务大幅承压之时，券商开始把重心转向债务融资业务。近期，一家承销规模市占比在前十的券商正在打算对股权业务线人员降薪；因为一季度债券承销业务同比大增，所以在招聘多个地区的债券业务承揽人员。

谢城认为，以考核的标准调岗属于体面“劝退”。公司很少会给付赔偿金裁员，一般会给员工几个月时间找新工作，体面地离开；如果员工不走，就调岗到营业部做客户经理。绝大部分人员会直接找新的工作，很少有在营业部继续干下去的案例。

谢城也不愿意被调去债务融资业务线。在他眼中，债券项目十分“短平快”，每个项目周期不超过几个月，但同时做四五个项目，一直滚动。

王林认为，相对而言，债务融资业务线枯燥，而且较为标准化，有点像流水线工人。他被调去债券融资业务线的同事们只是刚开始业务不熟，不存在不会做的情况。如果有一天被迫转岗，他觉得自己会主动辞职。

一位金融行业猎头对经济观察报称，以往，投行人士会转去场外、并购、产业投资等方向，但现在行业整体机会并不多，整个招聘市场也以“降本增效”为主，券商基本没有编制。比如她一直关注的某头部券商，直到现在都没有放出岗位，年前有意向去这家券商的人，都因编制问题而不了了之。

降薪、业务内卷、考核加重，整个行业又缺乏适合的机遇，曾被视为金融业“金领”的券商投行人士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更加迷茫。

今年3月份，王林在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写下“保荐代表人，欢迎关注，分享行业知识”。他认真地编排图文内容，期待成为一个知识分享型博主，以此获得推广、咨询等额外收入。但除了十几个点赞、收藏之外，账号的粉丝数量和流量并没有明显增长。

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券商从业人员尝试靠行业消息、个人工作与生活、美妆等做博主或者“网红”。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从事为在校生修改简历、提供岗位信息和面试辅导等收费业务。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和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之下，王林没有心情做额外的输出性内容。如今，他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停止更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林、谢城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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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钰经济观察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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