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说自己确实在辩论,和上个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有关孔子的种种误解、曲解进行辩论,甚至和自孔子生前直到今天种种对孔子的误解、曲解辩论。
在一一作答的23个问题中,鲍鹏山觉得最流行、最有普遍性和“杀伤力”的误解是对孔子所谓提倡愚民的误解。
愚民在中国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后来中国秦朝,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基本统治术。这种政策和统治术,对于一个国家开启民智走向现代的努力,是致命的。所以,本书为孔子这一点辩诬,其实也是对历史上愚民政策的批判。
当然还有对所谓“三纲”的误解。这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观念,仍然是法家的。法家与儒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个关键词:法家讲“权力”,儒家讲“权利”。“三纲”是权力构建,不是权利构建。
现代政治的现代性也就体现在对古代“权力社会”的解构和现代“权利社会”的建设。
在鲍鹏山看来,对孔子的误解产生的深层的、本质的原因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这个误解,往往是因为很多人,甚至包括很多层次很高的学者,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经典的隔膜——“我们有好几代人其实是没有读过什么传统经典了,更不用说走进文化的核心了。所以,误解,前提是不了解。我知道的是:一些对传统文化经典很熟悉的学者,他们都在做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工作,只不过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更学术的高度上做,而我是在做普及,试图纠正一些常识性的误解。”
鲍鹏山在书中重复强调、解释了对孔子“忠君”、对所谓“三纲五常”的观点,提出了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新”解读:孔子强调的是道德的双向平等观念,丝毫没有单向臣服之意,甚至认为这是一组因果关系——国君做好在前,臣子做好在后;父亲首先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然后才能有资格得到子女将来的孝顺。甚至说: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赋予了人民“不服从的权利"。
书中所写的这些对孔子的误解,自上个世纪初至今,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对孔子的定解,这也是鲍鹏山写作此书的目的:拨乱反正,回归正解。
他认为:对孔子的误解,永远都在发生,有的是大方向上的、逻辑上的,关乎价值观的,有的是孔子生平和历史细节的,关乎一些具体事实的。
总的来说,前一种误解才是大问题,因为,它关乎我们对孔子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认知,关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估定,关乎我们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关乎我们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更关乎未来中国的文化本色。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摈弃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文化自成一体的大国,更当如此。所以,如何评价孔子,如何阐释孔子思想的现代性并对其作出肯定性的结论,其实是关乎中国有无一个现代化未来这样一个大命题的。
▲鲍鹏山,文学博士、学者、作家,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
有人说,“大多人用批判传统的方式启蒙,而鮑先生是用点赞传统的方式启蒙”。这大概是对鲍鹏山老师最恰当的评价。
鲍老师曾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读传统经典,读文化经典,不光是中国的经典,也可以读西方的经典,提升你的认知能力,发育你的心智,这是最大的功能。”
所以,我们需要用那些有“高贵血统”的书来熏陶气质、指引心灵。我们必须懂得,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可惜,这些正是当下我们心灵中所真正匮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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