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我看“唱衰中国经济”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不能/不许唱衰中国经济”。到现在为止，关于“唱衰中国经济”的准确含义，我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由这个说法引起的一系列可笑乃至可怕的误解、歪解、乱解倒是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在有些人那里，“唱衰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一根不折不扣的随意打人的棍子。为此，有必要认真讨论一下如何对这个说法的含义进行必要的限定。

1、“唱衰中国经济”不等于批评中国的某些经济政策，或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乃至危机；也不同于对中国经济将会下行乃至大幅下行做出的预测。如果对中国经济存在问题乃至严重问题的判断、分析，以及对于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的反思、批评，是实事求是、基于科学分析的，那么，它就不是什么“唱衰中国经济”，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这样的分析、反思和批评。同样，如果预测或判断中国经济将会或已经下行就是唱衰中国经济，那么，唱衰中国经济的岂不是中国政府？

2、“唱衰中国经济”不能成为动机推测或整人借口。中国人从来喜欢搞动机推测（可能与其唯道德主义传统有关），把动机看得比效果更重要，走到极端时就是只讲动机不讲效果。有时候，“好动机”成为为坏行为开脱的借口，尽管该行为导致了骇人听闻的灾难；也有时候，“坏动机”成为否定好行为的借口，尽管该行为带来了利国利民的结果。前者的最典型例子，就是有人认为“大跃进”虽然导致很多人饿死，但是其动机是好的。后者的典型例子，则是XXX虽然把经济搞上去了，但其动机是“复辟资本主义”。为了防止滑向随意的动机推测，我认为有必要杜绝从动机角度理解“唱衰中国经济”，不能认为凡批评中国经济的人都是动机不纯，对中国充满仇恨，看不得中国经济好，想“唱衰”它。这就像不能把批评中国的人全部说成是“亡中国之心不死”，都心怀叵测，只有赞美中国的人才有一颗鲜红的“中国心”。“中国心”看不见摸不着，最好是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客观上为中国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加以判断。动辄拿“心”做文章的人，常常倒是居心不良的。实事求是地批评中国的人也可能出于对中国的爱，而违背基本事实、不负责任地赞美中国、扯着大嗓子唱盛中国的人，倒很可能是真正的居心叵测。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故事、乌鸦与狐狸的故事，都在说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唱盛有时候比唱衰更危险，唱盛者很有可能比唱衰者更希望中国完蛋。

3、无论唱盛还是唱衰，都不能无限和无知地夸大其效果。有些人天真地认为，因为有人批评了中国经济，或者预测中国经济面临严重问题，结果中国经济就真的不行了。这种人天真地夸大了唱（无论是唱衰还是唱盛）的力量，把中国经济当成了气泡，或者一唱就衰（破），或者一唱就盛（胀）。一个国家的经济是靠每个中国人踏踏实实干出来的，而不是唱出来的，它既不可能被轻易唱盛，也不能被轻易唱衰。中国的经济韧性如何、前景如何，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问题，是需要科学回答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被轻易唱盛，那么，“大跃进”早就将我们带进了天堂。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被轻易唱衰，美国早就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了。

陶东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大学学报》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文化研究》丛刊主编，曾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研究领域为文学理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已经出版相关专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当代中国的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当代中国文艺学史》《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等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成果曾获教育部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