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成名短篇《墙》：人的命运其实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193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恶心》，以文学的形式阐述其哲学思想。二战中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3年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出版。还写有多种剧本，其中《禁闭》的一句台词“他人是地狱”影响了许多青年。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未接受。

《墙》创作于1937年，通过对三名战俘临刑前的心理描写，揭示了生死之间有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主人公的侥幸存活，形象地表达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人生偶然性的观点。
文章也提出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人是自由的，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选择。故事将人物置于荒谬的，甚至是极限的处境，让人物在困境中自由选择，自由行动。
作者一方面揭露这种种存在的荒谬性，同时让读者领会到，这完全是主人公自我选择的后果。他们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可能给他（或她）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命运，因此人的命运其实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人生充满各种可能，没有神灵事先作出安排，也没有人能代替他做出决定，他的命运是他自己选择的。
显然，萨特认为一切取决于个人的意志，自由是绝对的。

墙
我们被推进一个白晃晃的大厅，光线刺眼，叫人难受，我不得不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我就看清了厅里有张桌子，在它后面坐着四个家伙，他们都是文职人员，正在看阅文件材料。另一些囚犯都已被集中在大厅深处，我们得穿过大厅去与他们会合在一起。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我认识的，其余的大概都是外国人。排在我前面的两个，都是圆圆的脑袋上长着金黄 色的头发，颇为相像，我猜想他们都是法国人。矮小的那一个，不停地把自己的裤子往上提，他显然很焦躁紧张。
就这样耗了将近三个小时之久；我被搞得昏昏沉沉，脑子里一片麻木，空白；不过，大厅里很暖和，使我感到很舒服，因为一天二十四个钟头以来，我们一直冷得在打哆嗦。看守们领着囚犯一个个来到那张桌子面前。那四个家伙就讯问囚徒的姓名与职业。对大多数人的提问仅止于这两点，有时，他们也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如：“你是否参加过破坏军需品的活动？”“九日那天上午你在干什么？”他们并不听回答，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不时一言不发，眼睛直瞪着前方，然而又开始写写画画。他们问汤姆他是否确实在国际卫队里服役过；汤姆不能否认，因为曾经从他上衣里搜出过有关的证件。对余安，他们什么也没有问，但是，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他们在纸上写写画画了好久。
“我的兄弟若塞才是无政府主义者，”余安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他已经跑了，至于我，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从来都不过问政治。”
那几个家伙不作回答。余安又说：
“我没有犯任何事，我不愿意代替别人受罚。”
他的嘴唇哆嗦起来，一个看守制止他说下去，把他带走了。于是，轮到了我：
“你名叫马普罗·伊比埃达？”
我回答说：“是的。”
其中一个家伙瞧了瞧卷宗，向我发问：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从六日到十九日，你一直把他藏在你的家里。”
“没有的事。”
他们写了记了一阵，看守们叫我出去。在走廊里，汤姆与余安在等着我，他们两旁各站有一名看守。我们一起往前走，汤姆问其中的一个看守：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看守反问他。
“这是一次讯问还是一次审判？”
“这是审判。”看守回答说。
“是吗？他们会把我们怎么办？”
看守冷冷地回答他：
“判决会在你们的牢房向你们宣布。”
用来当牢房关押我们的，实际上是医院的一间地下室。由于穿堂风，那里面冷得很厉害。整个夜里，我们都冷得发抖，在白天，也好不了多少。前五天，我是在总主教府的一间牢房里度过的，那是一个地牢，大概是在中世纪时期造的，由于囚犯很多，关押的地方太少，他们就把犯人随处安置，顾不得是什么地方。离开那个地牢，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我在那虽未受冷挨冻，但单独囚禁时间长了，简直就叫人精神上难以忍受。关在医院的地下室里，我毕竟有同伴。余安沉默寡言，因为他一直陷于恐惧之中，何况，他年纪太轻，没有多少话可说。汤姆倒是一个健谈的人，而且，他精通西班牙语。
在地下室里，有一条长凳，四只草垫。看守们一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就坐下来，一言不发地干等着。过了一会儿，汤姆开口了：
“我们完蛋了。”
“我也这么想，但我认为他们对小家伙是不会怎么的。”我说。
“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向小家伙问罪，他只不过有一个当了战士的兄弟，仅此而已。”汤姆说。
我瞧了余安一眼，他那样子就像没有听见我们的谈话。汤姆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他们在萨拉哥斯是怎么干的吗？叫犯人躺在公路上，用卡车在犯人身上开过去。这是一个摩洛哥籍的逃兵告诉我们的，他们说用这个办法可以节省子弹。”
“这可不省汽油。”我说。
我对汤姆有些恼火，他不该讲这种事。
他可偏要继续讲下去：“一些军官在公路上走来走去，监督执行，两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叼着烟。你以为他们会帮那些被压的人早点断气？甭想!他们把那些人扔在那里叫喊，有时要叫喊个把钟头才死。那个摩洛哥人说，头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恶心得差一点要呕吐。”
“我不相信他们在这里也那么干，”我说，“除非他们真的缺子弹。”
光线从四个气窗与一个圆洞里射进来，那个圆洞开在地下室的顶上，朝向左边，可以直接望见天空。上面的洞口平时有一个圆盖封着，正是从这个洞口，人们把木炭往地下室里倒。在洞口的下面，还残留着一大堆炭屑；这燃料本来是给医院取暖用的，但是，战事一起，病人全都撤走，这堆没有用过的炭就留在那里。下雨时，如果上面没有把圆盖盖上，雨水就直接落在炭堆上。
汤姆开始颤抖起来。
“真见鬼，我打起哆嗦来了，”他说，“你看，停了一下又打起来了。”
他站了起来，开始做做体操，每做一个动作，衬衣都张了开来，露出他雪白而多毛的胸膛。他又躺在地上，举起两腿，在空中作剪刀式的动作，这使我看到了他肥大的屁股在发抖。汤姆是一条结实的汉子，但他脂肪过多。我想像着，枪弹或者刺刀不久就要穿进这一大堆软乎乎的肉里，就像穿进一大块黄油里一样。如果他身材干瘦，我就不会有此想像。
我并不确切地感到寒冷，但我的肩膀与胳臂都失去了知觉。我不时觉得自己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于是，我开始在周围找我那件上衣，这时我突然记起他们没有把上衣还给我。这更叫人心里感到窝囊、痛苦。他们经常拿走我们犯人的衣服，分给他们的士兵，只让我们穿着衬衣，而给我们穿的裤子，则是住院病人在炎热盛夏穿的那种布裤。过了一会儿，汤姆从地上爬起来，气喘吁吁地坐在我的身边：
“你暖过来了吧？”
“真见鬼，还没有暖过来，但是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将近晚上八点的时候，一个军官带着两个长枪党的家伙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他问看守：
“这三个人名叫什么？”
“斯丹波克，伊比埃达，米尔巴。”看守回答。
军官戴上他的夹鼻眼镜，看着他的名单说：
“斯丹波克……斯丹波克，在这里，你被判处死刑，明天早晨枪毙。”
他又继续看他的名单。
“其他两人也判处死刑。”他说。
“这不可能，”余安说，“决不会有我。”
军官以惊讶的神情瞧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余安·米尔巴。”
“没错，你的名字就在上面，你被判处死刑。”军官这样说。
“我没有犯任何的事。”余安说。
军官耸了耸肩膀，转过身来对着汤姆与我。
“你们是巴斯克人吗？”
“谁都不是巴斯克人。”
他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三个巴斯克人。我才不浪费时间去找他们。那么，你们当然是不愿意要神父的罗？”
我们根本没有搭理。他又说：
“有一个比利时医生待会儿就来，他被批准来跟你们一起度过今夜。”
他行了个军礼，走了。
“我刚才跟你是怎么说的，咱们全齐啦。”汤姆说。
“是的，”我说，“这对小家伙，未免太狠了。”
我这么说是为了表示我的公正，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个小家伙。他的脸面特别嫩，恐惧与痛苦却使那张脸变了形，毁了他面孔原有的轮廓。三天前，他还是一个娇弱型的小男孩，颇能讨人喜爱；而现在，他的样子却像一个年老的男妓，我想，即使他被释放，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变得年轻。对他表示一点怜悯，那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讨厌怜悯，而他又一直使我反感。他听了判决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变成了死灰色，他的脸、他的手都变成了死灰色。他又坐了下来，圆睁着两眼，盯着地面。汤姆是个好心肠的人，他想去挽小家伙的手臂，但他满脸厌烦，猛然把汤姆甩开。
“随他去吧，”我低声地说，“你瞧，他马上就要哭了。”
汤姆勉强地听从了我的话；他本来很想去安慰小家伙；这样可以使他为别人的事操心，而不至于想到他自己。但这却正造成我的烦恼：我之所以从未想到过死，是因为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摆在面前，此时此地，除了想到死以外，别无他事可做。
汤姆又说话了：
“你杀过人吗？”他问我。
我没有答话。他就告诉我，从八月初以来，他杀过六个人；他并不了解我们面临的处境，我看得很清楚，他是故意不去了解的。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寻思着，惨遭此难，是不是会很痛苦，我想到了子弹，想像着他们一阵滚烫的弹雨如何射进我的身体。所有这些想像，与真实情景是两回事；我很镇静，因为我毕竟还有整整一夜去理解死亡。过了一会儿，汤姆停止说话了，我从眼角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变成了死灰色，样子很凄惨；我想：“事情开始了。” 天色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昏暗微弱的光从气窗透进来，那堆煤炭在天空下形成黑污污的一大堆；从顶板上的那个圆窟窿朝外望，可以看见一颗星星，今夜将是晴朗而寒冷的。
地下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两名看守。他们身后跟进来一个金黄头发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哔叽军服。他向我们行了个礼：
“我是医生，”他说，“我被批准在今晚这个痛苦的时刻来给你们提供帮助。”
他的语音清晰悦耳。我对他说：
“你来这里要干什么？”
“我听从你们的吩咐。我将尽我的可能，减轻你们在今夜几个钟头里的精神负担。”
“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医院里还有好些别的犯人，整个医院都关满了犯人。”
“我是被派到这里来的。”他含含糊糊答了一句。
“哦!你们爱抽烟吧，嗯？”他赶忙改变话题，“我有香烟，还有雪茄。”
他给我们递上英国香烟与上等雪茄，但我们拒绝了。我直盯着他的眼睛，他显得很不自在。我对他说：
“你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同情怜悯。而且，我认识你。我被捕的那天，我看见你在军营的院子里同法西斯分子在一起。”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突然之间不知是什么抓住了我，我忽然对这个医生的出现毫不感兴趣了。在平日，当我盯住一个人以后，我是绝不会放开他的。可是现在，我却连说话的愿望也丧失了；我耸耸肩，挪开我的眼睛。过了一小会儿，我抬起头来，那医生正带着好奇的神情在观察我。两个看守坐在一个草垫上。那个瘦高个子看守彼得罗在转动自己的两个拇指，另一个看守不时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以防打瞌睡。
“你要点灯吗？”彼得罗突然问医生。医生点头作肯定的表示。我想，他的智商大概跟一段木头同样多，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从他那双又蓝又冷的大眼睛来看，我觉得他之作恶造孽主要是因为缺乏头脑。彼得罗走了出去，很快就端着一盏煤油灯回来了，他把灯放在长凳的一角。灯光昏暗，总比没有好，昨天夜晚，他们就是让我们在黑暗中度过的。油灯在地下室的顶板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对它，我凝视良久，心醉神迷。一会儿，我突然清醒过来，那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沉甸甸的大物压在下面，这大物既非死亡的
概念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无以名状的东西。我的两颊像火一样在燎烧，我的脑袋也在疼痛。
我晃动晃动身躯，打量我的两个同伴。汤姆两手抱着头，我只看得见他白胖白胖的颈项。小家伙余安的样子更是可怜，他张着嘴，两只鼻孔也在发抖。医生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好像要安慰他，但他的眼睛仍是冷酷的神情。接着，我看见这个比利时人的手偷偷地沿着余安的手臂摸下去，直到他的手腕。余安任他这样做，毫无反应。比利时人用三个指头捏着余安的手腕，脸上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不时，他稍为后退一点，略事转动身躯，用背对着我，挡住我的视线。但我身往后仰，就看见了他掏出他的表来，一边计时，一边紧捏着小家伙的手腕不放。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手指，让余安那毫无生气的手掉了下来，他走了开去，靠着墙壁坐下来，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某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记录下来以备忘那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记事本，在上面记了几行字。“这个卑鄙的家伙，”我愤怒地想，“只要他来按我的脉，我就要给他狗脸上一拳。”
他没有到我跟前来。但我感觉得到他在注意我。我抬起头来，也瞧着他。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对我说：
“你没有发觉，这里，大家都冷得在打哆嗦吗？”
他的样子好像感到很冷，他的皮肤变成了紫色。
“我不冷。”我回答他说。
他仍然继续注视着我，带着冷酷的眼光。突然，我明白了，我用手去摸自己的脸，我发觉自己已被汗水湿透。在此地下室，正值严寒季节，冷空气不断流通，而我却在出汗。我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由于出汗，头发已黏结得像毛毡；这时，我又发觉，衬衫也湿了，扒附在我的皮肤上：原来我出汗至少已有一个钟头之久，而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但这却逃不过这个比利时猪猡的注意；他早就看见汗珠在我脸上滚动，他一定这样想过：这是准病理的精神恐惧状的表征，同时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处于正常状态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他感觉到冷，他没有出汗。我真想站起来，走过去把他的狗脸打得稀巴烂，但是，我刚动了一下身子，我的羞恼与愤怒就消散了；我又颓然在长凳上坐下，心里无情无绪，一片漠然。
我只满足于用手帕揉擦我的脖子，因为现在我感到汗珠从头发里流到了颈项，使我觉得很不舒服。不多久，我就放弃了揉擦，擦也没有用，我的手帕早已经拧得出水来了，我仍然在不断流汗。甚至屁股上也流汗，我湿透了的裤子已粘在板凳上。
小家伙余安突然开腔说话：
“你是医生吗？”
“是的。”比利时人回答。
“是不是痛苦……要很长时间？”
“哦!在……的时候吗？不，不，很快就会完的。”比利时用一种慈父般的声调这么说。
他那神情就像在安慰一个付了就诊费的病人。
“但是，我……我听别人说……经常要发射两次排枪。”
“有时的确要打两次，”比利时人点点头说，“第一次排枪可能没有命中要害。”
“那么他们要重新上子弹，再瞄准一次吗？”
小家伙考虑了一下，又用沙哑的声音加上一句：
“这可很费时间!”
他非常害怕咽气时的痛苦，他一心只想这件事，这在他那样的年纪，是很自然的。我却对死想得不多，我的汗流不止，并不是因为对咽气时的痛苦心怀恐惧。
我站了起来，一直走到那堆炭屑旁。汤姆吓得一跳，他向我投射了憎恨的一眼，因为我的鞋子发出嘎嘎声，惹得他发了火。我心里捉摸着，自己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已经面无人色了，我看见他也在流汗。天空美极了，没有任何光线射进我们这个阴暗的角落，我只要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得见大熊星。但是，此时此地，我的感受与前几天完全不同了：前天，我从总主教府的那个地牢里，也可以望见一大片天空，那一天的每个时辰都唤起我不同的回忆。清晨，天空一片寒凛的淡蓝，使我想起大西洋之滨的海滩；中午，我望见太阳，就想起塞维尔的一个酒吧间，在那里我一边喝白葡萄酒，一边吃鱼与橄榄；下午，我被笼罩在太阳的阴影下，这时我就想起被深沉阴影笼罩着的半个竞技场，而另外半个竞技场却在阳光下明媚灿烂；像这样从头顶上的天空来想见世界各地，的确令人难过。而现在，我仰望天空，愿意望多久就可以望多久，天空已不再勾引起我的任何回忆。我宁愿如此。我又走回去，靠近汤姆坐下。一大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汤姆低声说起话来，他经常需要说话，他不说话，就理不清自己的思绪。我想，此时他是在对我说，可他并没有瞧着我。毫无疑问，他是害怕看见我这副面无人色、汗流不止的样子，我们俩人一模一样，彼此可以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比两面镜子更糟。他瞧着比利时人，那个活着的人。
“你明白吗？你，”他说，“我，我搞不明白。”
我也低声说起话来，我也望着比利时人。
“怎么，有什么事？”
“我们马上就会碰见我也弄不明白的事。”
在汤姆周围发出一股特别的气味。我觉得我的嗅觉这时对气味比往常更为敏感，我冷笑着说：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这事不大清楚，”他固执地说，“我倒很想鼓起勇气，但至少得让我知道……你说，先要把我们带到院子里，是吧，接着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排成一行。他们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总有五个或者八个吧，不会更多了。”
“好的。就算他们有八个，头头会对他们喊一声：瞄准，我就看见有八个枪口对着我。我想，到那时我一定想往墙里钻，我会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背脊去钻那道墙，墙顶着我，我钻不进去，就像在噩梦中那样。所有一切，我都想像得出来。啊，你真不知道我多么能想像所有的这一切。”
“得啦!”我对他说，“我也想像得出。”
“那一定很遭罪。你知道，他们专瞄准眼睛和嘴巴，把面孔打得稀巴烂，”他恶意地这么说，“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那些伤口了；一个钟头以来，我的脑袋和脖子都感到疼痛，这并不是真正的疼；但比真疼更糟，这是我将在明天早晨遭受的疼痛。可在那之后又怎么样呢？”
我很理解他想说的是什么，但我装出不理解的样子。至于那种挨枪子的痛楚，我也感觉到了，在我的身体里，仿佛有那么一簇小伤口在隐隐发疼。这种感觉，我很不习惯，但是我和他一样，不把这看得很重。
“在那之后，”我狠狠地这么说，“你就入土呗。”
他开始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但眼睛始终盯着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好像没有在听。我知道这家伙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我们想什么，他不感兴趣，他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生生被死折磨的身体。
“这就真像在噩梦里一样，”汤姆说，“你想思索点什么，你什么时候都觉得就要达到目的了，就可以进行理解了，但思绪一下又溜走了，你再也找不到它，它丢失了。我对自己说，在那之后万事皆空。但我竟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有好些次，我几乎能够理解了……但思绪又再次丢失，我于是又重新开始去想疼痛，去想子弹，去想放枪声。我是个唯物主义者，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我绝不会神经失常。但是也有不正常的情况。我竟看见了自己的尸体。这本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看见我的尸体的，却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眼睛。看来，我必须做到再进行思索，思索在那之后我再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东西，而世界仍然为活着的人们继续存在。巴普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思索这个。你可以相信我，我过去也曾彻夜不眠等待着某件事的发生。但是，现在这件事完全不同，它突如其来，我们没法事前有所准备。”
“闭嘴，”我对他说，“你要我叫一个神父来听你的忏悔？”
他不答话。我已经注意到他渐渐在用一种毫无表情的声音自居为预言家在说话，并把我称为巴普罗。我很不喜欢这样，但是，看来爱尔兰人皆都如此。我模模糊糊觉得他身上发出了尿臭。实际上我对汤姆一直并无好感，我也看不出为什么仅仅由于我们将一道去死我就要对他增加好感。如果是同别的人，情况就不同了，譬如同拉蒙·格里，情况就会不同。但是，在汤姆与余安之间，我却一直感到孤独。我倒觉得这样更好些，因为，如果我跟拉蒙在一起，我也许会多愁善感。然而，现在我却坚强得可怕，此时此地，我要继续保持这种坚强。
他不断喃喃自语，心神恍惚。他说话肯定是为了避免进行思索。他身上发出冲人的尿味，就像害前列腺疾病的老人那样。当然，我是同意他的意见的，他所讲的那些，我也可以讲，因为，我们的死亡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自从我肯定非死不可后，就再没有一件东西在我看来是自然的了，这堆炭屑、这条长凳、这彼德罗的那张狗嘴，没有一件是自然的。只不过，我不高兴去想汤姆所想的那些事。而且，我很清楚，整个夜晚，差不多每隔五分钟，我们都同时想着同样的事，同时流着汗，同时打哆嗦。我偷偷地瞧他一眼，第一次觉得他很奇特，他已经把死亡摆在他脸上了。我的自尊心也感到受到伤害：二十四个小时以来，我生活在汤姆的旁边，我听他说话，我也对他说话，而我又知道，我俩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却像双胞胎兄弟那样相像，仅仅因为我俩将一道去死。汤姆抓住我的手，但眼睛并没有望我：
“巴普罗，我问自己……我问自己，人是不是真的会消灭？”
我把手挣脱开，对他说：
“瞧你两只脚底下是什么，混蛋!”
他两脚之间的地上有一摊尿，从他的裤子里，尿还在不断往下滴。
“这是什么？”他惊奇地问。
“你在裤子里撒尿啦!”我对他说。
“你胡说!”他愤怒地说，“我根本没有撒尿，我没有任何这种感觉。”
比利时人走过来，他假惺惺地表示关怀：
“你觉得痛苦吗？”
汤姆没有回答。比利时人看着地上那摊尿，一声不吭。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汤姆凶暴地说，“我向你们发誓，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比利时人不作回答。汤姆站了起来，走到一个角落里去撒尿，他一边走回来一边扣裤子。
，他又坐下来，再也不说话，比利时人又在他的小本上做记录。
我们都瞧着他，连小余安在内，我们三个人都瞧着他，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有活人的姿势动作，他有活人的烦恼，他在这地下室里冷得打哆嗦，就像所有的活人在此条件下应该打哆嗦一样；他还有一副营养充足、控制自如的肉身。而我们这三个人，对自己的肉身，却已经不再有多少感觉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我很想摸摸自己的裤子，摸摸自己的两腿之间，但我不敢；我瞧着比利时人，他靠两腿支撑曲着身子，他的肌肉活动自如，而且，他还可以想他的明天。我们这三个人在这里，只是三个丧失了血肉的幽灵，我们都盯着他，要从他那里摄取生命，就像吸血鬼那样。
他终于走到小余安身边。他想抚摸小余安的颈项，是因为职业的需要还是出于慈悲为怀的冲动？如果是发慈悲的话，那也是他在整个夜晚惟一的一次。他抚摸了小余安的脑袋与后颈。小家伙任他抚摸，眼睛一直望着他；而后，突然抓住他的手，面带一种古怪的神情。小余安用两手把比利时人的手握着，这两只手可不招人喜欢，像一把灰色的钳子紧紧夹住比利时人那只红润、胖乎乎的手。我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汤姆大概也有些担心，但比利时人沉浸在对方的热情之中，他像慈父一样地微笑着。不一会儿，小家伙把这只肥厚红润的手抬到自己嘴边，张口就去咬。比利时人迅速挣脱开，踉踉跄跄退到墙前。他恐惧地注视了我们一会儿，大概突然发觉了我们和他已不是同样的人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看守吓了一跳，另一个看守熟睡未醒，但他的两眼仍大大张开，露出他的眼白。
我既感疲倦又过于激动。我不愿再去想明天黎明将发生的事，不愿再去想死亡。去想，那是毫无意义的事，只会使我得到一些词语概念与一片空虚。但是，只要我试着去想别的事，我就看见许多枪口对着我。我这样体验被处死的滋味大概总有二十次以上；有一次我甚至以为是真的亲临其境了，其实只是睡着了一小会儿。他们把我拖到墙跟前，我不停地挣扎；我向他们求饶。我吓得惊醒过来，我瞧了瞧比利时人，我担心刚才我在梦里曾发出惊叫。但他在捻弄他的小胡子，肯定他未曾注意到什么。如果我愿意的话，我相信还能再睡一小觉，因为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了，疲倦到了极点。但我不想失去我生命最后的两个钟头：天一亮，他们就会来叫醒我，我睡意犹浓地跟着他们走，我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给毙了，我可不愿这样，我不愿像头畜生那样死掉，我想搞明白死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也害怕睡着了再做噩梦。我站起身来，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并且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回想我过去的生活。一大堆回忆一涌而来，其中有好的回忆，也有坏的回忆——至少我从前是这样将它们分类加以称呼的。回忆中出现好些面孔与好些往事。我想起了一个小家伙的面孔，他是巴伦西亚城过瞻礼节时被牛顶死的一个新郎；我想起了我叔叔伯伯中的一个，拉蒙·格里的面容。我也想起了一些往事：我怎么在一九二六年失业了三个月，我怎么饿得差一点丢了命。我想起了我在格林纳达岛上一条长凳上度过的那一夜，那时，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我烦躁而又愤怒，我可不愿饿死。这段回忆使我微笑起来。我过去是以一种多么狂热猛烈的劲头去追求幸福、追求女人、追求自由啊!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曾经想要使西班牙获得自由，我崇拜庇·伊·马卡尔，我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我曾经在好些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对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认真，仿佛我是永垂不朽的。
此时此刻，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我在把自己的一生摆在我的面前，并且这样想：“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这一生既然已经完了，它就一钱不值。我扪心自问，过去我怎么能够和姑娘们在一起散步、打打闹闹呢，如果我那时想像出今天自己会这么完蛋，我是绝不会动一个小指头的。我的一生就摆在自己的面前，它已经结束，就像一只口袋已经封了口，不过，装在其中的一切都并未完成。有那么一刻钟，我也试图对自己的一生作个评判。我很想对自己说，这是美好的一生。但是，我不能对我的一生做出评判，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草图；过去，我把我的年华都用来勾画自我永垂不朽的轮廓，反倒对什么都没有真正弄懂。眼下，我没有任何舍不得的东西，因为本来我所舍不得的东西的确有一大堆，如白葡萄酒的美味，还有夏天我在卡迪斯附近一道小湾里的沐浴，而现在，死亡已使所有一切都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不值得我留恋。
突然，比利时人出了一个好主意。
“朋友们，”他对我们说，“我可以负责——只要军事当局同意——替你们带一封信或一件纪念品给你们的至亲好友。”
汤姆低声抱怨了一句：
“我没有任何至亲好友。”
我没有吭声。汤姆等了一下，然后好奇地打量打量我：
“你不送个信给龚霞？”
我对他这种亲昵的帮腔十分反感：不过，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在昨天晚上曾主动跟他谈起龚霞，我本该控制住自己。我与她相处已有一年，即使是昨天，为了能再见到她五分钟，我也宁愿用斧头砍掉自己的一条胳臂。正是出于这种渴望，我对汤姆谈起了龚霞，这种强烈的渴望，我实在难以控制。而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见到她了，我也再无话要对她说。我甚至不想把她搂在怀里，因为我厌恶我自己的肉体，它已经变成了死灰色，它汗流不止，而且我也没有把握在此情况下不厌恶她的肉体。龚霞如果知道了我的死讯，她是会哭的，在几个月以内，她将痛不欲生，即使如此，我仍然得去死。我想念起她那双美丽温柔的眼睛。从前，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总有某种东西从她身上传到我的身上，但现在我想，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现在她再看着我，她的眼光只会停留在她自己的眼睛里，而不会传到我身上。我现在孤独无援。
汤姆也是孤独的，但孤独的方式有所不同。他支开两腿跨坐着，面带微笑瞧着那条长凳，神情讶异。他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去摸木凳，好像是惟恐弄坏某种东西，接着，他急速把手缩了回去，浑身颤抖。如果我是汤姆，我是不会去摸长凳来消遣的；这种方式也是爱尔兰人的滑稽玩意，不过，我也觉得周围的事物都带有一种古怪的样子，它们比平时暗淡模糊了，不像往常那样色彩浓重醒目。只要看一看那条长凳、那盏灯、那堆炭屑，我就感觉得到我是一个将死的人。当然，我无法把自己的死想得那么清楚，但我到处都看到了我的死亡，在各种东西上看到，在这些东西对待我的方式中看到，这些东西都在我面前往后退缩，与我保持距离，小心谨慎，如像人们在濒死的人的床头总是轻言细语那样。汤姆刚才就正是从木凳上见到了他的死亡。
在我目前这种状态中，如果有人来宣布我可以安心回我的家了，他们免我一死，我很可能冷冷淡淡，无动于衷，因为，当一个人永垂不朽的希望幻灭了以后，迟几分钟去死或迟几年去死，反正都一样，并无区别。我现在对任何东西皆无所求，我心如枯井，沉寂冷静。但这也是一种可怕的冷静，其原因在于我的身体，我是在用我身体的眼睛在看，用我身体的耳朵在听，但这身体却不再是我自己，这身体在自行其是地流汗、发抖，我再也不认识它了。我不得不去触摸这身体，去观察它，以便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仿佛它是别人的而不是我自己的。有时，我还能感觉到它，我感到它在下滑，在急遽下跌，就像坐在往下俯冲的飞机里一样，有时，我则感觉到心脏在跳动。但是，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并不使我安心，所有这些从我身体中产生的一切，都有一种鬼鬼祟祟、令人厌恶的气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待在那里，无声无息，而我只感到有一种重压，有一种邪恶的现实针对着我；我觉得自己似乎与一个巨大的害人虫联结在一起。有时，我摸摸自己的裤子，我发觉它已经湿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汗还是尿弄湿的；为了预防尿裤，我到炭堆前解了小便。
比利时人掏出他的表，看了看时间，说：
“现在是三点半钟。”
混蛋!他故意这么做。汤姆蹦了起来：我们一直没有发觉时间在流逝，黑夜像一个无形的阴暗的东西包围着我们，我甚至想不起来黑夜是什么时候降临的。
小余安开始嚎叫起来，他绞扭着双手，哀求着：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他举着双臂，在地下室里跑了一圈，然后扑在一块草垫上，哭泣起来。汤姆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但并不想去安慰他。实际上，安慰也纯系多余：因为小家伙吵得比我们厉害，而他的痛苦却比我们轻。他像一个因发烧反而减轻了病情的病人。当病人连发烧也发不起来时，他的病才是更为严重的。
他仍然在哭：我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己怜悯自己，他其实并没有想着死。有一刹那，仅仅一刹那，我也想哭，由于怜悯自己而想哭。但实际结果却恰巧相反：因我瞧了小家伙一眼，我看见他瘦削的肩膀因呜咽而抽动，我反而变成铁石心肠了，我不能怜悯别人，我也不能怜悯自己。我对自己说：“我要死得有些骨气。”
汤姆站起来，他正好站在那个圆洞底下，开始等候黎明。至于我，我有了精神支撑点，一心只想着我要死得有骨气。但是，自从那个医生把时间告诉我们以后，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时间在流逝，一滴一滴地在流逝。
天还没有亮，汤姆对我说：
“你听他们动起来了。”
“听见了。”
有好些家伙在院子里走动。
“他们来搞什么名堂，总不能在黑暗里瞄准开枪吧。”
过了一会儿，我们再也听不见什么，我对汤姆说：
“你瞧，天亮了。”
彼得罗打着哈欠站起来，把灯灭了，对另一个看守说：
“冷得够呛。”
地下室开始变成灰蒙蒙的了。我们听见远处传来了开枪的声音。
“开始了，”我对汤姆说，“他们大概是在后院动手了。”
汤姆向医生讨了一支香烟。至于我，我不想要；我既不想抽烟，也不想喝酒。从这时起，开枪的声音一直不断。
“你明白了吧？”汤姆问我。
他还想补充说点什么，但又一言不发了。他盯着那扇门。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中尉，还有四名兵士。汤姆的烟卷从手里掉了下来。
“谁是斯丹波克？”
汤姆不吭声。是彼得罗把他指了出来。
“余安·米尔巴呢？”
“就是倒在草垫上的那个。”
“站起来!”中尉命令说。
余安仍不动弹。两个士兵挟着他的腋窝，扶他站起来，但他们一松手，他又倒了下去。
这两个士兵不知该怎么办。
“像这样受不了的，他不是第一个，”中尉这样说，“你们俩人只需把他架起来就行了，到了外边，问题就会解决。”
中尉转向汤姆：
“来，咱们走吧。”
汤姆夹在两个士兵之间走了出去，另外两个士兵跟在后边，他们从腋窝与腿弯部位架着小家伙。小家伙并没有昏迷，他两眼睁得大大的，泪水沿两颊流下来。当我也起步往外走时，中尉阻止了我：
“伊比埃达是你吗？”
“是的。”
“你在这里等着，待一会儿有人会来找你。”
他们都走出了地下室，比利时人与两个看守也走了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但我宁愿他们立刻把我干掉。我听见排枪有规律地每隔一会儿就响一阵，每响一阵，我就要颤抖。我真想大声喊叫，揪扯自己的头发。但我使劲咬住了牙关，把手插在衣口袋里，因为，我要死得有骨气。
过了一个钟头，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充满了雪茄烟味，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有两个军官坐在安乐椅上抽烟，他们的膝盖上放着一些文件。
“你名叫伊比埃达？”
“是的。”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审问我的那个家伙又矮又胖。他一双冷酷的眼睛藏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他对我说：
“走近一点。”
我走近他们。他站起来，抓住我的手臂，用一种似乎要把我置于死地的神情盯着我。同时，他使尽全身的气力紧捏我的二头肌。他并不是要叫我吃点苦头，而是在进行事关重大的较量：他想一下就先威压人，使我慑服。他还把嘴里的臭气往我脸上喷，大概也认为有此必要，我们就这么对峙了一会，对我来说，他这种把戏简直使我想笑。要吓唬住一个即将去死的人，这点火候可不够。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用力把我使劲推开，他又坐下去，对我说：
“现在，就是要你的命和他的命互相交换。只要你告诉我们他藏在哪里，我们就让你保全性命。”
这两个穿着带饰的军服与长靴，手里拿着马鞭的家伙，同样也是迟早要死的人。他们会比我死得迟一点，但也迟不了很久。他们成天在他们的狗屁文件上找别人的名字，他们追捕这些人，把这些人关押起来或者消灭掉；他们对西班牙的前途问题与其他一些问题，持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这些渺小的活动，在我看来既令人厌恶又荒唐可笑：我觉得根本不可能设身处地对他们加以理解，他们简直就是疯子。
那个矮胖的家伙一直盯着我，用马鞭抽打他的长靴。他所有的动作都是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在于使自己显得像一头灵敏而凶恶的野兽。
“怎么样，你懂了我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格里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我一直以为他在马德里。”
另一个军官无所谓地摆了一下他那只苍白的手。他的无所谓也是精心设计的。我看穿了他们所有这些渺小的伎俩。我觉得居然有人以玩弄这种小把戏而自得其乐，实在令人惊讶。
“你还有一刻钟可以考虑，”他慢吞吞地说，“把他带到贮藏室去，过一刻钟再把他带回来。如果他还拒不交代，就立即枪毙。”
他们知道自己在玩什么把戏：他们已经叫我等了整整一夜，然后在枪毙汤姆与余安的时候，又让我在地下室等了一个钟头，而现在又要把我关进贮藏室；他们从昨天起，就准备好了这一套。他们以为一个人的神经是经不起这样一拖的，他们想用这个法子来逼我就范。
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在贮藏室里，我在一只矮凳上坐下，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衰弱无力，我开始进行考虑。但并不是按他们的指点考虑。当然，我知道拉蒙·格里藏在何处：就在他堂兄弟家，离城四公里。我知道我决不会招出他的藏身处，除非这些家伙严刑拷问，而看来他们并没有想到采用此招。眼前这一切，都是他们周密安排好了的，无可更改，对此我丝毫不感兴趣。只不过，我想理清楚我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出卖格里。为什么呢？我不再爱拉蒙 ·格里。我对他的友情在这天黎明前一刻已经消亡了，与我对龚霞的爱情、与我对生活的希望同时消亡了。毫无疑问，我仍然敬重他：他是一条硬汉。但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准备替他去死；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叫一个人贴墙站着，朝他开枪，直到把他打死，这个人是我或是格里或是另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回事。我很清楚，他比我对西班牙的事业更有用，但是，我现在对西班牙、对无政府主义都不在乎了：任何事物都不再有什么重要性。虽然如此，我仍然在这里，我能够出卖格里来保全我的性命，但我拒绝这么做。这是一种固执，我觉得这的确有点滑稽，我想：
“就该这么固执!”我感到一种奇特的愉快。
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回到那两个军官的面前，一只小耗子从我脚下窜过，这使我乐了起来。我转身对其中一个长枪党徒说：
“你看见那只耗子了吗？”
他不搭理我。他阴沉着脸，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而我，我就只想笑，但总算忍住了，因为我害怕一旦笑起来，我就无法控制，笑个不停。那个长枪党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又对他说：
“你该把小胡子刮掉，笨蛋。”
我觉得他活着让须毛在脸上蔓延实在滑稽可笑。他并不特别认真地踢了我一脚，我一声不吭了。
“怎么样，”那个胖军官问，“你考虑好了吗？”
我好奇地瞧了瞧他们，就像他们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昆虫。我对他们说：
“我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他就藏在墓地里。在一个墓穴里或者在掘墓人的小屋里。”
我这完全是在跟他们开一个玩笑。我想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赶紧站起来，扣上皮带，发布命令。
他们一蹦而起。
“我们到墓地去。莫勒斯，你要洛布兹中尉派十五个人来。至于你，”矮胖子又转过来对我说，“如果你讲的是真话，我答应过你的一定兑现。如果你欺骗我们，我会要你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们在一阵嘈乱声中出发了，我在几个长枪党徒的看守下平静地等着。我不时微笑起来，因为我想他们不久就会又恼又怒。我觉得自己既愚蠢又狡诈。我想像他们如何掀起一块块墓石，掘开一个个墓穴。我像一个局外人似的想着眼前的这种情景：这个囚徒固执地想要成为一个英雄，而这些留着小胡子的长枪党党徒，这些穿着制服的家伙则在那些坟墓之间忙来忙去，这真是一出令人不能不发笑的喜剧。
过了约半个钟头，矮胖的军官单独回到房间。我想，他该下令处决我了。其他那些家伙大概还留在墓地里。
军官瞧了我一眼，他丝毫没有要严惩不贷的样子：
“把他带回大院子里，和别的犯人放在一起，”他命令道，“等军事行动结束后，再交普通法庭决定他的命运。”
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懂他的话。我问他：
“那就是说，你们不……你们不枪毙我了？”
“目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枪毙你，以后，那就不是我管的事了。”
我仍然不懂他的意思。我再问：
“这是为什么？”
他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我，几个士兵就把我带了出去。在大院子里，有百把个犯人，其中有一些妇女，有一些儿童，还有几个老人。我开始围着中央的草地转来转去，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脑子发呆。中午的时候，我们被带进食堂用餐。有两三个人跟我打招呼，我一定是认识他们的，但我并没有搭理：我已经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将近傍晚时，他们又把十来个新的犯人赶进院子里来。我从其中认出了面包商加尔西亚，他对我说：
“走运的伙计，我真没想到还能看见你活着。”
“他们判处了我死刑，”我说，“后来他们又改了主意，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他们在两点钟时逮捕了我。”加尔西亚说。
“为什么抓你？”
加尔西亚从不过问政治。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要把所有跟他们想法不同的人全抓起来。”
他又低声地说：
“他们抓到了格里。”
我颤抖了起来。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他干了件蠢事。他在星期二离开了他表兄弟的家，因为他俩发生了争吵。愿意藏他的人倒是不少，但他不愿意麻烦任何人。他说，我本想躲到伊比埃巴家里去，但既然他已被捕，我就躲到墓地里。”
“在墓地？”
“是的，他真笨。今天早上，那些家伙自然就到墓地里去搜。这是肯定要发生的。他们在一个掘墓人的屋子里抓到了他，他朝他们开了枪，后来他们把他击倒了。”
“在墓地!”
我周围的一切都旋转起来，我恢复感觉时，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我大笑不止，笑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