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在葱岭以西：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四场陆战

由于地理阻隔因素，古代中国很少有机会同远方的其他文明展开直接交流。乃至激烈冲突都数量很少，几乎稀有到屈指可数的地步。而且其中的大部分皆为海战，似乎并不能完全展现华夏文明的本土优势。

但凡事皆有意外，我们还是能从浩瀚史海中寻觅出四个案例。尽管时间跨度极大，规模对比更是千差万别，依然是不可多得的文明记忆。

班超逼退贵霜之战

公元1世纪，随着东汉王朝的重整旗鼓，洛阳宫廷的决策者们开始逐步重塑帝国框架。位于河西走廊另一头的广袤世界，就是急需再征服的战略枢纽。恰逢全新的贵霜帝国在阿富汗与北印度崛起，同样为经济利益而尝试东进。两强间就不可避免的产生竞争，以至于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紧张地步。

公元90年，名为谢的贵霜帝国的副王便率军前来征讨，意图将阻碍自己外交政策的钉子拔除。但原始典籍上的70000兵力数字，更像是为震慑对手而故意夸大的虚数，也可能是都护府本身的邀功手段。因为帝国实施典型的古典波斯制度，在最高的王中王之下还存在许多区域统治者。所以单个副王根本无力调动所有资源，甚至是只能依托自己的直辖区域。而距离汉属西域最近的贵霜省份，就是曾两次遭西汉征伐的大宛。除少量贵族聚集的城镇，基本还是牧民驰骋的河滨草场，很难动员起充足的兵源。加之帝国为降低统治成本，经常将兴都库什山南北的士兵对调驻扎，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可用之兵的数量。

此时，限制他们前进最大障碍是后勤。由于当地的环境持续恶化，可供使用的生存物资大都零星分散在各个绿洲之间，所以很容易被土著们提前藏匿和清理。茫茫的塔里木中央沙漠又不适于人类通行，逼的贵霜军队只能尽快转入盆地北部，并且沿途分兵驻扎，很快就将理论上的数量优势消耗殆尽。特别是充当主力的大宛士兵，根本没动力对文化近亲们痛下狠手，使任何地段的封锁都无法实施。

唯一的变数，是同属于吐火罗后裔的龟兹。那里存有大片面积尚可的绿洲湿地，自然是少数能提供充足给养的潜在对象。副王谢便派使者前往采购粮草，并遭班超提前埋伏的士兵截杀。

当死者的首级被班超送到对手跟前，这场闹剧式战争的规模和强度也就可想而知。倘若贵霜真有足够的人手来能封锁个别城池，又如何能让这些事件的联络畅通无阻？至于事后所谓的年年上贡谢罪，也更像是帝国史官对贸易进一步畅通的修辞手法。

但就总体而言，远在洛阳的东汉和中心位于白沙瓦的贵霜，始终没有因这次军事冲突而记恨对方。双方还需共同面对众多分布在河中、七河流域、北印度、锡斯坦和西域的斯基泰-伊朗族群，自然不可能为小小风波而影响大局。

怛罗斯之战

公元751年，在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南部的重要城市塔拉兹，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军队，击溃了与之对垒的大唐王朝安西四镇兵马。这次战役的胜负，不仅是两个文明争夺河中控制权的转折点，也是古代东亚与内亚军队之间，不可多得的交手记录。

高仙芝麾下的约14000多步兵，按照经典的唐军战术，布置成前后两线。他们每50人一队，形成经典的楔形三角阵样式，并且按前后交错的棋盘格局布置。每条战线本身因此也分为前后两列，每人手里都装备这长矛与弓箭。他们大部分人都装备头盔，一半以上的士兵配有铠甲，唯一的区别在于手里的弓箭。招募自内地的健儿们使用中原式的长弓，而西域本地招募来的士兵使用斯基泰式的游牧弓箭。

安西军的骑兵约6000人，分成两股，列阵于二线部队的两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突厥式的弓箭轻骑兵，少量预备队则是源自北朝时期的具装重骑兵。高仙芝本人则与部分精锐近卫一起，位于全军的最后方位置。至于葛逻禄突厥的骑兵，则大部分部署在唐军的左侧位置，掩护全军战斗。而跋汗那部人则还在辎重驼队与运输线上忙碌。

萨里的呼罗珊部队中，阿拉伯步兵可能只有千人。他们以10人队为基础，组成了10个百人规模的中队。受到前朝伍麦叶时期的叙利亚-希腊化影响，他们的装备与西方的拜占庭步兵非常类似。前6排步兵是装备头盔、铠甲的重步兵，并在佩剑之外使用长矛和盾牌作战。后4排的步兵是弓箭手，护具稍差，主要使用发射重型箭头的阿拉伯弓作战。

真正的主力是由呼罗珊等地招募的波斯人构成。他们在护具方便比较差劲，使用的也是波斯传统的10人队单位。前5排重步兵使用比较简陋的柳条盾牌，并在手里准备了2支可以投掷的短矛。后5排轻步兵则基本没有什么防护，以经典的斯基泰式弓箭为主要武器。更多来自河中小国和波斯周边地区的炮灰军，组成了全军的第一线位置。他们基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却有着类似唐军的长矛+弓箭战术。

来自河中、花剌子模和波斯的骑兵，构成了阿巴斯军队的两翼。他们当中既有游牧式的轻装弓骑兵，也有波斯特色的具装重骑。少量的阿拉伯骑兵，虽然马不披甲，但兵士本身也有着非常不错的护具。他们在整条步兵阵线的后方，组成了预备队。萨里也像高仙芝那样，在少量侍从保护下，在全军的最后方指挥战斗。

怛罗斯战役，也因此成为了古代东亚军事体系与内亚军事体系的最激烈碰撞。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当时的唐军标准战术，也是从数百年前的内亚引入的。步兵一手弓箭、一手长矛的战法，在葱岭以西已经使用了千年之久。骑兵部队则更是往日鲜卑与今时突厥战法的合成。

唯一的区别在于，唐朝越来越将步兵作为自己的战术核心，并用募兵制取代了初期盛行的征召府兵。他们在同四方对手的交战中，逐步采用了非常激进的轮番冲击战术。在齐射两轮箭矢后，就持矛进行冲锋。利用楔形阵的突击优势，在对手阵线上凿出一个个缺口。一旦前锋遭遇顽抗，则第二队士兵再度出击。前后两线足足可以发起至少四轮冲锋，让普通对手难以招架。

但唐军此次遭遇的是以顽强著称的阿拉伯军队。历史上的他们，特别擅长打硬仗，经常与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军队对攻数日。最后依靠对手的疲惫，击溃对手。至于呼罗珊附近的波斯北境，则因为地处山区而民风彪悍，是中亚地区最好的步兵兵源地。

在之后的5天里，来自中亚的阿巴斯军队同来自东亚的唐朝军队之间，发生了数次火星撞地球般的经典对攻。阿巴斯第一线的炮灰军，根本无力招架唐军步兵的冲锋，只是起到了消耗和延缓作用。但失去冲锋势头的唐军，也很快在波斯步兵的投矛和弓箭齐射中被遏制。双方彼此之间反复对射、冲锋，然后因无法击溃对方而必须进行重组。

期间，高仙芝可能使用经典迂回战术，派出最后一线的精锐步兵去包抄阿巴斯人的右翼。而萨里的阿拉伯步兵，也可以从预备队位置迂回堵住对手的去路。

经过5天的交战，唐军开始露出疲态。他们很可能在两翼骑兵的交战中，最为吃亏。中亚本地的骑兵，无论是护甲还是马匹，本身都优于东方的同行。在双方数量差距不大，战术类同的情况下，唐军无疑损失更大。至于擅长冲锋陷阵的步兵，则在一次次被遏制后陷入困境。阿巴斯一边的多线部署，很好的消耗了唐军的锐气。

这一切都被在两军外侧警戒的葛逻禄人看在眼里。当断定唐军不可能获胜后，内亚政治习惯中，抛弃弱者的习惯开始发挥作用。

战役的第5天，他们与文化更为接近的阿巴斯人达成协议。随着他们的反水一击，体力不支的唐军开始土崩瓦解。

浯屿岛之战

公元1541年，佣兵队长安东尼奥-德-法利亚依旧是个厉害的小角色。他组建起属于自己的贸易团体，并经常运营着数量不等的迷你船队。其中有少数沿途加盟的葡萄牙老兵、水手，但更多人是众多来自马六甲等地的奴隶附庸。

由于遭到风暴袭击等问题，船队在福建海岸损失巨大。部分成员也因此走散，甚至被驻扎那里的明朝军队俘虏。于是，在少量本地俘虏指引下，他们抵达被称作诺乌岛的军队驻地。在当时的明属福建，真正孤悬于大陆外的基地不过5处。其中名字发音最接近的莫过于隶属漳州卫的浯屿岛。那里的4000多驻军不仅需要看守东北方的金门，也负责监视西北面的厦门。而位于海口更深处的月港，还有大批需要他们防备的本地走私海商。

起初，安东尼奥还想靠谈判说理来避免冲突。当发现任何善意都不可能成功后，便只能把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法。这场持续时间并不算长的小规模战斗，就成为明朝正规军与近代早期欧洲的唯一陆战。

安东尼奥麾下得以凑出300人的陆战分队。其中有70名葡萄牙士兵、水手，主要使用火绳枪作战，余下的人以长矛、圆盾和轻剑为主。此外，临时结盟的福建走私海商，也出动了230名武装人员协助作战。

与之对阵的明朝驻军，在理论上应该保有2200人的数量水平。但因为王朝中期的财政缩水、防线内迁和土地制度崩坏，当时的浯屿岛已经只有1000-1200人驻守。虽然体量缩水过半，但仍旧努力维持着标准化的作战流程和队列部署。其中就包括有1/10比例的骑兵，成为引导全军风向的绝对主力。余下步卒都分布在他们的后方和两翼，使用弓箭、原始火铳或刀盾，显得地位低下而士气不足。

当然，主场作战的明军实则更没有底气。他们期望通过进行骑兵的技术操练，对眼前这群没有马匹的新对手实施呵阻。然而，当几个缺乏训练的军户从疾驰的马背上跌落，蹩脚的心理战术便不攻自破。稍后，近百名骑兵又重组为单个方阵，准备对葡萄牙与福建海商的联军实施突击。但还是因为战斗经验匮乏，必须要重新停下来完成整队工作。

利用这个不可多得的窗口期，进攻者的火枪齐射也随之展开。虽然这种武器早已从美洲大陆遍布到东南亚水域，但在故步自封的明朝境内还非常稀罕。对从未有过类似体验的军队而言，密集弹幕造成的冲击也具有很大震撼效果。约半数的明军骑兵，就在这轮近距射击中应声倒地。更为可怕的冲击，还是葡萄牙人射击后就立刻发起的近身肉搏。

因为紊乱的马队，根本无法在原地固守情况下应付此类问题。他们的掉头就跑，也进而造成数百名步兵的争相践踏，场面惨淡而异常混乱......

北线尾之战

公元16-17世纪，整个西方世界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势头。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军事领域内，正日渐拉开与让古老东方世界的技术差距。但不可忽视的地理阻隔因素，仍旧会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磨平作用，以至于双方对细微敏感的变化缺乏深刻认知。例如发生在1661年的北线尾之战，就是这类趋势的微观表象。

当时，足足30艘郑成功的战船正以绝对体量优势，对身陷重围的3艘荷兰战舰展开环攻。另有1队荷兰步兵被派往北线尾岛登陆，负责协同水面单位清缴沿岸敌军。但由于后者已无余力展开协同，只能靠自己的绵薄之力应付全部威胁。担负指挥的拔鬼仔上尉，本身并无多少欧洲高强度作战经验，麾下也不过区区250名良莠不齐的部下。但基于来自印尼、台湾原住民的轻松获胜经验，还是对击溃郑军有很强信心。

相比之下，与之对垒的郑军将领陈泽无疑是更为从容。不仅因为手下人数在1200以上，而且早已为冒失靠近的对手布置好陷阱。他派遣副将黄昭带领其中的半数士兵，携带一些轻型火炮，到荷兰人的正对面构筑胸墙工事。接着，又让500名刀牌手悄悄绕到后方埋伏。尽管大部分士兵仅能以弓箭等冷兵器作战，却对火药武器所产生的烟雾、噪音和有限杀伤有充分心里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拔鬼仔上尉对此几乎是全然所知。他非常迷信那些有关中国人不善战、尤其害怕火器的传闻，以至于对即将遭遇的恶战并无任何充分准备。一旦完成登陆工作，就立即让属下组成2个独立方阵前进，分别为10列纵深、且每列有12人。

当自信满满的荷兰人与郑军遭遇，立即按乐手的鼓声协调，摆出非常经典的射击横队。每当前排士兵发射完火枪，就会立即退到最后排重新装填。由此腾出的空间，又可以让身后的下一排士兵进行攻击。反观据守胸墙的郑军，既有遮天蔽日的大量箭矢骚扰，还有50多尊小型火炮弥补己方在杀伤力方面的不足。他们的带队军官就骑马穿梭在全队最后监督，并会毫不犹豫的将任何逃跑兵丁都当即处决。所以，纵使荷兰人的火枪穿透力与射击连续性更好，也没能换来自己期望的迅速胜利。

当然，郑军对荷兰人的这次胜利，还是存在有不少偶然因素。郑军成功运用了数量优势，用至少4倍兵力完成了迅速合围。彼时的他们，大体上还是依照明朝军制编练部队。通常以1200-2500人为一个独立镇，再分为6个刀牌班和4个弓箭班，再由5名统领和他们的副统领共同指挥。故而不需要临时拆散后重新组合，坐等对方掉入提前布置的区域即可。

总结

平心而论，上述四场战役都不具备决定性，更像是充满意外的局部冲突。但古代的中国军队本就缺乏对外交流机会，能有上述程度的接触也实属不易。

奈何这类“高质量碰撞”究竟数量太少，不足以在胜败之余促动任何改良，连起码的搜集情报兴趣都十分寡淡。若非如此，天朝上国的绝对自信不至于被延续到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