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交子新论——纪念官交子诞生一千年

本文作者邱永志教授（左）、冯全镇硕士生

摘要

北宋四川交子的出现是金融史上的里程碑，学界对其研究积累甚厚，但仍有再探索的空间。交子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私交子和官交子两大阶段。在私交子演化的过程中，交子逐步从商业票据蜕变成正式货币，不仅建立起适应市场需求的弹性发行机制，其资产、负债直接作用于商业经济，这有助于商业资本的积累，符合金融史的普遍逻辑。然而，私交子被整顿为官交子后，私交子户系统不仅被完全替代，且作用于商业经济的正向逻辑逐渐被塑造为主体服务于政府财政融资，堪称是金融史上的“另途”，这深刻影响了其后纸币演化的方向。交子被引介至西北地区，实质是在收兑发行机制下投放渠道的拓宽，并逐渐形成了财政发行的新机制。相较于传统其他纸币，这是一种独特的外部因缘拓展方式。官交子中的“天圣旧制”虽不乏众多优点，然难以有效应对发行机制拓宽、纸币增发带来的担保资产不足，以及货币市场动态变化引致的铁钱数量下降等难题。而且，管理模式的机械刚性，不仅使得交子发行难以有效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弹性调整，且在主体为财政融资的纸币发行背景下，该模式的崩溃和调整有了内在驱动力。南宋时期赵开新法下的钱引新模式因相当程度解决资产手段不足，灵活调度各种资源，适用了纸币巨量发行而又一定程度维持纸币的价值，从而开辟了宋代纸币发展的新方向。这一系列制度演化的逻辑，无不折射出宋代交子作为传统纸币先导的特性。

关键词

交子；铁钱；钱引；钞引；天圣旧制

一、引言

公元1023年—1024年，北宋朝廷于四川设置交子务并发行官交子，不仅开启了中国王朝史上历时数个世纪官方纸币的先河，而且也被认为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早的国家信用纸币，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围绕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投入了足够的关注。截止目前，举凡交子的绝大多数问题如诞生背景、衍生条件、关键因素、阶段性演化、制度管理、流通状况、与铁钱的关系、与茶商的关系等都有详实而深入的探究成果，大多得到一一廓清，不少问题取得重要的共识。当然，学界围绕交子诞生的关键因素、衍生逻辑与性质等问题还存有一定的争议，但学人对于北宋四川交子作为金融史上最早的纸币的重要价值，及其对宋代及后世货币金融体系作用的认可是较为一致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

千年回望之际，当我们再度审视交子的发展历程与前贤研究，一方面对已有的深厚研究积淀与学人的持续探索精神，肃然起敬；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对于交子的挖掘工作并没有穷尽。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交子作为金融史上不断发生的新旧货币形态、货币制度转换过渡的一个案例，内在呈现着人类商业金融发展的普遍逻辑与宋代特殊的演化逻辑，值得我们可以从更宽广的全球史视野对其反复打量；第二，交子本身的变化与诸多内容，蕴含着深刻的金融学理和逻辑机制，具有再认识之必要，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学科理论方法对其进行再研究。

鉴于此，笔者拟对交子官私性质的转变、发行机制的确立、管理模式的局限与调整这三个问题进行再分析，以期透视出交子所具有的传统纸币先导特征，并试图提出一些新认识。是否得当，祈请方家指正。

本文第一作者著《“白银时代”的落地 : 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二、转入“另途”：交子官私性质的转变及其影响

在交子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私交子与官交子两大阶段。私交子阶段短暂而富有变化，先后经历商户自由发行私交子阶段和十六户联合作保发行阶段。两大阶段的演进使得私交子的发行流通机制不断完善，也使得私交子初具银行存款货币的功能。交子的准备金资产和纸币负债与商业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不过，至官交子阶段，私人交子户系统被完全废除、替代，交子的性质、运行机制发生重大转折，这对传统纸币发展的路径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一）私交子的衍生、演化与运行机制

10世纪末前后，四川地区因诸种条件诞生了信用票据——交子，并逐渐发展为正式货币，进入所谓的私交子发展阶段。限于史料，目前我们还无法清晰描绘交子衍生的详细过程，以致学界对其诞生的逻辑和性质存有一定争议。加藤繁认为北宋四川的交子铺类同唐代的柜坊，其签发的交子实际是一种存款票证和支付期票，该逻辑可被归结为“存款票证与柜坊”的逻辑。戴裔煊则认为，初期交子乃是一种商业汇票，类似于唐代飞钱票据，该逻辑可被归结为“商业票据与飞钱”的逻辑。这两种不同的逻辑认识，虽都有一定的史料依据，然透视出两者认知的不同。加藤繁强调交子已经具备银行存款兑换券、支付期票以及存款货币的某些特征，这是货币金融发展较为高阶的一种产物；而戴裔煊则强调，初期交子乃是一种具有人格化、定向支付特点的商业票据，尤其多发挥汇兑的功能。针对这两种具有差异化的认识，笔者以为，加、戴二人的认识应统一起来。按照金融史的演化逻辑可知，加、戴其实是各自强调了交子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属性。戴裔煊强调了交子发展的早期逻辑，即商业票据逻辑，加藤繁强调了交子发展的后期逻辑，即银行兑换券与存款货币的逻辑。

加藤繁著《中国经济史考证》

从目前史料看，关于交子早期作为商人间商业票据的证据并不十分充分。费著《楮币谱》云：“蜀民以钱重，难于转输，始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之数，以便贸易，谓之交子。凡遇出纳季，一贯取三十钱为息。”据这条史料，我们可知交子的形成乃是由于钱重难以转输所致。史料揭示的难以转输的场合多半是中大额交易领域，且大额交易（尤其是茶叶贸易）中票据需求最为强烈，运输铁钱几近得不偿失。但该史料并未向我们详细揭示交子乃是由怎样的商业票据发展而来。《续资治通鉴长编》又云：“自李顺作乱，遂罢铸（钱监），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可知，在宋前期铁钱铸量出现困境的背景下，民间基层社会也有孕育交子的强烈倾向，此类交子又是怎样的性质？

就现有记载而言，我们实难以洞悉交子衍生的逻辑机制与性质。不过，如果我们对近来学界关于清中叶山西、东南地区基层社会钱帖、钱票的新研究有详细了解的话，便可一窥初期交子的性质。因相关实证研究繁杂，此仅概述其结论：在银钱并不容易获取的基层社会中，因民间交易活动的频繁以及民众各类生活需求，乡村、镇城各类店铺依托自有资产和熟人关系网络圈，不断签发类似于本票、支票、汇票等商业票据，各种票据具有相应的地域层级特性与辐射范围，大多可转让流通，其中，个人和商户签发的本票型票据占据主体。在山西地区，本票型钱帖甚至演化为正式通货和记账货币。故笔者推测认为，交子衍生的逻辑也经历了从商业票据转化为正式货币的类似过程。

最初的私交子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交子户发行交子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组织形式，票面也不规范，状况类似于近代早期金匠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初期票证发行、晚清民国钱票自由发行时期；其二，私交子依赖交子户自身资产和信誉担保，然受限于防伪技术条件与资产、信用等因素，伪造泛滥、挤兑纠纷不断，“奸弊百出，狱讼滋多”。其后，一批有着雄厚财力的交子户顺势崛起，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与信任，开始排挤原来实力较弱的交子户。另一方面，交子标准化的需求和国家对于市场无序行为的整顿也呼吁管理机制的创新。于是景德初年，张咏开始着手整顿私交子，授权16户富商主持发行。这一行为既昭示着交子的发行开始受到来自当局的渗透、干预与监管，同时也意味着交子发行流通机制会有所革新。《宋朝事实》记载：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万”应为衍字）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

李攸著《宋朝事实》

从中可知，私交子发展至16户联合作保发行阶段，其作为银行存款货币的特性开始显露。在该阶段中，交子的发行已被政府正式授予给资产雄厚的16户富商手中。其发行管理制度有如下重要的几个特点：其一，交子户以自身雄厚财力为支撑，发行交子也得到当局正式的承认，这大大提高了交子的信誉度；其二，交子的发行权得到一定程度的集中，交子的形式也被统一起来，其防伪技术有所提升；其三，交子户经营存款业务，吸纳民间存款，承担收兑结算的功能，并通过收兑现钱收取费用的方式，刺激交子的流通；其四，面对货币市场的季节性需求变化建立起弹性供应机制，一定程度适应了农业时代灵活的货币资金需求；其五，将积累的准备金（理应会运用纸币）直接用于商业投资，投放的领域包括投金融业、商业、不动产和贵重财富交易等。

对于最后一点，学人多因交子户陷入“赀衰不能相偿，争讼数起”，“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的困境，而有所非议。

何平认为，从事商业和不动产的行为是宋代交子户与近代西方民间银行业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可能会导致交子户在货币发行与经营行为上的非专门化，而且与一般商业的混合经营可能会抑制金融创新，影响信用货币可持续机制的建设。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事实上，这种通过信用机制将民间闲置资金直接用于商业投资，不独北宋四川，诸如同时期的伊斯兰银行家、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也是如此。在伊斯兰地区，获取商业利润的动力一直都不足以让银行业成为一项全职工作，相反，多数经营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商人一般都会将银行业务捆绑到系列其他赚钱的活动之中。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当时最先进的美第奇家族银行也是商业和金融业混业运行。也就是说，在商业发展深度有限的前提下，民间很难发展出非常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兼营其他产业是常见现象。宋代商品经济尽管有所发展，但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市场中大量货币依旧停留在流通领域，还未完全转化为资本。这种情况下，对于民间交子户而言，市场中商业或产业资本的金融借贷需求不足，融资市场相对狭小，无法进一步发展出专业的金融业务，如为产业提供融资借贷服务等，也就不奇怪。因此，我们不能苛责彼时交子户没有发展出类似业务。

雷蒙·德鲁弗著《美第奇银行的兴衰：管理教皇财富的银行家》

前近代时期金融机构挪用准备金进行投资的行为也很普遍，英格兰银行亦是如此。1694年，英王批准了苏格兰商人帕特森与其他附议的几位商人的建议，政府以船舶吨位税为担保，向英格兰银行借债120万英镑，年利率8%，外加管理费用4 000英镑，史称“吨位法”。随后，英格兰银行又仿效伦敦金银匠的做法发行银行劵，但是议会此时担心对英格兰银行经营权不加限制的话，它很可能会利用先期募集的资金购买公有土地，再以公有土地收入为抵押进一步募集资金，在放贷给皇室的同时，继续这一循环这样的操作。因此，英国政府禁止英格兰银行购买公有土地。法案限制英格兰银行投资商业，再以商业利润扩大放贷，说明英格兰银行存在这一行为的可能，而在更早时期，金匠银行家多从事此类投资行为才会引起议会的警觉。这说明通过吸纳民间闲散资金用于商业投资是早期金融业可能都会经历的阶段，因此交子户将储户准备金和交子用于购买田宅、土地、投资商业等，似乎也无可厚非。

英格兰银行创办者威廉·帕特森（Sir William Paterson）像

交子户挪用准备金致使经营业务与债务链条加长，从而遭遇挤兑破产、引发纠纷的事例，在金融史上也较为常见。伴随这个过程，金融风潮不断发生，可以说这是交子户接受市场惩罚、改善发行机制的必要过程。

而且，联合发行阶段的交子户和早期英格兰银行还有四点相似处：其一，纸币的发行权俱被授予私人集团或公司，形成纸币发行权与票面形式的统一；其二，两者都是因自身财力雄厚，得到国家政策的正式认可，并需承担政府一定的财政义务；其三，两者的性质仍是民间经济组织部门，而非国有部门；其四，两者都存在动用准备金和纸币负债进行商业投资的情形。这些特点说明，私交子从自由发行到联合发行阶段的演进，是符合人类社会商业金融发展的普遍逻辑，堪称金融史中的“正途”。但是，这一进程并未再向前一步。因诸种原因，交子的发展受到宋代国家力量的强力整顿，转向全面官方化。

贺力平著《世界金融史：从起源到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

（二）转向“另途”：私交子户系统被全面替代与交子的官方化

如前所述，16户联营私交子后，因交子户不断挪用准备金，并扩张投资项目，终因债务链条过长、风险蔓延等问题遭遇挤兑，遭致争讼纠纷。于是围绕四川交子，宋廷内部存在两种不同声音：一是要求官方接手交子发行，设立官方交子务，禁止民间私造；二是全面取缔交子铺户，禁止交子的行用。前者以薛田、张若谷、王继明为代表，后者以寇瑊为代表，其中薛、张二人认为：“（四川）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随后，宋廷要求当时四川另一主要官员王继明与二人商讨，结论也是“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被朝廷采纳，官方开始着手整顿民间私交子。

宋廷为何要将交子官方化呢？学界多认为是出于规范民间私交子失序、降低行政诉讼成本、获取保管费用等考虑。从私交子到官交子，不难发现国家力量确有着不断渗透的过程，这其中可能也存在政治原因。

日野开三郎认为，四川富有独立的特性，使得宋廷时刻警惕四川政治、经济或宗教势力的坐大，必然采取积极干涉主义，将四川纸币发行权统于国家。高桥弘臣也认为，有着独立危险的四川，随着交子行会势力增长，不久就会引起政府的警惕。两者的推测性看法有一定道理，然还可以做些延展讨论。通过《宋朝事实》的记载和薛、张二人的奏议可知，联合发行阶段的私交子在四川流通广泛、程度较深，说明交子户在当地社会有着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掌握操持货币的发行权，与传统中国的货币正统观相悖。在古代，货币作为国家统制社会的重要手段，被认为是“人君之所操，不与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权轻重而御人事，以平准万货，故为国者必亲操其柄”。同时，四川又是北宋前期叛乱频发之地，中央朝廷有着极高的警惕性，“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谋”。《长编》中有云：“初，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变，上谓宰相庞籍曰：‘朕择重任之臣以镇抚西南，莫如戡者’。”这里说的是，孟氏据蜀和李顺起义都是在甲午年，皇祐三年（1051）时宋廷内部便有人指出明年也是甲午年，要谨防四川生变，说明了宋廷对于四川发生叛乱的忧虑是很深的。因此，宋廷力图通过取缔私交子，实行官交子来削弱四川独立性倾向，借官办纸币统驭四川经济社会，或许是一大原因。

高桥弘臣著《宋金元货币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

就这样，宋廷在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允准三人（薛、张、王）的奏请，在成都设置交子务。自此以后，私交子便被完全取缔，官交子正式开始登场。与此同时，国家在私交子发行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对交子的发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其主要内容有六：其一，建立纳钱请交与见交付钱的机制；其二，每年限定发行额为1 256 340贯与到期兑界回换；其三，交子面额设置以5贯和10贯两种，后改为1贯和500文；其四，设置发行本金36万缗铁钱；其五，禁止伪造和垄断交子印制用纸；其六，配备专员、专工负责交子印制。鉴于这一套发行管理制度大多是在天圣元年前后确立，因此本文将其称为“天圣旧制”。

通过上述国家力量的介入看出，宋朝对于交子发行管理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力图建立一套平稳的制度。这些内容不仅继承、发展与改造民间交子的诸多经验，同时开创了传统纸币制度经验的先河，逐渐成为宋代纸币发行的模板，到了南宋时期“天圣旧制”（四川法）被认为是最为理想的制度。从实际效果来看，交子官方化确有助于纸币流通打破特定行业、区域的界限，进入社会化流通的层面，同时官方背书提振了民间行用交子的信心，在数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交子的价值可以保持相当的稳定。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国家直接下场的行为实际将民间金融创新成果扼杀在摇篮之中，导致民间金融创新严重受挫。国家的介入扭转并改变了交子发展的方向，其发行权彻底归于国家，私人交子户体系被全面取缔，致使宋代货币金融体制走向了一条迥异于近代西欧金融体制的演化路径。

Sir John Clapham著The Bank of England: A History

以英国政府处置英格兰银行为例，可得到很好的反照。从吨位法的设定来看，英国议会就已经预料到英格兰银行存在将募集所得用于商业投资，但只是进行制度规范，而非由国家直接接手操盘。1696年，受“大重铸”产生的钱荒以及另外两家银行即将获得特许成立的影响冲击，英格兰银行遭遇第一次挤提风潮，英国政府也并未关闭英格兰银行，反而是不断支持英格兰银行提升实力应对风险。面对挤兑，英格兰银行一方面暂停其银行票据的兑现，另一方面承诺对收到的银行票据支付6%利率（低于其从政府所得8%）。很快，“挤兑”危机便渡过了。第二年，英政府与英格兰银行达成新的借款协议，授予其新的特权，允许英格兰银行扩大资本金来发行银行票据，不承认其他具有银行性质的企业、协会、团体、公司或章程。英国政府也允许其他民间银行存在，但限制其纸币发行权和组建规模，并逐步将纸币发行权授予英格兰银行。不过，私人银行通过开展银行存贷款业务实际分享着货币（信用）的发行权。这与宋代的金融制度有着明显区别。

孙立新著《英格兰银行简史》

更为重要的是，与民间金融创新受挫相伴随的是，官交子后来走向了与英格兰银行存款货币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表现有二：其一，纸币杠杆不再支持商业经济本身，而是逐步用于解决政府的财政融资问题，导致纸币发行的社会基础很不牢固。此前，16户联保交子户运用金融杠杆，将储户资金直接转化为商业投资。但交子官方化后却直接成为政府财政融资的杠杆，应付财政开支（详见下节）。这种行为造成时人对交子的认识出现偏颇，如吴泳认为“天圣初，益州创造交子务，所以与钱相权，或便商贾之懋迁，或佐公上之不给”，这就说明宋人将交子视为财政融资的重要工具。结果是交子发行量逐渐突破天圣祖额，冲击交子的信用基础，减弱社会信心。其二，政府亲自下场操纵金融系统，而非建立起具有委托—代理、监管特征的私人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导致官交子无法接受来自市场的即时惩罚，长期结果是让全民买单，加重剥夺民众财富。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受监督程度始终有限，纸币发行权归于国家后成为财政融资工具，通过财政渠道超额发行投放，实质上是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这一点在徽宗时期体现最为明显。彼时，“陕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万缗。由是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这一举措标志官方承认交子贬值75%，而以当时发行交子规模计算，官方投放2 430万缗交子换取民间同等财富，但是在4∶1比值回笼交子，变相无偿抽取1 822万缗左右的社会财富。

交子从原来的民间自主创新金融工具逐渐转变为国家财政融资工具，对整个官营纸币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的东南会子、金钞、元钞发展后期莫不如此。它们都曾沦为政府直接进行财政融资的政策工具，不仅多数走向崩溃的局面，而且还给王朝的覆亡产生极大地助推作用。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被政府直接操纵运作的传统纸币制度，通过财政渠道进行纸币增量的投放，必会成为其发行制度的应有之义。相较于其他纸币，官交子财政发行机制形成的动力并非源自四川本地的财政需求，而是来自西北地区。

吴泳撰《鹤林集·乾淳讲论会子五事》

三、引介西北：交子投放渠道的拓宽与财政发行机制的确立

在传统时期，纸币的发行存在收兑发行与财政发行两种途径。所谓收兑发行指的是民众根据各种需求通过交纳手中现钱或资产获得纸币，从而用于流通的行为，这种渠道一定程度反映了民间真实的交易需求。要做好收兑发行机制，政府往往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金融技术构架，如需设置专门的纸币收兑机构（如宋代的榷货务系统、元代的钞库系统），同时储备一定的本金用于兑换，抑或通过商人铺行组织依照政府强力规定的票面价格来实施，又或者强令特许商人认领购买等。收兑发行可被视为一种被动发行模式，即发行量主要由民间对纸币的需求决定。财政发行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支用（如购买粮食、赈灾、搭放军饷、俸禄等）进行集中投放的行为，这类投放数额往往较大，且投放渠道、地域多元。财政发行可被视为一种主动发行模式，优点是有利于快速拓宽纸币的投放渠道，但也容易引起纸币的贬值。在官交子运行前期，收兑发行得到较好的坚持。到了官交子的中后期，财政发行渠道也逐渐形成，而这一机制的出现与交子引入西北地区密切相关。

（一）从收兑发行到财政发行：官交子引入西北的起始

在私交子和官交子早期，交子的发行机制是以收兑发行为主，即纳钱请交。《宋朝事实》中记载道：“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交子官方化后，继续沿袭这一发行方式，即“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贯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第一界交子125余万额度的确立，也是因收兑发行机制而成。费著《楮币谱》云：“自（天圣）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学者指出，在私交子时期以及官交子初期，交子的性质是可兑换纸币，它的发行量决定于发行的金属货币准备量，它的流通量也往往决定于流通的实际需要量。

《楮币谱》中的钱引（交子）图式

不过，这一发行机制相对被动。在政府完全操纵交子发行的背景下，只坚持收兑发行，势必会弱化宋廷通过纸币发行进行财政融资的能力，尤其是受到西北财政负担加重的冲击下，宋廷定会寻找各种机会，将纸币杠杆引入财政领域，直接用于财政支出，借此缓和西北财政困境。这在无形中丰富了纸币的发行机制，拓宽其投放渠道。

北宋前期，西北局势骤变，尤其元昊继位后，党项政权积极发展，试图摆脱宋朝独立建政，因此宋廷不得已在西北集结大量军队。为此，宋廷不得不频繁从中央拨调解决沿边财政问题，如宋真宗时期每年需要出内库“缗钱三十万助陕西军费”。除京师直接调拨外，从四川截留财物运至陕西也是供输军费的重要方式，天禧四年（1020）三司奏言：“勘会益、梓、利、夔路州军每年买纳䌷绢丝绵，除应副陕西、河东、京西州军及本路州军衣赐支遣外，余有剩数，即上京送纳。”但是，这种财赋直接转运的方式毕竟成本太高，史称“陕西运粮，民间倍费百余万缗，闻之骇异”。于是，宋廷不断借助商人力量来供应沿边地区物资，建立起以国家专卖为基础，利用各种信用票据工具，实现全国财政性物流的联动。商人除入中除粮食外，也有缴纳现钱换盐，如庆历二年（1042），宋廷允许“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

宫泽知之著《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経済：財政・市場・貨幣》

但在入中制下，虚估问题频繁出现。咸平六年（1003），梁鼎奏言：“陕西缘边所折中粮草，率皆高抬价例，倍给公钱。”这些虚估的交引，赴京师兑现、批转不啻为沉重的包袱，尤其换取现钱的交引，无疑会加重京师铜钱的外流。于是，宋廷采取多种举措应对，其中之一便是将四川交子引入陕西地区，用于兑付钞引。

天圣四年，宋廷正式将交子用于入中，《宋会要辑稿》载：

陕府西转运司勘会：“辖下秦州所入纳粮草，取客稳便指射，赴永兴、凤翔、河中府及西川嘉、邛等州请领钱数。准益州转运司牒：近就益州置官交子务，书放交子行用，往诸处交易，其（甚）为利济。当司相度辖下延、渭、环、庆州、镇戎军等五州军最处极边，长阙粮草。入中客旅上京请钱，难为回货，兼榷货务支却官钱不少。欲乞许客旅于前项五州军依秦州例入纳粮草，于四川益州支给见钱或交子，取客稳便请领。”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宋廷将交子引入西北用于异地兑付钞引，是迫于西北粮草供应短缺，商人甚少有回货的现实，并以此缓解京师现钱短缺。通过引入交子，最终构建起商人在陕西入中粮草→在本地政府获取交引→凭引至四川兑付交子或铁钱的交换循环。益州转运司对此表态说：“相度若依陕西转运司前项擘画事理，于益州支给见钱或交子，别无妨碍。若益州阙钱，当司亦自于辖下有钱处州军支般，或支交子，经久委得稳当。”这显示出川陕财政借助交引等实现联通，缓解商人入中京师和西北地区造成的钱帛收兑的压力。随后，朝廷批复陕西转运司的意见是“若或愿于川界请领铁钱， 即依未改法已前入中粮草支还体例，钱数依秦州入中例出给交抄，于四川益州或嘉、邛等州请领铁钱及交子使用”，并上奏皇帝，得到允准。

从中可以看出，彼时宋廷将四川交子主要用于“招诱客旅，出给四川益州路交引，或令于嘉、邛等州取便请铁钱”，以期能够达到“虽虚实钱上量有利息，且不耗京师见钱，及不烦本路支拨钱帛”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交子和铁钱一样都是收兑交引的货币，这与商人凭引前往京师收兑铜钱如出一辙，但能够避免商人集中兑换京师榷货务的铜钱，缓减中央铜钱库存的压力。这次交子投放已与此前的发行和投放机制迥异，不再是商人主动入纳铁钱换取交子，而是政府直接通过财政渠道向入中商人支付购买军粮的方式投放市场，本质上就是用四川交子购买异地兑付西北入中军粮。商人在支取交子后，不能够在四川以外行用，只能赴川地行用、兑现。因此，这种方式是变相地扩大四川地区交子的发行渠道与发行量，因为这部分交子数量增加并不取决于市场的真实需求，而是来源于国家财政所需。就这样在西北财政压力的推动下，官交子开始突破收兑发行机制的限制，开始建立起自身的财政发行机制，投放渠道也拓宽至西北军粮购买领域。这一趋势随着西北局势的变化而日益加深，甚至突破地域限制，直接跨区支付，建立起日益“常态化”的财政发行机制。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二）跨越地域：交子财政发行的“常态化”

庆历七年，宋廷“诏取益州交子三十万于秦州，募人入中粮草。时议者谓蜀商多至秦，方秦州乏军储，可使入中以交子给之”。这与天圣四年宋廷挪用四川交子的差别明显：国家直接支取交子偿付商人入中粮草价钱，不再借助交引等信用票据来中转结算。当然，从动机而言，交子行用也是出于满足西北军需的目的，与天圣四年四川交子在陕西财政中的作用类似。也即，庆历七年的诏令是将交子直接引入陕西财政开支中，显示出交子的发行、投放已突破地域限制，直接支付至陕西地区。

那么，此时四川交子的性质是否还保持着货币属性？答案是否定的。这一点可从文彦博的奏疏中得到体现：

益州交子务所用交子，岁获公利甚厚，复又民间要藉使用。盖比之铁钱，便于赍持转易。近因秦州入中粮草，两次支却六十万贯文交子，元有未封桩见钱，准备向去给还客人。深虑将来一二年间，界分欲满，客人将交子赴官，却无钱给还，有误请领，便至坏却交子之法。公私受弊，深为不便。伏乞朝廷指挥本路转运司，于辖下诸州军内每月须管共收聚诸般课利钱三五万贯，拨充益州交子务。准备给还客人交子钱，免致向去坏却旧法，官私困弊。

文彦博像

在这里，文彦博对于秦州直接支用交子持谨慎态度，原因在于朝廷并未准备充足现钱用以偿付客商，也就是说这次交子支用是超出原有本金之外的发行。因此他表露出客商将交子赴官却无钱给还的担忧，影响交子请领，动摇交子的根本。他建议，由朝廷拨调现钱3万贯至5万贯给益州交子务，准备给偿付交子。由此观之，庆历七年朝廷将四川交子行用至陕西，是将其作为异地支付期票。在当时，国家将西北地区划定为铜铁钱兼行区，并未尝试在西北独立发行交子。对于此次先后60万贯的交子支付，李埏认为可能另有合同字号，它不是在四川界额以内，其性质和盐钞类似，即在秦州入中得到后，带到四川兑现，并不在秦州行使。这一分析或许是正确的，但还可做若干讨论。本质上来说，彼时异地支用的四川交子和盐钞都属信用票据，但是循环机制有所差异：四川交子运作机制是商人入中粮草→偿付交子→凭交入川领钱（或直接购买回货、从事贸易）；而盐钞则是商人入纳现钱→购买盐钞→凭钞入解领盐。

进而言之，于西北财政而言，天圣四年四川交子的运用与庆历七年有着明显区别。加藤繁指出：“在天圣年间，陕西不使用交子，不过在益州和其他地方用交子和铁钱支付陕西的粮草价格，而到了庆历年间，是把益州的交子送到秦州去使用，在交子的使用上可以说进了一步。”细究起来，交子使用在地域和渠道上都较天圣年间有所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交子性质的转变。在天圣四年交子与铁钱类似是偿付盐茶钞引的货币，而在庆历七年，交子则取代钞引直接成为入中商人直接领取铁钱的凭证。

《文彦博集校注》

皇祐三年，田况认为陕西地区行用四川交子却无本钱，会破坏原来交子发行的基础，难以运转，因此建议停罢，得到朝廷允准，四川交子行用范围回缩至本地。至熙宁四年（1071），西北财政问题再度显现，北宋一面试图在陕西独立发行交子，另一面重新将四川交子的行用范围拓展至西北地区。《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云：“诏秦凤路经略司，借封桩钱三万付（王）韶，募人耕种，及以本司见管西川交子转易货物，赴沿边置场，与西蕃市马。”说明此时四川交子再度跨越地域限制，拓展至西北地区，但对于其运作机理尚未可知。不过，在熙宁七年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蒲宗闵的奏疏中有所揭示。针对当时交子行用至西北的问题，他指出：

伏见成都府转运司每年应副熙河路交子十万贯，客人于熙河入纳钱四百五十或五百，支得交子一纸，却将回川中交子务，请铁钱一贯文足见钱。今来川中创置茶场，乞回本钱买银及交子、盐钞等，却充茶本。臣欲乞候茶场将来般运茶到熙河永宁寨等处日，将合买回货本钱便于成都府交子务兑支，上件交子十万贯却勘会本处合买交子时价，留充熙河路支用，关报川中茶场，其茶场只理会铁钱为课利数目。所贵两路更不差人往来管押、般运交子等，兼熙河交子迟缓无人收买间，不积压在彼，虚占钱数。

陈均著《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对于这段奏疏，汪圣铎总结为两点：一是此时已有每年支给熙河路 10 万贯川交子的规定；二是由于蒲宗闵的请求，这 10 万贯川交子全由川茶司来支配。这两点显示出川交子用途的常态化拓展至政府购买领域。但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此疏可以看到四川交子在西北财政的运作方式。客商在熙河入纳现钱450文或500文，换取四川交子一贯，能够到成都交子务领取铁钱1 000文，可获得550文或500文的利润。这与当时朝廷鼓励商人入中纳钱，于京师加饶给钱有着类似之处。天圣五年，三司奏言：“将此见钱交引直于在京榷货务，依入纳见钱算买加饶则例。”这种在沿边入纳现钱，凭引在京师领钱的方式，是宋代便钱的另一形式，而且为鼓励商人入纳便钱，多有加饶之例。故此时四川交子发挥的作用是官方借助已有商人网络基础汇兑川地货币的财政工具和信用工具。

不过，此时交子投放渠道虽有所拓宽，但似乎并未大规模突破天圣祖额，四川交子的价值还能保持相对坚挺。熙宁十年，吕陶对彭州交子市价有过记载：“在州现今实直，第二十七界交子卖九百六十，茶场司指挥作一贯文支用；第二十六界交子卖九百六十，茶场司指挥作九百八十文。”然而，到了哲宗绍圣以后，交子不断突破天圣祖额，至徽宗时期，官交子的投放渠道更加多元，投放数量也迅速攀升。

宋徽宗像

（三）北宋末期交子的多元投放与财政超发

哲宗亲政以后，因循其父的开边政策，西北财政压力反弹加重，四川交子的发行量不断突破天圣祖额，并且逐年递增。《宋史》云：“绍圣以后，（交子）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可知，官交子投放渠道从原来的兑付入中钞引、军粮购买，拓宽至放发军饷，发行规模也与日俱增，不断突破天圣祖额的限制。及至徽宗时期，交子财政超发的规模可谓巨量。

崇宁元年（1102），蔡京奏称：“茶马司将川交子通入陕西，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万贯，令陕西与见钱、盐钞兼行。仍拨成都常平司钱一百万贯充本。”可见，徽宗朝继续沿袭此前将四川交子用于西北财政支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四川交子在陕西地区已取得人们信任，与盐钞、现钱并行流通。及至崇宁四年，交子持续增印超发。《楮币谱》云“崇宁间，用兵陕西，开拓境土，通行引法，以助兵费。元年增二百万。二年增一千二百四十三五千。四年增五百七万五千”，“由是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可知，在四年内交子财政超发数量已超天圣祖额十余倍，最终贬值达75%。

蔡京书法

大观元年（1107），针对交子贬值，宋廷诏令将交子改为钱引，宣布废除旧交子，将纸币贬值成本直接转嫁给民间。此次纸币改革依旧是在“天圣旧制”的框架内来组织实施，虽命名钱引，但与南宋绍兴时期的钱引及钱引改革有着本质区别。改名后，四川钱引也未停止财政超发，而是继续沿着此前交子的演变路径继续实施财政投放，如以钱引发放官俸。大观二年，张持针对当时钱引贬值的弊端指出“官吏奉旧并用引，请稍给钱便用”。这里反映出至少在大观二年以前，国家就有通过官俸形式投放新钱引。

结果，钱引突破天圣祖额的现象很快发生，再度引起贬值。时人追述说：“方承平时，钱引止于一百五十万缗，为数盖甚寡也。尝观西事之兴，泛印之数，视承平已二十倍。其后屯戍未休，馈食不继，复增至六千余万缗。大观末愈出愈多，一楮仅百金直，则兵端兴而用度广，用度广而楮币轻。”在这里，王迈将徽宗时期钱引超发归因于财政开支，并且指出数额已远超天圣祖额二十余倍，导致钱引数量在大观时期愈出愈多，仅为原来价格的1/10。对此，《宋史》也云：“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

李埏著《不自小斋文存》

在这期间，四川不仅饱受本地钱引超发的冲击，还受到跨区行用至西北钱引（甚至旧交子）回流的影响。大观二年，“陕西、河东皆以旧钱引入成都换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陕有道途之艰，豪家因得以损直敛取”。这些豪敛之家从市场中低价贴现钱引，再前往四川按原价领取现钱。对于这些豪敛之家而言，从市场中贴现钱引数量越多，可获取的利润就越多，也就导致大批钱引的回流，无形中将西北纳入四川纸币体系之内，这样四川交子就不能不受陕西、河东之累。

大观二年，知威州张持鉴于四川地区钱引贬值至原价10%，认为“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见钱一二分，任取便行”。此论受到宋廷重视，提拔张持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专司四川钱引问题。张持的建议希望在四川内部建立起有力的纸币循环机制，将钱引替代现钱用于财政支付和税收缴纳，并且通过赋税回笼形式增强民间对纸币的信心。但是，张持似乎并未能稳定引价，反而钱引是愈加贬值，难以行用。故而张持要求钱引加盖官府其他印章来维持信用，没有官印则视为无用。此举遭到弹劾，最终被贬斥。这显示出在天圣旧制的框架内，即使依赖赋税回笼的方式来支撑纸币超发也只能归于失败。

进一步言之，哲宗、徽宗两朝交子与钱引的财政超发日益明显，尤其受西北财政压力的推动，渐渐突破天圣祖额的10倍乃至20倍，由此也加速侵蚀了四川纸币的价值基础，导致其贬值严重。马端临总结道：“自朝廷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兵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也就是说，在徽宗朝，宋廷实际陷入了纸币价值难以维持和财政压力日渐严重的双重陷阱。从表面上来看，纸币的贬值源于宋廷借助纸币发行来纾缓西北财政窘况，从而在数额上突破祖额，这固然是不错的。然而，如与南宋相比较，事情便没有这么简单。从后期南宋钱引的增印数量来看，南宋钱引的数量也远超天圣祖额10倍乃至20倍，却得以维持较好的信用价值，表明钱引的发行数量固然是影响钱引价值的重要因素，但并非是根本的因素，其根源在于“天圣旧制”这种管理模式与制度构架存在某种内在缺陷，亟待新的转型。

马端临著《文献通考》

四、模式转换：从天圣交子模式转向新钱引模式

“天圣旧制”作为四川官交子时期基本的发行管理制度，并未因西北的财政发行而发生根本改变。该模式所坚持的以收兑发行制为主体、相当的准备金率以及固定的发行界额虽对维持纸币的价值具有相当的效果，但其缺陷也是鲜明的。它无法有效应对川地交子实际数额扩大带来的对铁钱的替代、排挤问题，致使铁钱作为准备金与货币体系基础的功能遭受侵蚀，也无法有效回应本地市场扩大带来地对于货币需求增加的难题，在异地财政发行日渐重要、投放渠道日益多元、纸币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更无法解决准备金不足尤其是资产手段不足的根本难题，因此钱引模式的转换便有了内在驱动力。

曹学佺撰《蜀中广记》

（一）当局应对川地内部动态货币市场变化的不足

在北宋中后期的四川，铁钱和纸币是最主要的两种通货。对于这两种货币的动态关系，宋人大多关注钱楮分层流通与相权问题，因此多数讨论涉及“四川见今行使钱引，全藉见钱为之秤提，民间方通贸易”。对于交子在动态市场中对于铁钱的排挤、替代，及其引发的铁钱作为准备金与货币体系基础的功能遭受侵蚀问题关注不足。

交子因面额设置并不适合小额零细贸易，适合在大额交易中充当流通手段。官交子时期，宋廷将交子面额设定为“每道初为钱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以十分为率：其八分，每道为钱十贯；其二分，每道五贯……熙宁元年，始以六分书造一贯，四分书造五百，重轻相权，易于流转”。这样面额设置的结果是大额支付领域用交子更为便利。崇宁五年，宋徽宗指出：“闻川峡路和买绢布数目比元丰倍多，及以交子、度牒折充买价，致细民难以分擘货卖，皆被豪右操权，坐邀厚利，民间颇以为扰。”宋廷在四川的政府购买中特意强调改交子、度牒为现钱。可见大额交易、大额财政支付多用交子，如此一来，交子便会替代原来大额交易中履行流通手段职能的铁钱。诚如马克思认为，“这些形式（信用货币）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之内”，此时的四川铁钱正遭受着类似的命运。而不断替代的发生会影响社会对于铁钱的总需求量。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交子创行前，四川地区多只通行铁钱。淳化二年（991），赵安易在奏折中指出“（自己）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这里既反映出铁钱的不便，更为关键的是，还说明铁钱也还是充当大额交易的结算手段。及至真宗朝，宋廷鉴于“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卭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私交子和大铁钱相继而出，分别代表了民间与官方解决大额货币的思路：一方面民间试图自发创造交子来解决四川内部大额贸易与铁钱的矛盾；另一方面国家也力图通过铸行与铜钱等值的大铁钱填补四川币值结构的缺陷。从淳化年间开始宋廷试图铸行各种大铁钱，似乎都有解决大额通货匮乏的问题。

但是，大铁钱仅仅是相当于十倍小铁钱，对于大额贸易而言，仍是不便，因此民间仍会自发选择运用私交子。史载：“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很显然，交子在四川已经取代铁钱在大额交易中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民间也更愿意接受交子充当大额交易媒介。由此一来，原来仅由国家铸币满足市场交换的货币需求，便被一分为二，即交子需求和铁钱需求，大额领域的铁钱结算大面积遭到私交子的排挤，导致其需求不断下降，币值出现波动（先下降后上升），铁重钱轻的情况随即而出。

张咏像

大中祥符七年（1014），“西川用景德新铸钱将十年，以铁重，民多镕为器，每一千得铁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对于这一现象，高聪明认为民间销铸为器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景德大铁钱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差很大，故被销毁的只能是小铁钱。这一论述似乎只考虑了大小铁钱间的动态关系，对于铁钱与交子动态关系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具体来说，在景德时期，景德大铁钱和私交子两者并用，且在制度设计方面有着一定的功能重合，但私交子相较大铁钱具有优越性，故仍存在相当的市场需求，从而排挤大铁钱。铁重钱轻现象的出现，实质反映出此时四川铁钱币值的下降。而铁作为一种铸币原料，民间根据币值波动而自发进行选择其货币形态还是商品形态，当民间对于铁钱货币需求降低时，铁钱币值下降，民间更愿意将铁钱熔铸成商品出售而牟取更大的利益。虽然，四川当局通过改铸祥符大铁钱试图解决此类问题，但连年鼓铸，还是会造成“国家取之无穷，使蜀中物价何由平贱”。官方因铁钱购买力下降，不得已只能减铸铁钱。史称：“自西鄙用兵，两蜀多所调发。（张）方平还自益州，奏免横赋四十万贯匹，及减兴、嘉、邛州铸钱十余万，蜀人便之。”官方停铸政策的出台，说明此时四川民间对于铁钱的需求，可能还不如交子未创立的太宗、真宗时期。这与交子出现将铁钱排挤出大额交易，民间降低对于铁钱的总需求密切相关。

与铁钱减铸相反的是，官交子数量不断因财政发行机制有所扩大，使其进一步占据市场流通、排挤铁钱，这终会引发铁钱作为准备金以及交易媒介不足的问题。为此，成都转运司在熙宁六年奏称“嘉、邛州罢铸钱累年，民间见钱阙乏。乞下三司详度，减半铸，与交子相权”。说明常年停罢铸钱，导致现钱作为交易媒介和准备金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北宋后期交子大量发行，不仅进一步排挤铁钱的空间，而且大量无法担保的纸币充斥市场必然引起严重的通胀问题。

仁宗时期，四川交子的财政发行机制偶有出现，至熙宁年间，交子的异地财政发行逐步常态化，然数额相对可控。此时，四川交子不仅用于异地财政支付，还频繁见于本地财政中的支用，如前引熙宁四年，“赐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在这里，交子直接作为川地和籴本钱出现，投放至本地市场，而非通过纳钱请交的渠道投放。随着宋廷后期财政压力的加重，交子的财政发行数量不断攀升，最终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

图1 1023年—1107年四川交子发行额（贯）

贾大泉著《宋代四川纸币》

据图1可知，元祐八年（1093）开始，四川交子便超出原额1 256 340贯，逐渐攀升，但交子实际流通量的增加始于熙宁年间。《宋史》记载：“（熙宁）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也就是说交子自熙宁五年以后，便开始两界并行流通，常规发行数量堪称多了一倍。此期间内，无论是跨区支借还是本地发行，超额发行的四川交子最终归宿都是回流至四川本地市场，扩大了本地交子流通的规模。熙丰以来，伴随着交子发行数额和流通数额的增加，铁钱准备金却未保持同步的增加，这就导致铁钱担保交子信用的能力愈来愈弱。《文献通考》记载：“自朝廷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兵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可以说，交子以天圣祖额的10倍至20倍出笼，准备金率持续降低，加剧了交子担保品严重不足的困境，从而陷入严重的贬值危机。

汪圣铎著《两宋货币史》

（二）官交子的整顿：短暂复归“天圣旧制”

大观三年，面对四川纸币贬值危机，宋廷被迫急速收缩钱引的发行量，复归天圣旧制，宣布“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毋收易，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四年，假四川提举诸司封桩钱五十万缗为成都务本，侵移者准常平法”。对于这次官钱引的整顿，史书的评价是“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宣和中，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至今引价复平”。通过此次整顿，钱引的发行量回归天圣祖额并蓄有相当的准备金数额，纸币价值重新恢复稳定。纸币整顿的效果虽然值得称道，但预期川地会出现通货紧缩的问题。回归天圣旧制，说明宋廷对天圣制度的依赖与坚守，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天圣模式来驾驭纸币，更显示出在天圣制度的框架内，通过财政发行拓宽投放渠道，实现纸币巨额融资功能的尝试必然会走向失败。换言之，只要宋廷未能突破天圣旧制的束缚，又想通过增印纸币来实现财政融资，势必陷入纸币贬值的麻烦。

这次回归，实际也将天圣旧制的制度刚性与管理模式缺陷展现出来。具体来说，在四川本地，缺乏弹性发行设计的交子无法应对四川内部市场扩大对纸币需求的扩张，而异地不断增加的财政发行数额又加剧了纸币准备金不足的问题，严重威胁纸币的价值基础。

天圣模式之所以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原因在于天圣旧制中“纳钱请交”和“见交付钱”机制共同约束着国家向市场投放交子的数量，前者决定着市场上交子需求量和流通量，后者约束着国家交子的发行量。

张商英像

第一，关于纳钱请交机制。从源头来说，纳钱请交实质与民间交子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前文中已经详细论述出民间交子只是能够履行部分货币职能的票据。商人通过缴纳现钱的方式获得交子户填写的票据或者存单。这一发行方式，也被官交子所继承。据前引史料可知，官方确立的交子收兑发行机制是民户纳钱，国家给交，如吕惠卿云“自家有钱便得会子（指陕西交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很显然，手中有余钱又需要交子来满足中大额交易应以商人为主，尤以茶商为代表，苏辙曾说：“蜀中旧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大批有资本雄厚的茶商崛起，往来资金规模巨大，行用铁钱自是不便，因此有着对交子的强烈需求，利用交子的轻便特点，实现资金与业务在各地的往来。

在这种情况下，茶商的需求便会对交子价格产生直接影响。也正是这批以茶商为代表的商人群体成为交子发行仰赖的重要力量，其机理在于：商人将大量铁钱缴纳至交子务，而交子务则书放一定量的交子，商人再借助交子完成大额资金的转移。表面看，这一模式似乎表明交子的发行量主要取决于商人的资金需求，但实质反映的是商品经济中对大额货币的吞吐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国家发行交子的重要承接方和使用者，通过收兑机制，商人自发调节商品经济中交子的流通量。不过，这一机制却遭到宋廷财政发行的反噬，也就是说即使在天圣祖额之内，四川交子的跨区财政支付也会影响本地货币需求的实现。

苏辙像

在财政发行不断开展的过程中，西北地区动用的乃是原本行用于四川的纸币额度，这必然引发四川本地纸币行用额度不足的问题。这背后反映了天圣确立的纸币额度与实际需求数量扩大间的尖锐矛盾，间接说明了天圣模式的某种机械性。

彼时四川内部纸币需求的强劲，源于该地繁荣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及批量贸易的集中与发达，需要不断增加的大额通货充当支付手段或交易媒介。以茶叶贸易为例，宋代四川内部形成一批大大小小的集散中心，如成都、兴元府、利州、梓州、遂州、果州、渠州、夔州等。在这些集散中心，大批资本雄厚的茶商不断崛起，其往来资金规模大，对交子有着强烈的需求，苏辙的论述便是鲜明体现。四川内部本身便有着对大额通货的不断增加需求，但在天圣祖额时期实际是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至熙宁时期，四川交子展界行用，流通量扩大一倍，纸币价值依旧保持坚挺，说明适量的弹性发行并不影响交子的价值。熙宁十年，吕陶对彭州交子行市有过记载：“在州现今实直，第二十七界交子卖九百六十，茶场司指挥作一贯文支用；第二十六界交子卖九百六十，茶场司指挥作九百八十文。”这一期间，宋廷已经在四川实施榷茶政策，茶商活跃程度远远低于此前的自由贸易期，但交子价格并未出现大幅贬值，而是仅贬值2%—4%。这说明四川内部对于纸币需求的增加不少，体现商品经济繁荣对纸币的溢价效应。

如此一来，便形成商品经济对纸币需求日益增长与纸币发行量固定相对稳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宋廷固守天圣祖额，每界发行125万缗左右的交子，一定程度抑制了四川地区自身经济发展造成的推纸币需求扩张，这反映出天圣旧制的局限性，即难以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弹性发行。一旦交子因财政发行被挪用至其他地区，势必影响四川本地纸币行用，造成大额通货紧缩的困境，因此突破天圣祖额便有了内在驱动力。

李晓著《宋代茶业经济研究》

第二，关于见交付钱机制。对于民间而言，愿意持有交子的原因，除交子本身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外，凭交领钱也是根本保证之一。无论是本地行用还是跨区行用，四川交子的价值保证都是因为可以随时兑付现钱。这同纳钱请交共同构成天圣制度的基础，唐士耻说：“有钱斯付之券，有券必予之钱，出入无毫发之私，授受无斯须之间。”极其精准地总结出交子发行机制的本质特征。其后，宋廷试图在其他地区效仿四川发行纸币时，多有大臣要求准备本钱以便兑现，才能够保持纸币信用稳定。熙宁年间，中书省官员奏称“今若于陕西用交子，止当据官所有见钱之数印造。假如于边上入中万缗，却愿于某州军纳换，即须某州军纳换处有钱万缗，画时应副支给。如此则交子与钱行用无异，即可救缓急”。这反映出当时宋朝官员对纸币发行的认识，他们认为纸币能够顺利流通必须保持随时能够兑付现钱，唯如此交子才能流通顺畅。徽宗时期，周行己对于本钱与兑现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

前日钞法交子之弊，不以钱出之，不以钱收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其法既行，则铁钱必等，而国家常有三一之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

周行己像

他指出，徽宗时期交子的弊病根源于国家不遵循以往天圣年间创立的制度，即纳钱请交与见交付钱。因此他建议再度建立本钱制度，称提交子，维持信用。他还解释了不足额准备金制度能够存在的原因，即需以2分之实，行3分之用。以此言之，周行己的论述是对天圣制度的特征较为精炼的表达。对此，王申总结道有足够的本钱且能够随时兑现是宋人所理解的四川法。

《周行己集》

可以说，此时宋人对于纸币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兑换劵的层次，即国家对发行的纸币有着无限兑现的责任。因此，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认为“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之所以准备现钱，是为了方便商人持交兑现，保证价值坚挺，反过来说现钱多少直接决定纸币发行量。如绍兴年间，南宋官员建议将四川交子法推行至江浙地区，遭到李光的反对，他认为“有钱则交子可行。今已谓桩办若干钱，行若干交子，此议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异时不免欺百姓也”，这说明在时人认识中，交子发行量必须取决于官方现钱储备数额。但是，交子官方化后囿于财政动因，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财政发行的冲击，这势必会超出天圣祖额，由此形成天圣制度的刚性约束与国家财政弹性增印的死局。换言之，要维持一个成功的天圣制度，国家不被允许超出祖额限制，还必须保持相对比例的现钱储备。这两点，实际又远不能实现。天圣祖额的强约束与财政发行的数量增加相矛盾，维持一定的准备金又与交子对铁钱需求的排挤、替代造成的铸钱不畅相矛盾。

总之，复归天圣旧制实际标志着宋廷在既定框架内突破天圣祖额的失败，即在天圣旧制的框架内，四川货币当局既无法有效适应川地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而建立起本地交子的弹性发行，也无法应对异地巨额的财政超发纸币造成的担保品远远不足的难题。尤其是在两宋之际，四川财政开支不得不扩大的背景下，走出天圣制的束缚已成必然之举。

漆侠著《宋代经济史》

（三）走出“天圣旧制”：新钱引模式的推出及创新

两宋之际，四川战略地位急剧变化，从北宋时期供输沿边的财富之地直接转变为战略前哨。局势变动给本地财政造成严重的压力且远超此前，宋廷只能通过增印纸币来解决军费压力，于是钱引再次突破北宋末年复归的天圣祖额大量发行，同时现实也催促着宋廷必须革新钱引管理的办法，着力解决天圣模式的几大弊端。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在天圣制框架内，交子必须遵循纳钱请交与见交付钱的准则，即只要人户持交子，官府必须兑付现钱。然而，南宋时期，四川钱引可谓是一开始便需超额发行，很快便远超官方铸钱的十余倍乃至数十倍。在这种情况下，钱引的巨额发行不断稀释铁钱收兑所能够保证的信用，很快进入贬值阶段。不过，经过一系列调整，钱引在铁钱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价值竟得到一定的维持，还适应了长期较大数额发行的现实。这里面的道理何在？

高聪明著《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

其重要原因在于赵开主政四川时，钱引管理模式终于走出张商英所回归的“天圣旧制”，建立新的信用发行机制，借助金银、度牒尤其是盐茶专卖品来充实和扩大钱引的信用基础，实现钱引的弹性发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详载道：

建炎初，靳博文为益漕，以军食不继，始以便宜增印钱引六十二万缗。其后张忠献、卢立之、席大光相继为帅，率增印矣。绍兴七年夏，诏四川不得泛印钱引。然边备空虚，泛印卒如故。十年春，用楼仲辉议，诏印钱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未数月，以赡军钱阙，又命印五百万缗。十三年，郑亨仲复奏增四百万缗。三十年，军事将起，王瞻叔增印一百七十万缗。又明年，虞并甫宣谕川、陕，亦增印一百万缗。绍熙二年以展年兑界，增还计所一百七十万缗。庆元三年，三路旱，复减放，又增一百万缗。今前后两界，共尽收钱引四千九百万缗有奇。

可以看出，钱引规模不断扩大源于四川军事财政压力的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固守天圣祖额显然难以应对四川财政的运转。期间，宋廷虽也曾要求不得增印，但是迫于现实情况钱引还是被增印如故。绍熙二年（1191），又展界流通，实际流通数量较前扩大一倍。至庆元三年（1197），四川钱引流通数高达4 900万缗，相较于此前125万缗来说，已是39.2倍。即使在发行数量相对稳定的绍兴末年至绍熙年间，也有2 200万缗左右，也是天圣祖额的17.6倍以上。但此时钱引的价值，并未出现北宋末年的急速贬值（75%—90%），反而依旧保持“每钱引一千，民间直铁钱七百已上”相对坚挺的价格，这虽与官方规定的770文相比贬值约10%，若与发行倍数扩张相比，贬值可以说微乎其微。总的来说，尽管嘉定以前钱引发行数量在成倍增加，但是从物价和钱引价值来看，钱引并未出现成倍贬值的现象。

李心传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也就是说，在嘉定（1208—1224）以前，钱引虽经历超发，但价值相对坚挺。对此，高聪明认为原因有四：一是铁钱与钱引相比没有任何可用作藏贮货币的优势，还有着难以携带的劣势；二是铁钱与钱引形成新型主辅币关系；三是钱引具有完全法偿地位；四是官府的称提。这些原因除第四点外，其他因素似乎在交子阶段也有体现，可见其中的关键还在于第四点，只不过这里的称提实际涉及钱引新信用机制的建立，而非单纯的收兑纸币。本质上来说，交子与钱引是两种不同信用机制维系的纸币类型。交子的信用基础相对单一，来源于铁钱兑现的保证，属于可兑现的纸币；而新钱引的信用基础则走向多元，不再仅仅是铁钱兑换劵，更多的是注入其他资产尤其是具有“国债”特征的盐茶钞引来担保钱引价值，属于不可兑现的纸币。在这方面，赵开盐酒茶法改革以及钱引改革是推动四川纸币信用机制转型的关键。《宋史》记载：

川引自张浚开宣府，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陕副帅吴玠请置银会于河池，不许。盖前宋时，蜀交出放两界，每界一百二十余万。今三界通行，为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至绍兴末，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贮铁钱，仅及七十万贯，以盐酒等阴为称提。

张浚像

可知，在绍兴末年四川钱引流通额已经在4 000万缗以上，但官方准备的铁钱才70万缗，准备金率不足1.69%，这与北宋天圣制度所强调的28%和李纲强调的33.33%相比，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赵开将盐酒等专卖品引入钱引信用机制，用以稳定币值。

熊克撰《皇朝中兴纪事本末》

建炎二年（1128），赵开仿效蔡京茶法，“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随后又规定，“每茶百斤为一大引。令商人输引钱市利。共六引八百文”。两年后，赵开又进行盐法改革，规定“置合同场盐市验视称量封记发放，与茶法大抵相类。盐引每斤纳钱二十五，土产税及增添等共约九钱四分，盐所过每斤纳钱七分，住卖纳钱五分，若以钱引折纳，别输称提勘合钱六十，自此使推行之”。赵开的盐茶法改革对于钱引的运行十分重要，官方可以手中掌握的盐茶酒引为诱导，强制要求特许专卖商人运用钱引购买（商人必须先纳钱请引），同时要求盐茶酒税收以钱引来缴纳，从而提升钱引的价值。这种模式本质上实现了纸币制度与专卖系统的紧密联系，与东南会子的运行模式十分接近。为保证商人以钱引兑付茶盐引的及时性，扩大钱引的流通范围，赵开建立起遍布四川的合同场，用以出笼盐茶引。绍熙三年，赵汝愚说：“绍兴间赵开所议盐法，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而诸州县镇皆置合同场，以招商贩。”这一制度设计对于钱引的运营来说比较关键，它保障商人能够在各地随时兑现盐茶引，实际构建了一个转账结算的网络，这对于保证钱引的币值，意义较为重要。由此钱引便形成与四川交子迥异的信用机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蜀中交子，祖宗时止一百二十余万道，皆有称提见钱，今节次增添钱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道，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其所以流通者，盖缘盐酒等物，阴为称提，而本所赡军库，常有数百巨万，不散于外，故引法未敢大坏。

赵汝愚像

宋廷通过允许折纳盐酒等专卖品来弥补准备金的不足，从而担保钱引的信用价值，实现纸币价值的维持和再造。可以说，摆脱现钱单一担保的束缚是赵开钱引改革的核心要义：通过尽力扩充资产手段，尽力保持资产负债的平衡或比例平衡，实现弹性发行与价值稳定的双重目的。这一模式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钱引大规模发行对铁钱排挤和担保能力稀释的困境。不仅如此，宋廷还积极采取灵活政策，不定期地以金银、度牒、官诰等（实际扩充了资产手段）于市场收兑纸币，不断提高钱引在税收领域的法偿度，提升钱引的市场信心，确保其维持一定的价值稳定。

乾道元年（1165），汪应辰在描述钱引增发背景下四川内部货币动态变化时说道：“鼓铸铁钱场监，惟嘉、邛、利三州，又以工役薪炭锡铁所费不赀，不能常铸，其于称提，校之所印钱引百无一二。今钱引日增，见钱日消，则官司给纳，民间贸易，合零凑数，何以相济？盖八九百之直，须假钱引，或四五百之数，必以见钱。傥见钱日削，贸易不成，恐虽有钱引，民不能用，是钱引之法自此坏矣。”也就是说，在彼时四川内部，货币市场动态变化与交子时期类似，同样也是钱引对铁钱排挤，加剧官方铸币困境。这样一来，宋廷似乎要重走天圣旧制的老路，即“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但事实并未如此，宋廷在赵开钱引改革基础之上，摸索出以灵活的货币政策应对官方铸钱困境以及担保品不足的困境。

汪应辰像

早在隆兴元年（1163），四川安抚制置使建议“欲望因钱引之换界，究失亡之总数，勿以他补，专用蠲四川征敛之尤甚者，辅以度牒称提之，则岁可减百万之敛”，得到宋廷诏准。这种以度牒称提钱引的方式，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有一定相似性。也即，在货币币值出现波动之时，通过出笼有价证券（如度牒）等，减少市场中货币流通数量，从而稳定币值。嘉定三年（1210），钱引超发至天圣祖额六十四倍，每引仅值铁钱400文，较官价贬值50%左右，引起宋廷重视。于是，宋廷宣布“出库管金银、度牒与民，收回半界。金每两直六十缗，银每两六缗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缗，度库管所藏可直一千三百万”。在这里，宋廷试图通过出笼金银、度牒等方式，回收约1 300万缗的钱引。而后又诏令四川总领所，在成都设置以金银收兑旧引，最终民间对钱引的信心稍有恢复。

这种模式与官方宣布钱引可以购买盐茶钞引有所不同，后者属于正式制度安排，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常规操作，而前者则是币值出现波动时，国家临时出笼度牒、金银等收兑民间多余钱引，乃是应急之举。这反映出新钱引模式已经彻底走出“天圣旧制”，既有稳定的专卖品、现钱作为常规担保，也有不定期的度牒、金银等作为灵活担保，极大地扩充了四川钱引务的资产方。于是便出现“四川诸郡，岁输黄金千五百两，银十六万余两，而总所大率有收无支，掌计者谨视而善藏之，则子母相权，引法终不坏矣”的良好局面。

如此一来，钱引已不再仅仅是铁钱的兑换劵，而是专卖品盐茶引、金银、度牒、现钱共同担保的信用货币。换言之，与交子务相比，此时钱引务发行的钱引与交子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信用纸币。如我们借鉴金融学理论，用一种不太严谨的纸币资产负债表理论似可以看出两者存在的差别，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交子务资产负债状况

表2 钱引务资产负债状况

会子

如表1、表2所示，交子务所承担负债规模由民间缴纳铁钱和官方注入本金所决定，属于一种较为机械的资产担保。 政府除了扩大官方本金来充实资产方，实现扩大发行外，并无其他相对有效的举措。 但官方所能够注入本金始终有限，远远赶不上纸币增印的速度，这一点在南宋钱引时有着更为明显的印证，所谓“鼓铸铁钱场监，惟嘉、邛、利三州，又以工役薪炭锡铁所费不赀，不能常铸，其于称提，校之所印钱引百无一二”。 于是，宋廷将专卖品盐茶酒引、铁钱、金银、度牒、官告等注入，扩大钱引的资产来担保称提钱引。由此可知，钱引务资产方要远远优于交子务，这就决定钱引可以突破天圣祖额实行巨额发行，而相对能保持价值坚挺，但交子则不行。换言之，从交子到钱引，四川纸币已经从原来单纯的铁钱兑换劵走向资产担保型的不兑现纸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资产手段如盐、酒、茶、金银、现钱等，本质仍是属于国家所持有的特殊资源。其运用在一定程度虽能够应对钱引的扩大发行，但毕竟存量还是有所限度，在钱引不断增印的情况下，终究是难以应付局面，钱引最后走向进一步的贬值不难理解。

总之，从天圣交子模式转向新钱引模式的过程中，四川内部货币市场呈现纷繁复杂的动态变化：一方面铁钱不断受到交子的多方面排挤，在交子财政发行的推动下，更显如此。交子发行规模的扩大不仅引发了铸钱困境，内在侵蚀了铁钱作为准备金的功能，实际也影响了川地的钱楮并用格局。另一方面，四川坚持天圣祖额的发行数额，不仅难以应对本地市场扩大带来的货币需求增加难题，同时异地支借交子还会造成本地进一步的通货紧缩。交子于西北财政发行的不断扩大，加剧了担保品不足的问题，从而引发交子的贬值。徽宗末年的旧制复归标志着在天圣制度框架之内，宋廷力图突破祖额实现更具规模的超额发行必然走向失败，这显示出天圣制度模式的内在局限性。最终，在军事财政压力的促动下，增发钱引事所必然，而天圣模式也注定走向崩溃。南宋初期赵开推行的新钱引模式，将专卖系统和纸币系统联系起来，将盐茶酒引、金银、度牒、官告等与现钱一道注入钱引的资产方，借助专卖性金融网络，灵活运用市场机制，完成了纸币类型从兑换型纸币到资产担保型纸币的转变，实现了钱引10倍乃至20倍于天圣祖额的发行量，而币值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既是纸币发行管理模式的创新，也开启了宋代纸币发展的新方向。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五、余论：作为传统纸币先导的交子

2008年11月，中本聪发表题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详细描述了如何创建一套去中心化的电子交易体系，这种体系无需建立在交易双方信任的基础之上。2009年1月，他开发出首个实现了比特币算法的客户端程序，并进行了首次“挖矿”，获得了第一批50个比特币，这也标志着比特币的正式诞生。比特币通过计算机的分布记账与特殊算法，实现点对点的交易，即允许一方直接对另一方进行在线支付，而无须经过任何金融中介机构。这一新型货币形态及金融系统的出现，可谓震惊世界，人类社会首次出现既无实体又无需借助中介实现的支付机制，一场新的货币金融革命已然出现。相较之下，北宋四川地区诞生出世界金融史上最早的纸币，也堪称是一次新型货币形态与管理模式的革新，同样引起了后世极大的关注。本文围绕交子从私有到官有性质的转变，两大发行机制的确立及管理模式的利弊与调整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力图透视交子作为传统纸币先导实验所具有的诸种特征。

菲尔·尚帕涅编著《区块链启示录：中本聪文集》

首先，交子官私性质的转变实际开启了传统中国的官营纸币时代。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孕育的私交子遵循着人类金融史发展的普遍逻辑，从规避金属货币行用不便、具有定向人格化特点的商业票据发展为专业性银行的兑换券与存款货币。进一步至16户联营交子阶段，私交子的运行制度继续向前发展：交子的发行不仅得到政府的正式授权，集中发行使得交子的票面形式得到统一，防伪与会计合同技术也得到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纸币的负债和准备金直接作用于商业经济，交子户能因季节性市场需求而弹性发行，可谓是金融史中的正向逻辑。不过，民间金融势力的发展壮大引起宋廷的警惕，交子户因经济理性、过分投资使得运营风险不断积累，并最终因挤兑而出现金融危机。经过反复讨论，政府的处置办法是直接下场操办，并全面取缔民间私交子，建立起一整套官营交子的制度，使得四川民间金融创新的步伐遭受重大挫折。官交子的实施虽推动了纸币行用的社会化，但其提供的金融杠杆不再作用于商业经济本身，而主要是施用于政府财政融资，开启了宋金元明政府直接操纵金融系统、利用发钞来解决财政开支的先河，这实际走向了一条与近现代金融发展迥异的路径，堪称是金融史上的“另途”。

尼克·巴蒂亚著《货币金字塔：从黄金、美元到比特币和央行数字货币》

其次，交子两大发行机制的先后确立，奠定了传统纸币发行制度的基础。官交子甫一发行便建立起“纳钱请交”的收兑发行制，其天圣祖额的确立也因收兑发行而成。官交子前中期可谓是以收兑发行制为绝对主体，其后，随着西北局势的变化，北宋朝廷利用各种方式将四川交子引介至西北地区，用于解决财政开支问题，实际拓宽了交子的投放渠道，建立起交子的财政发行机制。仁宗天圣时期，交子先是通过盐茶钞引这一中介间接支持西北军事财政开支。庆历以降，交子被直接用于西北军事财政的支付，并逐渐“常态化”。神宗哲宗朝以后，四川交子频繁用于西北财政支用，并逐渐突破天圣祖额。徽宗时期，交子的投放渠道和财政发行数额急速增加酿成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