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为人所知的代笔故事

1870年，卡尔·马克思与恩格斯、他的妻子燕妮以及他的女儿劳拉和埃莉诺一起的合影。

19世纪50-60年代，是马克思集中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期，也是马克思经济状况沉入谷底的艰难阶段。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恩格斯以无私奉献的精神，长期为马克思一家提供经济援助。除此之外，在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中，恩格斯对他而言既是杂事咨询处，又是专业顾问，既是参谋又是第一个批评家。与马克思的伟大友谊，是恩格斯一生最为珍惜的情谊。

一千多封信件的情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60年代所写的书信现在保存下来的有1300多封，时至今日，阅读这些信件，依然让我们感动不已。

两人在信中真是无话不谈啊。信里，有马克思诉苦流亡生活中不断降临在家庭上的种种灾难，有自己怎样构想摆脱穷困的多种办法又如何常常落空，有对唯一的希望弗雷德里克（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昵称）的思念和依赖；有恩格斯抱怨和父亲的“塑料”亲情，有在办事处苦闷忙碌的日常琐碎，有对从事理论研究的向往而不得的遗憾，还有对远在伦敦的挚友摩尔（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昵称）的思念和惦记。

从曼彻斯特到伦敦、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书信来往有时是一天一封，甚至一天好几封。埋首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经常问恩格斯各种经济问题，比如交易所和贸易的具体数据，还经常向恩格斯请教工厂管理和运行的实际情况，比如他写信询问恩格斯的工厂一般隔多久更新一次设备，而马克思询问得这么细并不是他自己想去开厂子，而是因为机器设备平均更新的时间对于说明大工业时代里工业发展的周期问题至关重要。

他查阅文献得知曼彻斯特的工厂平均每5年更新一次，但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感觉这个数据不可信，而显然恩格斯就是他最可靠的信息源，恩格斯回信告知他所在的工厂通常13年左右更新一次设备，马克思很高兴，这个数据才和研究推演结果差不多，那个所谓的5年的更新周期果然是面子工程啊。

恩格斯也同样把马克思作为自己最信任的学术后盾。他研究军事、研究哲学、研究自然科学都随时写信告知马克思自己的进展和关注点。比如，虽然他是“军事专家”，但马克思的见解他从不忽视，有次他专门写了对美国内战的分析，让马克思评析一下自己的判断是否成立，马克思回信表示并不全部认可恩格斯的结论，他分析了美国南部和北部的作战区别，从政治因素、军事人才、财政措施等恩格斯涉及的主要方面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美国的内战必须按革命的方式进行，而当前美国北方却执意按照宪法来进行。恩格斯回信欣然接受马克思的判断。

也有人批评马克思是“伸手党”——只知道跟恩格斯伸手要钱，替恩格斯觉得不值。其中最多被提起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恩格斯写信告知妻子玛丽过世的消息后，马克思回信中表现得十分冷淡惹恼了恩格斯。

实际上，马克思当时因为生活重担搞得心烦意乱，确实在面对挚友的悲痛境遇时做错了，他的冷淡态度也的确让恩格斯生气了，他一个星期没给马克思回信，这是破天荒隔这么久。

马克思坦诚自己寄出那封信之后就悔青肠子了，“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受尽了一切压抑，但是再也没有比担心我们的友谊发生裂痕的忧虑那样使我感到沉重”。恩格斯很快原谅了马克思，回信说摩尔你的坦率让我没有办法继续生你的气。

马克思连续几封信里都尽量用轻松的语气安慰恩格斯：“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疙瘩，那就像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说出来，你要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这样真心地关心你的忧乐，除了你的摩尔。”恩格 斯随后也回信说：“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 ”有过误会、有过龃龉，这些再正常不过的交往过程却被有心之人解读得面目全非。

我们去阅读这保存下来的一千多封信件会发现，在这一时期，除了生活、除了革命事业，很大的篇幅是马克思向恩格斯汇报自己写作《资本论》的进展，比如，他会在一封信里说完今天抽了很多烟，笔锋一转告诉恩格斯自己已经完成了推翻现有的利润理论的工作，替我开心吧……也会在一封信里写好多好多页告知研究地租理论所阐述的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比如，资本的有机构成，希望恩格斯回复自己有哪些意见。

《资本论》虽然署名是马克思一人，但出版的时候马克思曾极力要求恩格斯共同署名。恩格斯坚决拒绝了马克思的好意，但他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贡献却并没有因为没有署名而被历史掩埋。

两个无话不谈的好友，在留存下来的信件里，用生活化的语言为我们勾勒出了两个并肩作战的革命导师有血有肉的形象。他们有犀利的言辞交锋，有激烈的思想火花碰撞，有千回百转的思念感怀，有零零碎碎的生活琐事，更有惺惺相惜、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

一个负责经济研究，

一个负责经济实践

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在伦敦定居，目睹了这个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和当时最繁华的资本主义城市的运转。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一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最为透彻，却终其一生都深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折磨——终日与贫困作战。

创作《资本论》的阶段，马克思几乎没有任何稳定的收入，一个坐穿冷板凳的学者全身心研读资本，但背后却没有编制、基金、课题的任何资本资助。

从1852年2月27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经历的贫困挣扎多么触目惊心：外套典当了，出门都变成了奢侈；买肉食的店铺再也不接受他们家赊账，所以一个多星期没尝过油水了。9月28日，他继续向恩格斯倾诉：妻子燕妮病倒了，女儿小燕妮也生病了，过去请不起医生，现在依然请不起医生，连药钱都付不出来。家里的主食只有面包和土豆，在吃了10天的面包土豆后，今天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得上这些。恩格斯收到这些信，可想而知心情有多么焦灼。所以无论是出于私人情谊还是维护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他都愿意去当那个“埃及的幽囚”。资助马克思，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义无反顾地将这个担子扛起了。

恩格斯一开始回曼彻斯特的时候还给自己默默打气：这种囚笼生活只是暂时的，几个月，最多两三年，我就能摆脱了。没想到，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20年。恩格斯时刻给自己准备“退路”，不想把自己百分百绑定在公司里，头几年他虽然天天上班加班，但是他没有要求高的职位，所以收入并不高。他和玛丽过的苦日子并不比马克思一家好多少，只能自己节衣缩食，力求马克思一家不挨饿。

前面我们讲过，1851年6月老恩格斯到曼彻斯特 视察恩格斯的工作时，恩格斯趁机提出涨工资的要求，从下一年开始恩格斯的年薪可以有200英镑，其中包括100英镑的工资和5%的分红。

200 英镑在那个年代是多少钱呢？一般来说，当时一份月薪5英镑的工作，就会有很多人拼命抢着去干了。 当时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一英镑到两英镑，在1859年的时候，一个男性的纺织工的平均工资是18先令6便士，女性则是10先令多一点。 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的编制内的普通官员的月收入是6英镑。 但这200英镑并不是说全是恩格斯能够结余在手里的，日常经商交际的费用、租房和生活的费用（尤其是要装点门面来与其他资产阶级保持一致风格）都是很大的开支。

恩格斯后来的年薪从200英镑涨到了265 英镑，除去必要开支，恩格斯总是想方设法地攒钱、省钱，可以接济马克思，还要接济党内其他困难的同志。 恩格斯救济马克思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在收入微薄的时期也能尽力给马克思每月汇去5英镑。 他曾在信中写道：“2月我会寄给你5英镑，而且以后每个月你都会收到这个数目的汇款。 我可能会负债，但是没有关系……你要答应我，不要因为我给你寄了这5英镑，就不在困难的时候给我写信要钱了，只要你需要，我都会帮助你的。 ”

19 世纪50年代中期，贫困先后夺去了马克思四个儿女的生命，使马克思一家遭受沉重的打击。恩格斯邀请马克思和燕妮来曼彻斯特散散心，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也促使恩格斯更进一步争取拿多点收入。

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恩格斯股东的身份得以确认，这样他每年可以获得公司7.5%的分红，他每月给马克思寄去 10英镑，还附带不少银行券；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分红比例提高到10%，每年收入约为1000英镑，给马克思的支援增加，直到这时才帮助马克思一家彻底摆脱贫困，生活总算能过得像样一点了。

从1851年到1869年，恩格斯总共汇去3121 英镑。 对于恩格斯长久的资助，马克思十分感激，也十分不安。 他告诉恩格斯：“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 ”

贫困像梦魇一样折磨着马克思，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慷慨资助，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了。

当时不为人所知的代笔故事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济援助只不过是他帮助挚友的方式之一，他还曾协助马克思在同一时期完成一件不为人所知的代笔工作——马克思称之为“谋生的迫切需要”。

1851年8月，《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查理·德纳邀请马克思担任该报驻英国的通讯员，这是一个有稳定收入且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从哪方面看都应该接下来。但是，通讯员的工作大幅占据了写《资本论》的时间，马克思心里很焦急，加上他当时英语不熟练，处理政论文章格外费劲。于是马克思向恩格斯求助，希望他代笔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

为了帮马克思保住这份工作，恩格斯虽然每天回到家都已经8点多了，累到恨不得马上睡过去，但还是接 下了这个活儿。 于是才有了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读的一个经典篇目——《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从1851年10月到1852年10月间在报上刊出的19篇连载论文即后来汇总成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是出自恩格斯。也是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论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此后，恩格斯还代替马克思写过军事类的评论、时事政治评论，在以马克思的名义在这个报纸上发的论文中，大约120篇是恩格斯代笔的，但署名自始至终都是马克思，稿费收取人也是马克思。

当然，并不是说交给恩格斯来代笔之后，马克思就什么都没干了。实际上马克思也写了不少通讯稿。但最开始的两年，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都要先寄给恩格斯来翻译成英文。为了及时完成翻译，恩格斯使了“洪荒之力”。

有一次，他没有翻译完就将稿子寄出了，同时他写信给马克思解释了原因：早晨收到文章，但在办事处忙活了一整天，脑袋都忙昏了，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把文章通读了一遍，动手翻译很快就到了写信的此刻——11点半，只有12点前把文章送到邮局，马克思才能及时收到信件，于是他只能把现在已经译完的先寄送出去，这是自己尽力的结果。

这些经过，当时没有人知情，甚至编辑德纳也未能察觉文章出自两个不同的人。后来他俩的通信公开后我们才得知这些原委。马克思和恩格斯互相之间没有计较过，反倒现在有人却动不动利用这些过往炮制自己的想法来诋毁他们超越一般友情的革命情谊。

长期的分离并没有阻挡他们

习以为常的学术合作

在这一时期，马恩二人共同创作了许多论著。他俩通常一起商定主题后再合力拟定提纲和主体框架，然后要么共同写作、要么分开写作完成。

例如,《流亡中的大人物》是两人在1852年5-6月间在曼彻斯特共同完成的，而《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则由马克思执笔，《波河与莱茵河》是恩格斯撰写，《福格特先生》则是由马克思主笔，恩格斯提供研究所需的历史资料并补充马克思的初稿。

如果有人怀疑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友谊，那么每次他们相聚的快乐、合作的成果怎么解释呢？当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过着坐牢一样的经商生活，马克思在伦敦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因远离恩格斯而产生的郁闷只能靠每天的通信来纾解，是的，你没有看错，他俩几乎每天通信。

恩格斯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引路人，因此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期间更加想念并需要恩格斯在身边一起研究，“我在这里几乎只和皮佩尔一个人见面，过的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你可以想到，我在这里特别想念你，需要和你商量。”

有时间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家就会互相串门，拉法格曾经回忆道：“恩格斯来信说他要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来的时候，马克思一家都为此大大欢庆，老是谈这件事。而当恩格斯来的那一天，马克思等得不耐烦，甚至工作干不下去。两个朋友抽着烟，谈了一个通宵，畅谈着他们分别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马克思一家早已把恩格斯当成家中的一员，马克思的女儿们，尤其是小女儿艾琳娜，一直把恩格斯当成自己“第二个父亲”。恩格斯一生没有孩子，他把马克思的三个女儿视如己出，经常接孩子们去曼彻斯特 居住。有次马克思都佯装吃醋调侃小女儿，说她一回到伦敦就开始想念在曼彻斯特的家了。

马克思本人也曾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感怀一番：“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比任何时候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做过这么高的评价。”

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让我们看到了友谊最美好的模样。

节选自 《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 恩格斯》。

《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恩格斯》

张新/主编

刘娜娜 王静 张秋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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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新 主编

刘娜娜 王静 张秋婷 著

张新 中共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党委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发表有《恩格斯传》《读懂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的探索》等六部个人专著，主编或合著学术著作或教材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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