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门三院士”的不凡人生‖李英杰 杨艳梅

“一门三院士”的不凡人生

李英杰 杨艳梅

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上,两代人三位院士的家庭组合可谓罕见,除了都是院士,还同时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的,可能只此一家,那就是李四光和他的女儿李林、女婿邹承鲁。李四光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林是第三届全国政协青联界别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妇联界别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科技界别委员。邹承鲁先后担任过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科技界别委员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尽管他们三人的研究领域完全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科学报国。

1949 年8月25日,李林、邹承鲁在英国海滨城市伯恩茅斯结婚时留影(后为李四光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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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向学 蔚为国用

李四光1889年生于湖北黄冈,蒙古族,15岁时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以实现他造出坚船利炮强国的理想。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先生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将这八个字铭记于心。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归国,参加武昌起义,随后23岁的他被推选为湖北实业司司长。但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李四光辞职。他认为自己年龄不大,决心再读十年书,以积攒科学报国的力量。基于矿产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他选择去当时工业最发达的英国留学,学习采矿;不久,他认识到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于是一年后改学地质专业。

学成归国的李四光于1921年至1936年在北大任教,其间,他进行了地质力学、第四纪冰川、䗴科化石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与国外同行交流研究成果时,他发现一个问题:很多观点的不一致不单纯是学术问题的争论,国外学者往往先入为主地掺入价值判断,对中国人的地质研究理论摆出傲慢轻视的态度。李四光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对真理的追求。而后,他利用出国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不断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以破除国外学者对中国学者的不公正态度。1935年至1974年间,英国的《自然》杂志先后发表4篇文章,介绍李四光的工作和研究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李四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外交部的密令,要求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不然就将他扣留在英国。李四光当机立断,拿起一个小皮包,带上妻子,从普利茅斯渡过英伦海峡,到了法国。临走前,他还给驻英大使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我决不发表你们要我发表的声明,我要立即返回祖国。(许淑彬、李林著:《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1950年3月,李四光夫妇经过三个月的航行,终于到达香港。4月,他们抵达南京,5月到达北京。李四光接受了组织全国地质工作、配合国家建设的任务。

1950 年5 月8 日,《人民日报》报道李四光回国的消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李四光在第三次会议上作了发言。他在对照《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时,认为:“谁来发展自然科学呢?这一个任务当然落在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肩上。我们科学工作者也都感觉到有责任、有决心接受这一个光荣的任务。可是我们得想一想,怎样才有资格接受这一光荣的任务。判定这种资格的第一个条件,也是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坚决意志,为人民目前迫切的需要服务,必须摆在第一位。”(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日)

1954年,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虽然看到新中国成立五年来全国科学工作者都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但李四光还是感到“任务大、力量小”,于是他号召“全体科学工作者更好地组织起来,更好地发挥一切潜在力量”(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3日)。李四光担任地质部长19年,为我国的工业发展探寻石油,为国防安全找寻铀矿,为人民的安危开展地震预测工作,为子孙后代开发新的能源。

20世纪60年代,李四光在他地质部的办公室。

1958年12月 29日,李四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这时他马上要步入古稀之年,但正像他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那样,他“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刚开始”。

李四光入党后,把个人的科研与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59年是李四光入党后的第一年,也是他写作上丰收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12篇著作,其中有地质科学巨著《地质力学概论》初稿,有地质工作成就的总结性文章《建国10年来中国地质工作的发展》等,内容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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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所需 心之所向

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从小跟随父亲辗转大江南北,进行野外地质调查研究工作,父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铭记在李林的脑海中。她后来回忆说:“父亲的言传身教深入了我的心灵深处,促使我在非常困难的抗战条件下坚持刻苦学习。”

1946年,李林前往英国留学。由于她是在抗战流亡过程中完成高中和大学课程的,所以基础知识有些薄弱,学习英文有些吃力。为了使自己能够跟上课程,下课后她便跟同学借笔记核对着补习,常常攻读到凌晨一两点。“有时,我也感到很累,但一想到祖国所遭受的欺凌,一想到父亲在科学领域顽强进取的精神,就咬牙挺了过来。”李林在英国就读的是物理冶金方面的硕士和博士。1951年,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她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她想要尽快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1949 年,李林在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期间留影。

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使李林几次改变了科研方向,但她毫无怨言,认为应当“急国家之所需、想人民之所想”“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刚一参加工作,李林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从事球墨铸铁、包头铁矿、硼矿的科研工作。如果说这一工作还延续着李林的博士期间所学,那么接下来的几次科研转向则大多数都需要从头学起,但李林每次都欣然接受,用全身心的干劲投入到科研工作当中。

1956年,钱三强几次同李林交谈,希望她能去北京工作,一来可以照顾父母,二来可以为二机部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做元件材料及元件材料腐蚀的研究工作。1958年,为了祖国的核事业发展,李林毅然离开爱人和唯一的女儿,来到京郊的401所工作,出任六室副主任。

一提到核技术,人们可能会立刻想到它的危险性和放射性,但李林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一心只想着为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李林在六室工作的13年,正是核武器研制带动核工业大发展的时期,核燃料材料堆内性能研究也在“两弹一艇”的研制中获得进展。然而,在这13年里,核燃料材料研究工作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初创阶段。当时很多研究人员也是从其他科室调到六室的,他们不懂反应堆,多数人也不会制图。李林认为科研工作不能“等靠要”,必须通过实干才能出真知。于是,她深入到科研一线,学习基础知识、操作仪器,参加燃料元件热室检验,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方案。六室在她“真枪实弹”的带领下,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关。

李林院士照

1973年,由于国家建造高能加速器的需要,李林再一次服从国家分配,被调到高能物理所从事超导领域的研究工作,这对李林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978年10月,李林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九室担任主任,负责研制超导薄膜,这相对于她之前的研究来说,相当于转到了新的方向。尽管当时她已经55岁,对于许多女性来说已经是退休的年龄,但她仍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领域的研究工作中。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科研,1987年,她在国内首次采用溅射方法制备出高临界温度钇钡铜氧超导薄膜,1991年又指导学生们用原位直流磁控溅法制备出多层超导薄膜,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李四光同志的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走到李林和她母亲面前,嘱咐她们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这一番叮嘱,让李林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李林的一生,正是在李四光精神的影响下不断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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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真理 一苇以航

李林在英国留学时认识了年轻有为的邹承鲁,二人结为一生的伴侣。

邹承鲁所学专业为生物化学,1951年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邹承鲁的一生,都在践行着“为了中国科学的健康发展”这一理想信念,这一目标的形成要从他求学阶段说起。

年轻时的邹承鲁

邹承鲁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期,打下了理科各门功课以及中英文的良好基础;大学时代,他通过努力考上了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基础知识得到巩固提高,还养成了自学习惯和踏实勤奋的学风。他师从杨石先教授做毕业论文,决定自己一生都要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

邹承鲁的大学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度过的,他一度投笔从戎,因此对战争中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珍惜。南开中学和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使邹承鲁不仅遨游了知识的海洋,更领略到了大师们的风范,学到了踏实做学问、诚恳做学人的严谨态度。而后,他考上官费留英的名额,前往英国继续深造。

1949年,邹承鲁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说明研究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令邹承鲁终生难忘。邹承鲁认为论文的完成离不开老师凯林教授的指导,于是在论文署名时将导师的名字署在了自己名字的前面。但出乎意料的是,凯林教授在给他修改论文时,把自己的名字删掉了,并对他说:“你要做科学,你的目的是探索科学真理。努力求学,你自然会有成就。如果你总想着要出名,那就永远做不成一个好科学家。”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邹承鲁,也让他明白,做科研要脚踏实地,名与利都不是真理所追求的。于是,他谨遵老师的教诲,在《自然》杂志上以单独署名的方式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科学论文。

1958年,邹承鲁参与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研工作,并负责胰岛素A链和B链的拆合,这项工作的完成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后,他提出了蛋白质功能基因修饰与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被国际上广泛采用,被称为“邹氏公式”。邹承鲁在酶方面的研究工作也使他在国内外广受赞誉,一系列的科研工作使他成为享誉中外的生物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

1997 年,邹承鲁与李林。

在这些科研成就的背后,邹承鲁心系更大的使命,那就是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问题,即今天称之为“科学道德”“科研诚信”的问题。

1981年,邹承鲁联合其他三位学部委员发起了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讨论;十年之后的1991年,他又联合其他1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发表“再论科学道德问题”,成为一名打假斗士。他挺身号召净化科研工作中的不良风气,规范学术道德。他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得罪不少人,但是他不愿意沉默,一切都是为了使中国的科学能够健康发展。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韩启德院士评价邹承鲁是一位富有激情的爱国者。

邹承鲁院士

1991年,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邹承鲁发表题为《扭转人才外流的倾向,造成有来有往双向交流的健康局面》的发言。他提出:要从根本上扭转人才外流的倾向,形成有来有往、双向交流的健康局面,必须首先检讨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执行情况;其次在思想上彻底肃清崇洋媚外的余毒;最后,在具体的管理条文上进行全面整理,并制定出一套符合改革开放原则、符合知识分子政策、鼓励人才交流、相对稳定而不是朝令夕改的合乎实际情况的具体管理条例来。(《扭转人才外流的倾向,造成有来有往双向交流的健康局面》,出自邹承鲁著《邹承鲁杂文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138页)这些有益的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邹承鲁的女儿邹宗平在接受访谈中谈到父亲的直率,说父亲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总想着“为后人铺路”。邹承鲁在自己追求科学真理、攀登科学顶峰的同时,心系决定国家发展的学风建设和人才发展大计,为国家的繁荣进步作出了贡献。

李四光、李林、邹承鲁这一家两代人、三位院士委员的佳话,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后学细细品味。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科技工作者要继承他们的科学报国精神内核,响应国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号召,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努力。

本文选自《纵横》2024年第4期

来源:纵横杂志

文/图:李英杰(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杨艳梅(中共海淀区委党校科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