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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虽然德国在政治上依旧四分五裂,但是政治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成熟为德国的统一提供了基础,并最终促成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然而在这之后,这种民族主义化的狂热情绪开始渗入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弥漫着民族主义的气息。普鲁士是通过军队实现国家统一的。
民族统一运动的开展
矛盾最先在普鲁士和丹麦之间产生。1863年重新激化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给普鲁士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将其与德意志民族运动连在一起。易北河三公国中的荷尔斯坦因和劳思堡居民基本是德意志人,而石勒苏益格杂居着德意志人与丹麦人。
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将三公国与丹麦国王个人结成同盟,成立共合一君制。同时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还是德意志联邦成员,这就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笔,50、60年代丹麦爆发民族运动,力图把三公国并入丹麦版图,而德意志各邦坚决反对这一行为。
1863年,丹麦议会通过宪法,加快推进石勒苏益格合并计划,这极大地触犯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将民族运动推向高峰。普奥一致抗议丹麦“破坏法律”,俾斯麦打着“为德意志民族利益而战”的旗号于1864年伙同宿敌奥地利发动对丹麦的战争。
1866年,普奥开战,普军一路势如破竹,在北线一举攻下汉诺威、萨克森等邦国,控制了整个北德意志。而在重要战役萨多瓦之战中奥军全线溃败,奥地利皇帝不得不投降,并请求拿破仑三世出面调停。7月22日,普奥签订停战协定,历时49天的普奥战争落下帷幕。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中北部,至此奥地利彻底被排挤出德意志。
普奥战争之后,普法战争提上日程,俾斯麦清楚地知道普法战争在所难免,因为南德的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四个邦受法国的阻碍,还徘徊在北德联邦之外。
要想真正实现德国的统一,将南德诸邦并入北德联盟,在法国不让步的情况下,战争将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而俾斯麦需要考虑的仅仅是对法宣战的时机和战略问题。
在对法作战的战略上,普鲁士充分的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情绪煽动人们共同反抗法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利用民族主义将南德诸邦拉入普鲁士阵营。
普奥战争之前,俾斯麦为了争取法国的中立,含糊的向拿破仑三世表示,可将比利时和莱茵的部分地区给予法国作为补偿,普奥战争了却不久,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希望俾斯麦答应,将莱茵河西岸的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部分领土给法国,以此报答之前法国在普鲁是和奥地利战争的不干预。
俾斯麦坚决反对,同时马上将法国皇帝的这个想法告诉巴伐利亚国王和南德诸邦政府,希望在南德诸邦中营造法国威胁的氛围,以此为契机,俾斯麦和南德诸邦建立了不公开的攻守同盟阵营。
从1866年8月开始,俾斯麦通过谈判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分别订立军事协定。次年,又与黑森-达姆施塔特签署了类似的条约。这样一来,如果普法战争打响,那么一定会大大鼓舞南德诸邦的民族情感,从而可以促使其和北德联邦归并起来,实现德国的统一。
而之后的事实也证实这种结果,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激发了南德各邦的民族主义情感,各邦纷纷表示支持普鲁士,信守与普鲁士的防御协定,以共同保卫德意志,抵抗法国的侵略。
其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对法作战。在历史上,法德两国的关系用“世仇”两字来形容并不为过,双方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互相敌对状态,尤其当德国四分五裂状态被确定下来后,法国经常利用地缘优势操纵德国内部的局势,使原本混乱的局面更为复杂。
此外,加之19世纪早期拿破仑对德国的入侵更是德国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痕,所以对法战争的民族主义很容易在德国找到市场。这些历史的因素与德国谋求统一战的大背景相互交织,俾斯麦一直在寻找对法战争的借口,而霍亨索伦亲王莱奥波德竞争西班牙王位一事为其对法宣战提供了契机。
1868年西班牙女王统治被推翻,急于物色一位王位继承者,候选人中有一位就是属于霍亨索伦家族、信仰关主教的莱奥波德。他是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的远亲,受到威廉一世的管辖。但是法国害怕莱奥波德维位之后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而派法国驻普大使内德蒂就这个问题与威廉一世进行会晤。
威廉一世慑于法国的战争威胁,打算劝说莱奥波德放弃王位候选。但是拿破仑政权要求普王做一个书面保证,保证他今后永远不许任何一位德意志亲王取得西班牙的王位,而普王不想就此事再另作说明。
国王委托外交部官员阿贝肯,让其电告在柏林的俾斯麦,告知他一切,同意俾斯麦把这件事情通知普鲁士驻外使节和各国新闻界。俾斯麦接到电报后,认为法国的要求损害了普鲁士民族自尊感,而且一旦照此公布,也会使普鲁士失去1866年在完成民族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一切优势。
经过斟酌,阿贝肯把电报缩成一个短电,一词未加,一字未改,但却使“其语调变了,原来的像退兵号,现在的却像迎战的号角"。"他将这个电文的内容和发布方式比喻成“对高卢牛的红布”,结果正如他所料想的,电报在巴黎引起了暴怒和愤懑。
7月19日,法国对德一战,而当时世人大部分还不知具体怎么回事,只看到法国率先对普鲁士宣战。俾斯麦成功的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和祸首推给了法国,自己则扛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号召普鲁士上下团结一致对外。
相比于普丹和普奥两次战争,民族主义与社会舆论在普法战争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俾斯麦很好的利用了这两种资源。尤其是民族主义,联合了普鲁士与南德邦国共同对抗法国,增加了战胜的筹码,同时又为之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铺平了道路。普法战争的胜利是德意志民族主义事业的顶点。
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1871年新帝国宣布成立,1月18日在凡尔赛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帝国皇帝加冕仪式,弗里德里希一世宣布威廉一世为加冕皇帝。根据新宪法,南德诸邦并入北德意志联邦。虽然他们在上议院的席位有所增加,但普鲁士拥有的议席之多足以抵御任何修改宪法的动议。
新成立的国家由25个邦国组成,其中王国四个、大公国六个、公国五个、侯国七个、自由市三个。各邦仍保留部分权利。至此,一个专制独裁的德意志帝国屹立于中欧大地,大多数德意志人对于新帝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帝国议会虽然经普选产生,却没有多少权力,沦为帝国的摆设。
皇帝手握大实权,君主的威严也未减损半分;贵族阶层的特权完整无缺,军队的权势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铁血宰相”俾斯麦在完成统一大业之际,以高明的手段操纵民族主义,使之变成披荆斩棘的一把利剑,利用民众和军队高昂的民族主义情感打击了宿敌奥地利和法国。
因此,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在承担起民族统一大任的时候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唤起每一个德意志人心中对民族、对国家的热爱,为对丹、对法战争找到正当的理由,真正做到“师出有名”。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容克统治阶层利用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发动战争,正是政治民族主义的表现。
因此,德意志民族主义经过三次王朝战争由文化民族主义彻底转变为政治民族主义,由单纯的思想追求走向现实政治,从知识分子扩展及全体民众。
早期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缔造者,希望借助民族主义者一观念来摧毁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封建割据的地方主义,进而动员广大民众认同和支持民族国家这一新型政治共同体。而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又反过来加深强化了民众头脑中的民族主义观念。
当民族主义表现为德意志人同仇敌忾、争取统一之时,民族主义已不再是拘泥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虚无缥缈的学术字眼,而是变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至此民族主义在德意志真正具有了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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