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金融强国背景下的银行数字化转型

杨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当前，中央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和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并且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其中，数字金融成为影响金融要素、功能、效率、模式的“主要文章”，对于其他四篇大文章也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对此，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也需要在数字金融战略背景下，重新梳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与重点。

一、金融强国背景下的数字金融辨析

首先，对于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的概念区别，学界与业界仍存在许多争议。一方面，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内涵在2020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系列战略报告中得以系统展现，欧央行也对相关战略落地提出了建议，包括：确保欧盟金融服务监管框架适合数字时代，即技术中立和创新友好；通过消除碎片化，使消费者和企业从欧盟范围内的单一数字金融服务市场中获得机遇；为了欧盟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促进金融部门在良好监管的基础上更多以数据驱动；加强金融服务的数字运营弹性。由此可见，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都强调了新技术对于金融业带来的全面冲击与影响，同时后者进一步突出了数据要素、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以及给消费者和企业等最终客户带来的价值。

其次，数字金融的概念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从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部门关注数字金融的线索来看，一方面，通常认为数字化给经济社会带来全面影响，自然对于金融业也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动力；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数字金融能够给经济、社会带来更多好处，提升传统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我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与之相应，数字金融的核心要素也离不开数据要素、前沿技术与基础设施、落地场景等几方面，这也是银行数字化转型应关注的重点。

二、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及衡量标准

01现状分析

当前，随着商业银行数字经营理念不断深入、数字技术加速革新以及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数字化转型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6家国有大型银行为例，2023年的金融科技投入总金额达1228.22亿元，同比增长5.38%。此外，其金融科技人才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截至去年末，工商银行金融科技人员增至3.6万人，占全行员工的8.6%；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的金融科技人员也均超过万人。可以看到，当前各银行均纵深推进数字化转型。例如，工商银行与农业银行均已布局AI大模型，数智融合迈向新台阶；建设银行则在“建设云”之外，加速推进业务、数据、技术“三大中台”建设；中国银行则加快推进“绿洲工程”迈入新阶段。总体来看，以数据化、智能化、开放化为特征的银行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在业务重塑、科技引领和风险管理等维度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发布的《2023中国数字金融调查报告》，目前银行数字化转型进入开放生态的4.0阶段，数据价值、规模价值凸显，专业化服务逐渐下沉。商业银行从制度、组织、流程、技术、业务推动数字化转型，并落实到战略、管理和业务层面。其中特别是在制度层面，开放合作的顶层机制、持续变革的数字入口增强银行生态力、场景力和敏捷力，能有效提升终端用户体验。

另外，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深圳）联盟联合金融科技50人论坛（CFT50）发布的《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从战略、组织、技术、数据、应用、生态建设六个维度对中小银行金融科技整体发展进行评价显示，与2022年相比，2023年中小银行在战略、组织、技术、数据、生态五个维度的得分均有所上升。其中城商行的战略、组织、技术、生态四项得分显著提高，民营银行在数据和应用维度上保持领先。

02衡量标准分析

为了更好地认识银行数字化转型，当前迫切需要运用有效的指标或标准进行衡量，这也是学界和业界尚未形成共识的焦点。从理论视角来看，判断银行数字化程度或数字金融业务比重有几种思路。一是可以参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金融科技的界定，包括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市场设施四类，然后基于数字金融逻辑再进行细分和归类。二是从银行数字化转型所必备的要素出发，包括技术、数据、场景、风险与监管、基础设施与生态等角度，进而细分发掘下具体指标并赋予不同权重。如技术（专利）、数据（数据治理、数据资产等）、场景（电子支付、线上贷款、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智能投顾等）、风险与监管（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应用）、基础设施与生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金融生态环境）。三是在银行业务发展中，选择部分能够反映数字金融业务成效的指标，看其数字金融业务占比、数字化程度等，以此来衡量整体数字化转型的进展和成果等。

从政策视角看，现有相关文件也涉及到了相关的衡量重点。如2022年1月10日，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重点强调了银行业机构的战略规划水平、业务经营数字化、数据能力、科技能力、风险防范。2023年7月25日，人民银行发布《银行业普惠金融业务数字化模式规范》(JT/T0269—2023），从普惠金融数据管理、场景生态建设、客户服务、风险管控、系统支持、客户权益保护六个方面详细阐述普惠金融数字化业务的模式及工作措施，也有助于认识银行整体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框架、关键举措、实施路径等。

三、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

在金融强国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厘清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总体目标与战略方向。首先，应该是为了实现银行业的“由大到强”，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据统计，截至2023年末，我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17.3万亿元，已经居于全球第一，相比来看美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大概在24万亿美元左右。但是我国银行业运行质效仍有诸多不足，发展中也存在某些方面的结构失衡，因此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服务于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为银行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其次，则是助力经济强国建设，服务于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从宏观层面看，我国长期面临内生增长动力弱化的挑战，短期则面临“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因此，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发挥经济“血脉”的职责，使得我国经济摆脱困境、获得新的增长动能，由此能否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大文章，反过来也体现了数字金融的价值。当然，从微观层面看，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否成功，关键看能否真正改善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生命力，为其带来相应的效益与福利改进。

还有，是把握好价值与安全的“跷跷板”，有效管理和运用风险资源。对于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在系统性层面对金融风险带来怎样的影响，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数字化与新技术归根到底改变了金融活动的夏普比率，即以承担每单位同样风险而带来更大的创新收益。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则需要更深入地辨析数字化转型给原有非系统风险带来的影响。当然，要保障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健康发展，并不可能“消灭”所有风险，而是使得风险可控、适度，以及提高银行体系的韧性，从在遭遇危机与风险冲击时更容易应对和恢复。

最后，是提升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服务于金融制度型开放战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变革与开放，更好地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并且在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和服务能力。我们看到在逆全球化的挑战下，数字经济成为少有的、可能对冲“碎片化”世界的领域，与之相应，数字金融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对此，银行业也应该通过加快数字化转型，真正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综合来看，银行数字化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并非所有商业银行的“救命稻草”。事实上，一方面，对于大型银行、中小银行、互联网银行来说，由于资源禀赋与约束条件不同，可采取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也有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大型银行如果“一哄而上”地“以数字化投入论英雄”，或者小银行若缺乏足够的地理与产业空间、技术与人才保障、政策鼓励与支持，都难以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

我们看到，对于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理性认识包括几方面：降低预期，以维持银行机构的功能为根本；以场景落地为抓手，重视业务创新的边际改善而非颠覆式重构；以组织保障为支撑，建设数字化敏捷机制与激励约束机制；以客户至上为宗旨，全面打造共享共赢的开放金融模式；以技术架构为承载，全面提升产品与业务的创新空间与效率；以安全保障为护航，与时俱进地优化内控、合规及风险管控机制；以文化品牌为依托，建设数字化的战略模式、文化共识与金融伦理体系。

四、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点环节与保障要素

首先，更加理性地选择和应用新技术。某种意义上说，银行业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伴随信息技术升级迭代，自身必然要进行全面变革。对此，商业银行既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又要避免“为技术而技术”，防止对热点技术“短期内高估、长期内低估”。例如，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应用爆发期”，合成数据牵引着人工智能的未来，人工智能支持金融服务“上云用数赋智”、提升智慧金融服务能力、推动场景金融更加智慧，正是银行需进行快速布局的重点。再如，分布式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已经进入“深水区”，逐渐往全行级的技术中台进行演进，最新的云原生也已在金融行业进行试水，相关应用则进入稳健期。

其次，适应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优化升级。商业银行需加快推动数据治理与应用的优化，这样才能在业务运营中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开辟更大的价值潜力空间。当然，数据资产不仅是“入表”的问题，更要实现从实物资产到金融资产的跨越，后者则不仅涉及定价问题，而且是基于被认可、可抵押、能产生未来现金流的金融市场“交易共识”。对此，银行一方面应该着力探索数据资产融入业务创新的可行路径，即便短期内难以推动数据资产抵押融资的创新，也可以在原有信用融资模式的基础上，利用数据资产进行“信用增级”。另一方面，在开放银行的生态建设基础上，真正构建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依据“谁贡献、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保障数据资产相关方的利益。

还有，持续推动创新业务与场景落地。从业务类型看，全面拥抱数字化已经是必然趋势。例如在对公业务层面，供应链金融到产业链金融的创新成为重要切入点，让金融服务渗透全产业链中的中小微企业, 结合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的供应链金融科技手段或模式, 将进一步提高整个供应链融资和支付流程的智能化、数字化及自动化水平。再如从财富管理业务看，前期资管政策“靴子”落地，产品供给与机构渠道稳定成形，投资者资产配置逐步多元化，对此银行迫切需要打造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的财富管理生态圈，与其他各类机构实现差异化发展。同时，如何把数字化转型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这几篇大文章有效结合起来，也是业务创新的重中之重。

最后，需控制好相关风险并不断优化监管模式。银行数字化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也会带来诸多新风险的挑战。例如一是模型算法风险，需对模型数据的准确性和充足性进行交叉验证和定期评估，建立对模型和算法风险的全面管理框架。二是创新业务合规性，尤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合规销售、产品及服务定价、声誉风险、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等方面的合规。三是自主创新与自主可控，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技术的全面性和复杂性需要越来越多的开放与合作，银行实现完全自主创新的难度较大，且成本较高。四是数据治理，银行业是数据密集型产业，积累了大量的跨周期数据，且以个人数据为主，由此面临更对合规挑战。对此，从监管者角度看，需全面强化与数字化转型相应的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从银行角度看，也可以把更多的数字化与科技能力融入到合规建设中，更好地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来源：原文首发于《中国银行业》2024年第2期，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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