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论自由、道德与生存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今天这几乎是一个无人不知的名字，她因女性主义而闻名，是法国女权运动的创始者。她的名言“女人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启发了一代又一代被这种处境围困的人。

然而，女性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平等的主义，它的边界不在于性别，而在于强权。因此，波伏瓦不仅仅是在谈论女性应该如何生活，而是在与所有人对话——我们的道德，我们所追求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子？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 — 1986），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被法国总统密特朗称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作家”。与萨特成为不缔结婚姻关系的终身伴侣。其著作《第二性》《女宾》等享誉世界。

01

关于自由

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还是相信自由的。那么，这种信仰是否真的会将我们带向绝望呢？是否需要接受这个奇怪的悖论：即一个人从意识到他自由的时候起，就被禁止希望任何东西呢？

我们觉得正好相反，只有当我们转向这个自由时，我们才能发现一个行动的准则，其意义将具有普遍性。任何道德的本质，就是把人类生活看作一场对弈，一场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的较量，要向人们传授获胜的手段。然而我们也看到，人的原始意图就是模糊的：他想要存在，而正因为他与存在的意志相符，他反倒失败了。所有的计划，即在其中实现愿意存在 （vouloir-être） 的计划都被否决，而这些计划所圈定的目标都成了海市蜃楼。在这些流产的企图中，人类的超验被白白地消耗。但人也想让自己成为对存在的揭示，如果他能与这个意志相符，他就能获胜。因为事实是这样，通过人在世界中的在场，世界也就变成在场的世界。但这种揭示导致一种永久的张力，将生灵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上，使他从世界中剥离出来，以自由的面貌显示出来：想要揭示世界，想要自由，这是惟一的也是同一的运动。自由是一个源泉，所有意义和所有价值都从中喷发；它是证明一切生存的原始条件。为自己的生命寻找证明的人，首先必须要求和绝对要求得到真正的自由：在要求实现具体的目标和特别的计划时，自由原则自身也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由还不是一个完全构建好的价值，能从外部向我建议一种抽象的参与。它似乎还是 （并不是在事实的层面上，而是在道德的层面上） 一个自身的未竟事业：它必然会受到众多价值的召唤，这些价值是它自己提出的，而且它自身也是在这些价值中产生的。自由不能建立对自身的拒绝，因为在拒绝自身时，它就拒绝了任何可能的依据。要求道德和要求自由，这是惟一的也是同一的决定。

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刚才所依据的黑格尔的“位移”概念与我们的观念正好相背。只有当道德行动不在场时才会有道德。然而萨特宣称，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人没有任何办法让自己不自由；当他想逃脱命运的摆布时，他也是在自由地逃脱。这种可以称之为自然的一个自由的在场，是否与道德的自由概念相矛盾呢？下列这些词的意义又是什么：即愿意自由，因为我们首先就是自由的。如果自由是一个已知物，那提出自由是一种征服活动，那就是自相矛盾。

这种异议，只有当自由是一个事物，或自由是一种与事物自然相连的品质时，它才有意义；那么事实上也是如此，要么我们拥有它，要么我们不拥有它；但实际上，自由与一个模糊现实的运动本身混为一体，这个模糊的现实，我们称之为生存，它实际上只是让自己存在；因此，只有当存在作为应该被征服的东西时，它才能给自己以生存。愿意自由，就是实行从自然性到道德性的过渡，在我们生存的原始迸发上建立一种真正的自由。

人们自发地投身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人在初始时都是自由的。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它的人为性，这种自发性在我们看来就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一种思想的迸发，它与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克里纳门偏差一样愚蠢，这种偏差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会偏向任何方向；原子必须到达某个地方，但原子的运动却无法用一个尚未选择的结局来证明，它仍然是一个荒诞的运动。因此，人类的自发性总是自我投向某个东西；甚至在失控行为和神经病发作中，精神分析学家也会发现某种意义；但是，要让这个意义证明揭示意义的超验时，意义自身就应该首先得到建立：如果我没有选择去建立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没有建立。然而，我可以回避这个选择；我们说过，故意让自己不自由将是非常矛盾的事；但我们可以不让自己自由：如懒惰、轻率、任性、懦弱、急躁等，在这些情绪下，我们可以在确定投射的时候就否定它的意义。于是，主体的自发性仅仅是一种徒劳而活跃的搏动，其面向客体的运动仅仅是一种逃逸，而主体本身则是一种不在场。为使这种不在场转变为在场，使逃逸转变为意志，我必须积极地承担我的投射；重点并不在于我对完全内在的运动进行自省，对一种已知的自发性的抽象运动进行自省，而是要加入到具体的和特别的运动之中，通过这个运动，通过将自身投向一个目标，自发性才能得到确定。也只有通过自发性提出的这个目标，我的自发性才能以反射到自身的方式得到确定。于是，通过仅有的一个运动，我的意志既建立了行为的内容，又通过内容给自己提供了合法性。通过安排客体的在场，我把自己的在场安排在客体的面前，这样我也实现了面向他人的逃逸，并把这种逃逸当作自由。但是这种证明需要一种恒定的张力：这种证明还从来没有实现过，这种证明应该不停地自我实现；我的投射还从未建立过，它在自我建立着。为了避免这种持久选择的焦虑，人们可以设想躲进客体本身之中，将自己的在场淹没在客体中；在严肃意识的奴役下，原始的自发性在努力地自我否定；它在徒劳地努力着，然而，自发性并没有将自己实现为道德的自由。

02

关于道德

关于这个自由，我们刚才只描绘了它主观与形式的方面。但我们还应该要问，是不是通过任何的内容，人们都可以愿意自由。首先必须看到，这种意志是随着时间而发展；只有通过时间，目标才能确定，自由才能确定，这就会假设它通过时间分段，以单位的形式逐步实现。只有摆脱纯粹瞬间的荒诞性，才能摆脱克里纳门偏差的荒诞性；如果一个生存每时每刻都在向虚无倒塌，它就无法自我建立；因此对儿童来说，只要他还不能在过去中自我认识，也不能在未来中自我预想，就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只有在他生活的时刻开始组织成行为时，他才能做出决定和选择。具体地说，只有通过耐心、勇气和忠诚，人们所选择的目标的价值才能确定下来，同样，选择的真实性才能显示出来。如果我将一个我已经完成的行为放弃在身后，即让它回到过去，它就变成了一个事物，它不过就是一个愚蠢的和不透明的事实。为了阻止这种变形的发生，我必须不停地捡起它，在我介入的投射单位中证明它；建立我的超验运动，这就要求我永远也不能放任自流，让这个运动毫无价值地重新落入自生自灭的状况，我必须无限地延长这个运动。这样，当我现今真正需要一个目标时，我就要求一个贯穿我整个生存的目标；这个生存，它应作为这个现时时刻的未来，作为即将到来日子的过时的过去：愿意，就是保证我要坚持自己的意志。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应该确定任何限定的目标：我可以绝对地和永远地要求一种瞬间的揭示。

面对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固执己见是愚蠢的：如果我固执地用拳头敲打一堵不可动摇的墙壁，我的自由将在这个无用的行为中枯竭，而且不能成功地给它一个内容；它将衰落为一个徒劳的偶然性。然而，没有比顺从更令人伤心的德行了；顺从将早先构成的作为意志和自由的计划转换成偶然的幻觉和遐想。一位青年曾经希望有一种幸福的生活，或有用的生活，或光荣的生活；如果他成为的那个人用过分冷漠的眼光看待他青少年时流产的那些企图，那么这些企图将永远僵化在已经消逝的过去中。当一种努力失败时，人们会苦涩地说，他们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浪费了自己的力气；失败判决了我们所作的努力中的整个这一部分。斯多葛主义者宣扬冷漠情绪，其目的就是要摆脱这种两难命题。如果我们同意放弃我们计划的特别性，我们确实可以确定我们的自由，以对抗任何的束缚：如果一扇门拒绝打开，那就让我们接受它不打开的事实，这样我们就自由了。但这样我们只是成功地挽救了自由的一个抽象概念，或掏空了自由的所有内容和所有真理：正因为人的权力被放弃了，所以它就不再有任何限制。正是计划的特别性决定了权力的限制程度，但也是这个特别性给计划赋予了内容，并使计划得以确立。有这样一些人，失败的念头会引发他们的极端恐惧，以至于他们控制自己永远不想要任何东西：但谁也不想把这个平淡的被动性看作自由的胜利。

03

关于生存

因此，不管一个人在生存面前的恐惧感有多大，或是他从最年幼时就选择了拒绝他在世界中的在场，他也不能阻止自己生存着，他不能抹杀其自由的焦虑性事实。因此，正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为了能从自由中将自我摆脱出来，必须让下等人积极地介入生存。下等人的态度自然而然就会过渡到严肃人的态度中去：他会努力使自己的自由淹没在严肃的人从社会中所接受的内容中去，他会自我迷失在客体中，以便消灭自己的主观性。这种态度已经被许多人描述过，在这里就没有必要作更多的考察。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用较大的篇幅对这种态度作了讽刺性的论述。他指出，严肃的人在被看作本质的客体面前，自我显示出非本质的人；他会放弃自我，把地位让给事物，这种事物受到人们的尊敬，以事业的面孔出现：科学、哲学、革命等。但是，这种诡计会遭到失败，因为事业并不能拯救作为具体的和分离的存在个体。继黑格尔之后，克尔恺郭尔、尼采嘲笑了严肃精神的笨重谎言。而《存在与虚无》也用大部分篇幅对严肃精神及其天地进行了描述。严肃的人通过使自由从属于一些无条件束缚的价值，将自身从自由中解脱出来；他想象，获得这些价值就会持久地给自己提升价值：他全身披着“权利”，以脱离了存在苦难的生灵的面貌自我实现。严肃性并不是以所追求的目标的本质来决定的；一位高雅的轻佻女人，完全可以像一位工程师那样具有严肃精神。一旦自由作了否认，以达到人们所声称的绝对目标，那么就会出现严肃性。

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只想提出几点看法。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所有非真实的态度中，只有这种态度是最普遍的：即任何人首先曾经是儿童；在神灵的眼光下生活许久后，他曾经把自身许诺给了神灵，所以他不太愿意接受将自己变成一个简单的人，并时时处于担忧和疑虑中。怎么办？信什么？通常是这位年轻人还没有像下等人那样首先拒绝生存，以至于这些问题并不存在，然而，他却害怕回答这些问题；在经历了或短或长的危机之后，他又回头走向父母或老师们的世界，或者他接受某些新的价值观，接受一些必须让他觉得很可靠的价值观。与其承担起一种情感，一种将他抛向危险前方的情感，他反而将这个情感压抑着。古典形式的了结方法：情感转移，升华，这是从情感性向严肃性的过渡，并处在恶意的保护神影子中。严肃的人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他所喜欢的对象的本质，而是能够自我消失在对象中的事实。所以，面向客体的运动，事实上由于其任意性，而变成一种对主观性的最为绝对的肯定：为相信而相信，为愿意而愿意。这就是通过将超验与其目标分离，去实现他的自由，一种形式空洞又荒诞的自由，一种冷漠的自由。

文字丨节选自《模糊性的道德》，[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著，张新木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4

来源丨楚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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