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改制—宋代官制重要转折点，在挽救北宋中期危机起到积极作用

北宋中叶，在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的形势之下，赵宋王朝积贫积弱之势日益凸显。为了挽救赵宋王朝的统治危机，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侧重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继其之后，在元丰年间，针对存有弊病的朝廷机构，宋神宗再次亲自主持了一场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在挽救北宋中期的危机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此次改制还是宋代官制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亦是中国封建社会整个官制史上一件重大大事。

元丰改制之因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建立起北宋王朝。为了稳定人心，减少对新王朝的威胁，赵匡胤没有触动后周的官僚机构。以后，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同样采取了"伪署并仍旧"的办法。

但是，这只不过是临时有效之策而已。宋太祖、宋太宗为了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加强中央集权，在保留旧机构的同时，增设了一些平行的新机构，使之互相牵制，形成"一官而数人居之，一事而数人治之"的现象。新旧并行的机构设置，在发展之中逐渐产生一系列威胁赵宋王朝统治的弊端。

• 官名与实际职权名不副实

赵宋王朝混乱的官制体制，出现"一官而数人居之，一事而数人治之，"的现象，导致朝廷官多而不治事。加之，北宋实行官、职、差遣分离的政策。"官"与"职"，并不表示职权。也就是说六部尚书、侍郎、殿阁学士之类，皆是虚衔。只有"差遣"以治内外之事，才掌握实权。因此才有"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普遍现象。职责不明，势必上推下卸，互相推委，敷衍行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故而导致政事淹滞，众务猥丛。

• 机构重叠，互相牵制，行政效率极低

统治者为强化皇权，实施分化事权之策，即一个机构可以办的事，同时设三个或四个机构予以分割。此外，统治者大量派出京朝官出任地方职事，以强化中央集权这样，各级机构互相牵制，遇事互相推诱，无人负责任的怪现象。

• 冗官冗费，财力耗竭

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分化集权，不仅形成重叠冗杂的行政机构，还造成行政机构效率下降而且因大量官员闲置，产生了冗官冗费的现象。与前代相比，官员人数剧增，形成官多而庸的局面。再加上宋代官员的入仕途径较多，有:科举、恩荫、摄署、流外、从军等，其中科举和恩荫是最主要的两种，造成宋代官员人数爆满。宋真宗景德年间，内外官已达9700余员；英宗治平年间，增至24000余员。自景德至治平约六十年间，官员数几乎增长了2.5倍。与此同时，庞大的官僚队伍给国家财政带来不堪负荷的重担。

• 寄禄官制度的腐败

宋代前期，正官、阶官、寄禄官实为一体，而都与职事相分离。宋真宗以后，寄禄官每三年（后为四年）一磨勘，相当于唐代的官员考课，但只是官样文章，防止作弊伪造而已。只要没有大过，就可以平平稳稳地升迁。差遣的升迁决定权在于皇帝及主管部门的好恶。另外，如官吏获罪，只要不是大罪，也只罢差遣而不降寄禄官。这种制度自然被一般庸碌、腐败的官员所欢迎。

• 统治者的主观动机

任何一场政治改革都有其最终目的，即实施者的主观动机。宋神宗即位期间，曾发起一场规模宏大、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在变法期间，为了推行新法，已开始对官制进行局部改革，而新法的推行，又进一步暴露了官制上的一系列弊端，促使宋神宗决心全面改革官制。

由此可见，神宗时期官制改革势在必行。元丰三年神宗下诏，阐明官制改革的宗旨和方针，着手改制。元丰五年五月一日起，按照三省六曹条例正式推行新的职官制度，称之为"元丰官制"。

元丰改制之纲

元丰官制改革的内容广泛，条例也相当繁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按《唐六典》，恢复中央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职，平行机构或并或罢。

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宋初，虽设三省，但权尽归中书所掌。元丰改制，将中书职责一分为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宋初，几乎为闲所。元丰改制，罢分割六部之职的平行机构，恢复六部职责官员人数。九寺五监：宋初只是空名。元丰改制，权力职责一一恢复，寺监都设两名主掌官。

其二，罢文、武官散阶，以及吏人带文散、检校官，宪衔，以减少冗衔与虚名。

其三，制定新官品之制，改宋初的九品正从上下三十阶为九品正从十八阶。

其四，改革寄禄官制度，定寄禄新格，确定文官寄禄新格自开府仪同三司至承务郎，共二十五阶。纠正了唐末以来官职名实分离的混杂状态。

其五，制定三省、枢密院、六部、御史台、秘书省、九寺、五监条例，总称《官制格目》。

其六，制定《元丰禄令》。宋代官员傣禄主要由料钱、衣物、职钱三部分构成。元丰官制规定文臣的料钱、衣物依《寄禄新格》的寄禄官阶而定。如太中大夫，料钱五十贯，衣赐，春、冬各小绩三匹，绢十五匹，春罗一匹，冬棉五十两职钱，按寄禄官品之高下，分行、守、试三等。凡寄禄官高于职事官品一品以上者，带"行"、"守"、"试"如御史大夫，行，六十贯；守，五十五贯；试，五十贯。

其七，制定新任期之制，规定内、外官任职一律以"三年为一任"。

其八，制定新补荫之制。关于补荫入官，改满一岁荫子弟者为三岁一荫；并改三岁一荫为六岁一荫。

元丰改制之得

元丰改制最重要的就是罢差遣、正官名，彻底根除紊乱之源。

而正官名给三省制的恢复，寄禄官制的调整、官品制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因此宋人给"正官名"以很高的评价。如哲宗时期左司谏王靓指出:"夫自李唐失败，官制紊乱久矣！至神宗慨然悯之"。元丰改制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是统治者以巩固和稳定其统治而采取的措施。不可否认元丰改制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 恢复三省制，使魏晋以来的三省制得以继续发展。

三省，即尚书、中书、门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中枢机构。三省制几乎伴随着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整个发展过程。三省制的发展变化是官制史上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省制起源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整齐化于隋唐。元丰改制，首先罢差遣，恢复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职掌。三省制演变为单省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的重要的间题。其演变过程中，唐开其端，两宋为重要的过渡时期，而且这是由元丰改制才得以继续的。因此，元丰改制是三省制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宋的"政柄并归中书"又开元代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的先河。

• 改革寄禄官制度，纠正了唐末以来官职名实分离的混乱状态。

宋代官制繁杂的原因之一就是寄禄官制度的混乱。封建社会历代的官制系统的主体大致可分为官和秩两部分，官以任职事，秩以别等级、领俸禄。从魏晋以来，一般说职事官品阶不仅决定俸禄之多寡，而且决定朝班位序和冠服类别。而唐代，根据职事官品阶决定俸禄，根据散官品阶决定班位服饰。职事官由君主量才使任，散官则按资而序，所以散官亦称为阶官。

唐末五代以来，由于使职差遣的出现，使职事官逐渐与职事相分离。职事官阶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寄禄官制。宋代正官、阶官、寄禄官融为一体，而都与职事相分离，从而形成了与唐代品秩制度不同的风格。

宋代官制，其前期沿袭唐五代，纷繁复杂。而元丰改制后的寄禄官制度，基本上恢复到唐前期的模式，较为齐整，甚至比唐代更为齐整和简洁，且整顿了旧制名实不符，官事分职的紊乱局面，使北宋官制与唐前期官制衔接起来，并继续发展。因此，元丰改制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调整官品制，简化了我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官品等级。

元丰改制，颁布了新官品制，与唐相比，删其冗繁，显得更简炼易行。因此，元丰改制后，元裕、政和、绍兴、乾道、淳熙，庆元，嘉定等历朝都修订《官品令》。在这期间，元丰新官品制，继续沿用不变。

据《淳熙官品令》称："自太师而下至翰林医学，列为九品，皆有正从，盖现行之制，故著令。"其实，九品正从十八阶之制一直被明、清沿用。由此可知，元丰官品制基本上适用于封建社会后期。

• 对于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调整和精简，废除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使职差遣官，进行定员编制，以及为分裂职权而增设的一系列重叠的使职性机构。

对官僚机构的精简，扭转了机构重叠，吏员冗滥、职权分裂、互相牵制、办事拖拉、公文成灾等弊习，统一了分散的事权，相对提高了行政效率，从而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北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效能。

• 其五，改制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

元丰改制裁撤了重叠机构，具体规定了各部门的官职员额，同时严格执行磨勘制，限制恩荫，从而使官员人数大大削减，节省了棒禄开支。

元丰改制之失

元丰改制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尝试当然，它也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不可能彻底解决冗官问题，因为冗官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权力绝对私有制的日益完善，需要的权力执行人员就越多因此，封建社会后期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冗官问题。

改制虽省并了一些机构，由于处理不当，制后依旧存在机构重复设置的缺点，且入仕途径众多，造成冗官的源头并未堵塞，又增加了新的冗员。元丰改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冗官问题，减省了部分财政支出，但这一成效毕竟是相对的、有限的。因为从改制的范围来看，它只局限在中央机构之内，并未涉及地方官制。

从改制的效果看，它也未能解决将使职差遣及重叠机构彻底废除；又由于宋代的官禄是依据寄禄官阶而定，元丰改制对此并无改变。此外，元丰官制改革疏漏之处甚多。神宗元丰改制，只是对文臣京朝官的本官阶做了整顿，尚未顾及选人和武臣、内侍、医职等的官阶。延至徽宗朝才解决。

其它如承旧典不改者如学士院、东宫官等等，亦为数不少，宋人已指出，"乃神宗改官制之疏略处"。

结语

元丰改制，改变了宋初乃至上溯到唐末五代以来凡百年间官制混乱失实的状况，裁简了一大批重叠机构，并导致了使职差遣作为一种制度由盛而衰的转折。元丰官制的精神基本得以保持到两宋终朝，并对宋以后的各代官制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次官制改革是不彻底的。

总体上说，元丰改制是一场不成功的官制改革。南宋大思想家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宗喜《唐六典》，"一依此定官制，神宗欲富强，其后因此皆迂曲缓弱了"。就元丰改制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史中的地位而言，其实举足轻重的，是宋代官制重要转折点，正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梅原郁教授所指出的:"北宋前期官制是宋代官制史上最杂乱而又难以理解的部分，元丰改制才彻底改变了唐中叶五代延续而来的名实脱离、新旧杂柔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