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隆武元年（1645年）十月，就在鲁监国为分地分饷问题困扰得不知所措，他明知分饷分地不均，方国安飞扬跋扈侵占兵饷而义军无饷可得，他一再对领义军大臣表示同情之时，却采取了一个惊人的行动，授方国安为大将。
十一月里的一天，冠山绝顶之上筑起了坛台。这天“旌旗蔽空，车马如织”。鲁监国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拜将封群典礼。拜方国安为大将，总统诸营，统一指挥江上抗清大军。
同时进方国安为荆国公，进王之仁为武宁侯。鲁监国本意是举行如此盛大典礼，将激发方国安的忠义之心。结果事与愿违。
1、方国安与马士英、阮大铖合流
方国安，字盘石，贵州贵阳人。崇祯时官至总兵。鲁监国初封为镇东侯，驻严州。本无什么战绩，却能招降纳叛，制造事端。
当南京弘光政权覆亡兵，阁臣马士英挟持太后逃至浙江杭州，欲拥立潞王朱常淓监国，遭到拒绝，并被群臣攻击难以立足。
逃至绍兴谒鲁王朱以海，仍遭严拒，官绅士庶群起而攻之，称其为奸相，必欲杀之。
九江佥事王思任上书请“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赎其欺君误国之罪。刘宗周也主张“非斩士英光以收既溃之人心”，他惶惶如丧家之犬，无处容身，最后狼狈逃到严州入同乡方国安军中躲避。
不久方国安又收留了阮大铖。原来阮大铖追随弘光帝出逃至芜湖，弘光帝被俘，他便随朱大典撤退至金华，大典欲留其于军中治事，士民得知后，传檄声讨，称其为逆贼，大典于是将其送至严州。
这样，马、阮成了方国安的座上客。他们共同对所遭不幸愤恨不已，必欲报这种无名之仇。他们投方国安所好，很快勾结在一起。
尽管臣民士庶无一不对马、阮切齿痛恨。方国安却对其十分信任进而上疏请求令马士英入朝，立即遭到反对，张国维“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
而臣下要求遂杀马、阮的呼声仍然不绝，鲁监国却“不能执而诛之。以此赏罚尽失，士气哀沮”。造成恶果，不止如此。他见方国安庇护马、阮二人，不仅不予追究，竟然下令马士英督方国安之军。
除恶不尽，贻患无穷。方国安本来就很少报国之志，马、阮来到后便与其“日议分地分饷”，置国事于不顾。
疯狂地侵夺军饷，致使众多义军无饷可得，逼其遣散不成军，使抗清事业陷入困境。
方国安拜将之后，虽然又组织了大小十余战，但“无败亦无胜”。
因此时清贝勒博洛班师回京尚未返还，清的方针是据守杭州，暂不出击。而蓍积力量，所以此刻方国安军频频出击，不只是虚耗兵力，且潜伏着危机。他本人连同鲁监国对此并不知晓。
鲁监国对暂时的军事相持毫无认真分析以采取积极对策，又重蹈了弘光政权陶醉升平浊乱朝政的覆辙。
2、六奸臣的为恶
鲁监国朱以海宠幸的元妃张氏，是萧山人。
朱以海监国绍兴后，方立为元妃。由于她的受宠，其父张国俊得封伯爵。小人得势的张国俊凭皇亲的关系，“内结阉臣客凤仪、李国辅，外倚悍将方国安、王之仁。颇通贿擅事”。
张国俊等人作威作福，“气倾中外。咫尺大敌，而越城哀衣宽带，歌续宴会如平常”。
他们的所作所为扰乱了朝政。使正直之人寒心，进贤之路堵塞。不久便有客凤仪、李国辅以太监的身份兼制军饷之事发生，又引起朝臣一片反对之声。
鲁监国却不以为然，认为群臣是小题大作不该如此而不予理会。钱肃乐按捺不住心头的义愤，上疏痛揭朝廷存在的严重问题。公开抨击放纵皇亲国戚之失及朝政诸多弊端，且指名道姓。
这是一种勇气。但疏上似乎并未触动鲁监国，却使张国俊及方（国安）、王（之仁），马（士英）阮（大铖），客（凤仪）、李（国辅）之流“恨甚”。
张国俊尤为恨钱肃乐入骨。
这时在宁波抗清举义事变中曾扮演极不光彩角色，乞求饶命而以家资助军的投机人物谢三宾，正积极活动准备混入朝廷。他大肆行贿，打通关节。获得“金万两”的张国俊，便“胁监国，必致三宾于枢要”。
于是朱以海便授命谢三宾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三宾的入期入阁，更加剧了小朝廷的混乱，他们沆瀣一气，排挤打击钱肃乐等正直大臣不遗余力。而这时方国安等争饷如故。
进入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1646）以后，义军几乎完全处于无饷状态。
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浙东本来是熊汝霖、孙嘉绩首举义旗，率众共同拥戴建立了监国朝廷。
后来“亡将遗兵”纷纷前来，方国安拥重兵权倾一时，出现了“客反居上”的局面。熊、孙等以大局为重，接受这个现实，愿意“与同济难”。但方国安却“逍遥殊无意。一年之中麇饷数百万”。
而这些军饷全出自于当时所控制的八郡之民，百姓负担沉重，弄得“贫富交尽”，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面对这种状况，拜受礼兵二部尚书的陈函辉长叹道：
“八郡敝矣！诸军犹诛粮无厌，是重弃民也。北来生兵，日益一日，不知此身何所耳！”
他的忧虑全是事实。但可悲的是，从百姓身上残酷搜刮来的军饷，几乎全被方国安等人侵夺，广大义军却全然无份。
3、钱肃乐被逼去职的后果
钱肃乐、孙嘉绩等因无兵饷可筹，再也支撑不下去，他们连名上疏请求放弃兵权，将所部军队归开远伯吴凯指挥，鲁监国不许。
于是钱肃乐又上疏说：
“臣兵不得不散。但臣以举义而来，大仇未复，终不敢归安庐墓。散兵之日愿率家丁数人，从军自效。”
这是沉痛的至诚之言，鲁监国如果能稍作一点主，合理分配一下窘迫的军饷，也不会令义军瓦解，但他却一点主意也没有，只会发出无济于事的“温旨慰留”。
这时反对者们又造谣诽谤说钱肃乐“将弃军逃入闽”，去当隆武朝的大臣。并有风声说有人已派出壮士埋伏于途中准备劫杀。
钱肃乐便不再迟疑，丢下军队，“拜表即行”说：
“臣从今披发入山，永与世辞。请主上加踪迹，断不入闽，以遭殄灭。”
鲁监国得疏后，大惊失色，见这位曾毁家起兵、全力拥戴自己的大臣竟离朝而去，很受感动，但考虑到去志已坚不可挽留，“于是降旨令其往海上同黄斌卿、张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复三吴”。
同时加钱肃乐为吏部尚书兼理户部事。这不啻异想天开！他仍不知钱肃乐何以下此决心。国家已被方国安之流糟蹋得难以为继，空虚得很！不看看义军相继溃散的事实，还谈何雄心勃勃的北伐大业！钱肃乐拒绝了鲁监国授命。
就在这时佥都御史章正宸率领的义军，也因“无饷，乃散军”。当年满怀忠义、满怀希望，惨淡经营起来的抗清义军，这振兴国家的极其宝贵的力量，就这样白白葬送了！
义军溃散，忠臣愤离，监国朝廷国势大坏。
陈函辉对他竭力拥护的鲁监国政权丧失了信心：
“大事去矣！夫无种蠡之才，而有伯豁之佞，何以能久？”
不幸地是陈函辉所言全是事实。“少威断”的鲁监国既无力振作朝纲、纠正时弊，更难驾驭跋扈之臣。
在当时文武朝臣之中，越来越多的是追求个人身家之利，越来越少的是精忠报国之心，贪鄙已成为一种竞相仿效的风气。“诸将骄横，诸臣竞营高爵，请乞无厌。”
而更令忠义正直之臣痛心地是，鲁监国对此竟听之任之，往往尽量满足其无厌之求，溢行赏赐。
他自以为如此便可以拢络人心，安定大局，殊不知乃自乱阵脚。
兵部尚书余煌以沉痛的心情上疏规劝道：
“今国势愈危，朝政愈纷，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与思先帝蒸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谈，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
这种苦心婆心的劝告，似乎并未发生多大作用。监国朝内已是颓风难挽。
4、江干大捷
鲁监国所任命的大将方国安，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方国安贪饷恣肆严重地败坏了国事而贻误了战机。
本来监国元年前后的冬春两季，半年多的时间内，是敌人力量相对较弱而监国朝中士气正旺之时，但鲁监国却没有很好利用，以推动战事的进展。
当军饷越来越匮乏，特别是义军已陷入无饷的境地，形势开始急转直下。特别是自春天以来，与跨江相距的清兵，屡次交战均未能获胜，“各营皆西望心碎”，士气低落。
这时王之仁上疏鲁监国说：
“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乃一败后遽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臣为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隶沉船一战。今日欲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
自告奋勇，主动请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自甲申（1644）、乙酉（1645）天地翻覆，南明政权相继组建之际，武将们大都拥兵自重，“未建寸功辄封侯伯，竭天下之饷以奉之。平日骄横，卑视朝廷，一闻敌至，莫不逃降。‘战'之一字，虽上趣之不能，而况自请乎！”
鲁监国对此不能不受到触动。
但抗清必须“一乃心力”，全线呼应，彼此协调。由于自方国安任大将军，总统诸营之后，却注意力并未放在抗清事业上，而是“期会不信，调度不灵，故缓急有不相应之势”。尽管江干之上不乏忠义爱国的将士，往往“一处进战，一处退休”。
这种互不协调，使战事难成。所以鲁监国又不能直接去发号施令。对王之仁的请战只有等待时机了。
三月初一日，清军兵船数艘自钱塘江上流而下，督师张国维紧急严令各营守好汛地。
王之仁则驱舟迎战，并急命发炮。“持火者颤不能举，之仁手刃其人，自引火发之，碎一舟。”
当日东南风大起，王之仁率众“扬帆奋击之，碎清舟无数”。张国维随即督诸军助战，“清兵为之少却”。此战取得了胜利。
仅郑遵谦率所部从江中捞取清人所弃之铁甲就达八百余副。这是监国朝自入春以来的第一次抗清大捷，它消除了人们一直对王之仁的种种怀疑。王之仁坚定抗清之志“始如云如日”，大白于天下。对此“江干诸旅莫不称快”。人心为之一振。
5、陆清源之死的真相
鲁监国毕竟是一国之主，他没有忘记抗清复国的大业。他也许很清楚该如何去调动臣民士庶的抗清积极性。
三月十九日是崇祯帝殉国的忌日，即所谓大祥之日。鲁监国下令“三军缟素一日”，并于朝堂设祭，亲自哭临。
想借此激发众人的同仇敌忾之心，以全力抗清。可是不久，阅使之事，又使他恐惧得不知所措。
三月初，隆武帝遣佥都御史陆清源解饷十万，犒师浙东江上诸军，不论它内含多少政治目的，但对抗清事业毕竟是件好事。结果为方国安部下所杀。
原来，当陆清源来到后，方国安令人将饷册交与陆，使其按名册颁发，名册中首列马士英之名，清源将其抹去。马士英大怒，于是挑动国安军中将领斩杀陆清源，同时“纵马提饷”。并且发出檄文“数隆武罪”。把事情弄坏。
张国维听说后，叹道：“自我戕毒，祸不远矣！”
但更恐惧的要数鲁监国，本来他不接受隆武帝之诏已属理亏，此事他更觉理亏且无法交待。生怕被激怒的福建方面发兵来讨。于是“定议抽兵属国维西征”，改令礼部尚书余煌兼兵部尚书，督师江上，“而事不可为矣”。
尽管形势愈加严峻，但不久海上出师的捷报又很使他兴奋一番。四月份，兵部主事王正中率师渡海盐攻下了澉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