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进入向平台转型的窗口期

经济观察报 谢泓/文 在传统制造业中，企业运营主要采用供给侧驱动的方式，其固有思维模式着重于成本控制和提升员工的劳动生产效率。若企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单位成本越低，企业便越有可能在市场中占据基于供给侧的垄断地位。

广东就有一家从事小电机生产的企业，十余年来坚持实施精益生产管理，其单一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50%，拥有市场定价权，成为典型的单项冠军企业。然而，尽管该企业利润丰厚且已上市多年，其目前的市场估值却并不高。这引发了一个疑问：制造“不值钱”了吗？

从制造到服务

今年初，北京某投资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联系笔者，希望了解一家广东制造业企业的情况，该企业正寻求募资。在交流过程中，该投资人因该企业属于制造业，表示不考虑投资。我向投资人解释，这家企业并不简单，它在美国拥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并且正计划借鉴香港TTI创科集团的发展模式进行转型。

TTI创科集团成立于1985年，是电动工具、户外园艺工具、地板护理及清洁产品等领域的全球领导企业。1988年，TTI在广东东莞厚街镇设立工厂，开始在中国内地拓展业务。当时，许多欧美电动工具企业因未能及时转移产能而失去竞争力。TTI则通过产业转移获得竞争优势，并在香港上市后，充分利用其在制造、资本和渠道方面的优势，进行了长期的全球并购，发展成为年销售额达130亿美元、拥有20个品牌的全球隐形冠军企业。

投资人在了解了相关情况后，分析了该公司在中国股市中的对标企业。其中一家是笔者所在单位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员企业，属于纯制造业，市盈率约为17倍。而在深圳的一家从事服饰配饰、运动娱乐等时尚品类的企业，市盈率高达40倍左右。投资人分析，该深圳企业的财务报表里4%的收入来自服务性收入，表明该公司是一家平台型服务业企业。

投资人指出，制造业与平台型服务业企业的区别不在于4%的收入，而在于它们的经营逻辑。即使制造业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也不一定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估值。能够获得高估值的企业，必须具备市场品类的可复制性和增长空间。例如，如果一家企业在国外建立了销售网络、物流体系和售后服务，并能够与其他相关品类企业共享，那么就具备了市场复制的能力，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市场估值。

投资人还表示，她与许多制造业企业老板交流过，服务与制造的观念虽然只隔着一层纸，但实际上很难突破。

广东的这家制造业企业负责人在了解到投资人的看法后，认为非常有道理。该负责人提到，他们在东南亚设有工厂，在美国拥有品牌和渠道，并发现一些规模较小的制造业企业没有能力向东南亚转移产能。该企业希望学习TTI模式，发展一些新品类。但去年，他们承接了一项保险柜市场订单，由于对工艺流程不熟悉，废品率超过30%。

因此，企业负责人开始思考，如果将企业转变为平台，为更多小型企业提供海外市场的支持，企业的生态地位将迅速提升。该企业研究判断认为，其原有产品的市场规模约为30亿元，即使加上相关产品，在三年至五年内达到20亿元至30亿元的规模已是极限。

但保险柜的全球市场规模达200亿元，目前东南亚国家的供应链中尚无成熟的同类企业，因此一旦能够拓展保险柜市场，市场前景将更加广阔。基于此，企业认为他们可以发展成为“1+X+N”的平台模式，其中“1”代表平台企业，“X”指与主业相近的产品，“N”指相关产品。

随后，在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牵线搭桥下，该企业迅速与一家在保险柜业务领域废品率几乎为零的专精特新企业取得了联系。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考察，双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合作签约。

观念、模式和经营策略的改变，促成了企业的变革。投资人希望他们在投入时企业具有制造业的估值，但最终能够获得服务业企业的估值。而企业也通过改变运营模式，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从制造到系统

在此前的专栏文章中，笔者曾介绍过广州汉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上热（上海）金属热处理有限公司的案例。这两家公司以往仅专注于产品的生产，未曾意识到下游企业真正需要的是解决方案，而非单纯的产品。如今，这两家企业均已将业务重心转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因此对技术公司而言，关键在于建立系统并提供全面的技术解决方案，而非仅仅制造产品。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下称“虹桥公司”）作为一家传统家具企业，如今也在逐步向平台型企业转型。其转型之路始于参与投标成为服务商。

谈及几年前参与国内某机场家具项目投标时，虹桥公司董事总经理左伯良至今仍心有余悸。虽然虹桥公司曾承接过很多国外机场的家具项目，但都是给中标的服务商提供代工服务。当他们自己首次以服务商的身份参与投标时，面临的挑战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一系列标准和资质问题。

左伯良说在投标过程中，需要预存超过两千万元的保证金，以确保产品能够及时供应；同时还需提供ISO质量认证、环保认证及相关检测报告，且这些文件的有效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幸运的是，虹桥公司经常安排产品进行检测，避免了长时间的排队等待。若非企业刚好有计划地安排了检测，检测报告一年半载也出不来。

在投资医院项目时，左伯良说他们必须比医院院长更理解医院的需求。医院内的所有布局都需要精心设计。由于虹桥公司曾实施过精益生产，他们就把很多制造业精益管理的理念应用于医院办公家具和设备的布置规划中。例如，虹桥公司通过精益改善，原本工人每天需要行走20000步的生产车间，调整后仅需行走7000步，大大节省了员工的时间。同样，虹桥团队在制定方案时，会深入了解医院各科室的工作流程，以及医生的工作内容和环境，并派出专业人员实地测量医生的日常步数。

当被问及虹桥公司如何转型为平台型企业时，左伯良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是平台企业，只是觉得以前给国外服务商供货，现在自己也有能力成为服务商，但没料到这么难。转型初期，他们参与投标意味着要与原有的经销商和下游企业竞争。转型风险巨大，特别是在投标机场项目时，需要准备的保证金、押金和备货等费用高达四五千万元。与经销商和服务商的竞争直接导致对方停止下单，虹桥公司的业绩一度大幅下滑。

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是否值得？左伯良说：“值得。”他说，在虹桥公司参与国内机场家具项目之前，这些项目几乎被德国、日本等国际服务商垄断。我们受制于人的不仅是高技术领域，在服务业领域，尤其是涉及标准、服务和检测的业务，往往也被国外服务商所主导。国外服务机构形成了完整的链条，无处不在。曾有一家生产粉尘设备的企业希望向虹桥公司供货，性价比很高，但由于其产品不在国际认证体系的设备清单中，虹桥公司不得不购买价格昂贵的外国设备。

然而，自从虹桥公司成为国内机场家具的服务商后，国外的服务供应商几乎销声匿迹了。左伯良认为，国内企业在产品质量、服务响应速度和应用创新方面，相比国际服务商更有竞争优势。

最近，左伯良正在学习AI技术，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设计效率，另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医院、机场、学校的办公家具应用数据库。通过算法验证家具和办公设备的布局合理性，形成平面图和3D图，进一步提高效率。他认为，重点在于强化设计和营销，提升客户体验，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

从制造业向服务商转型，企业的管理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左伯良称，以前企业生产产品，侧重于产品的功能和生产，虹桥公司以办公家具为主，因此注重设计和人体工程学的应用。为了设计出优秀的产品，虹桥公司经常不惜重金聘请世界知名设计师。有时，仅一张椅子的模具费用就高达两百万元。转型为平台后，企业最大的变化是研发要以市场和用户需求为导向。

有位制造业企业的老板曾跟做电梯的老板说，工厂购买电梯，其实是购买物流服务。电梯企业必须成为物流专家，为买家节省空间和时间，提供更好的工厂物流解决方案。左伯良对此深以为然，他认为虹桥公司就应该成为医院办公、机场客流、企业办公及生活、学校管理等方面的专家。

随着商业模式的变化，虹桥公司内部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包括实行事业部制和合伙人制。总体管理思想是以用户为中心，深入打造用户场景。左伯良将虹桥公司打造成一个内部创业平台，共享生产、展厅、资质等资源给创业团队。他提到，虹桥公司每年需要投入两百万元维护各种投标资质，以及两百万元维护和更新展厅，这就是服务平台的价值所在。未来，如果建立AI家具设计平台，包括设计和推广资源都可以共享，平台的宽度更加广阔，企业将更具竞争力。平台的优势在于软件比硬件更重要，包括品牌、设计、数据、资质和标准等。

制造业新的生态位

平台经济模式起源于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兴起。在需求端和消费侧的推动下，商业模式逐渐由B2B（企业对企业的业务）向B2C（企业对消费者的业务）转变，通过平台上的资源整合，形成了万物互联的效应，构建了全新的商业生态系统。

平台经济模式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模式，还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工作和生活，改变了创造财富的方式。

制造业企业向平台型企业的转型，既与互联网的兴起有关，也与中国制造业的厚积薄发和向上发展有关，同时与外部环境倒逼、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

位于广东佛山顺德区的广东耀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耀龙公司”），原本是一家旗杆生产企业，占据全国高端旗杆市场70%的份额，其产品还被选为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的专用旗杆，同时也是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旗杆的产品提供商。

自2019年起，耀龙公司充分利用佛山的供应链优势，探索从单一旗杆产品向智能场馆设备服务商的转变。目前，耀龙的产品已覆盖所有体育赛事场馆所需的设备和系统，包括升旗系统、计时计分系统、标准时钟系统、信息发布系统、售检票系统、中央集成控制系统、场馆运营系统以及电视转播等专业赛事系统。耀龙公司在产品设计、软件系统开发和硬件设备生产方面均实现了自主研发，并申请了多项国家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体育场馆系统和应用解决方案。

耀龙公司执行总经理陈晓龙表示，以前国内体育赛事的全套设备基本依赖进口。通过旗杆业务的开展，耀龙公司对体育场馆及体育赛事的需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健康和体育运动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耀龙从单一旗杆产品向体育赛事场馆运营系统及设备的延伸提供了机遇。他表示，耀龙将进一步拓展到整个运动场景的前中后端，包括赛前训练系统、赛中比赛操作运维服务以及后期场馆的商业运营系统。

在中美经济博弈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制造业企业出海，另一方面是国内企业解决“卡脖子”问题。企业从单一制造向系统服务供应商的转变，代表了一种更全面的能力。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在于制造，更在于系统性和软件化的能力。这涉及到标准、系统设计、整体工程等方面，这些都已经超越了传统制造业的范畴，属于服务业领域，这是中国制造原本所欠缺但附加值更高的新领域。

广东中海万泰技术有限公司是由佛山市南海中南机械有限公司（下称“中南机械”）与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油服”）合作成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专注于高端海洋石油机械关键装备及关键部件的研发与生产。公司自主研发的“璇玑”系统（旋转导向钻井和随钻测井技术）的首条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填补了国内空白。该系统集随钻测井及旋转导向钻井于一体，目前已成功完成1000口井作业、100万米钻井总进尺，关键作业指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标志着我国高端油气钻井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中南机械原本是佛山一家生产精密零部件的制造业企业，产品涉及船舶制造、航空航天、石油勘探等多个产业，并曾为“蛟龙号”提供关键零部件。与中海油服的合作中，中海油服负责研发控制系统，中南机械提供硬件配套，软硬件结合，“混合”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油气钻井设备公司。

从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到制造业平台，中国制造企业已悄然进入新的生态位置，形成了新的市场格局。这一生态位代表着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部分，展现了中国制造新的竞争力。

建构新的产业体系

展望未来，中国将逐步形成自己的产业格局，既有基于设备的制造、基于品牌与渠道的制造，也有基于系统与标准的制造。从目前市场形态看，企业从制造向平台的发展仍属于市场发育的自然状态，距离形成真正的市场格局，尚需五年至十年的发展过程。

这个阶段将是中国产业重建的关键窗口期。结构一旦形成，中国产业将步入稳定发展阶段。我们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应当关注这一趋势，正确引导平台型企业的发展，并在政策、产业链和新市场要素等方面给予支持。

制造业企业则需要从更高的维度出发，从客户需求的角度审视产业的未来方向，抓住机遇，建立平台服务能力，成长为平台型企业。可以预见，成功的制造业平台型企业将能够在垂直领域内重塑产业，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或独角兽企业。

平台型企业应更加开放，从软件、系统、数字化、管理等多方面提供服务，赋能产业，服务更多产业链上的企业，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促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那些无法为产业提供赋能、服务，无法为产业带来更高效率、更好生态的企业，无法成为真正的平台型企业。例如，那些仅依靠垄断地位、不平等地位，通过拖欠上游企业账款获利，而不为产业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总包工程企业，都不是真正的平台企业。

左伯良指出，虹桥公司不与那些只提供低利润、极不平等的商业条件的总包工程国企合作，因为这样的配套业务应收账期过长。一个真正优秀的平台企业必须是良好生态的建设者。

在制造业向平台转型的窗口期，也有企业家对中国市场可能的无序状态表示担忧：虽然国际企业可能存在垄断行为，但它们在建立市场规则方面有很强的能力。一旦这些企业退出中国市场，中国企业的规则意识不足，就可能出现一哄而上的局面，最终导致市场分散无序。如果没有大量平台型企业作为支撑，中国的产业体系可能会因混乱而坍塌。

从事外贸服务平台的企业表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的规则建设能力还是比较弱，权力部门可能会分割市场力量，阻碍市场规模经济的形成，这也是难以形成中国企业平台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企业在国外建立平台时，缺乏国家背书，处境也相当困难。因此，他们呼吁，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生产关系，这是中国经济结构重塑、平台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前提。

笔者认为，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是中国制造业企业重塑行业、重新定义企业的重要途径。大量工业控制系统、工业APP的应用，也将催生一大批制造业平台企业的出现。构建从制造到平台的产业体系，需要顶层设计、前沿技术、市场规则、产业要素等多方面的配合，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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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泓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