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之间①︱萧冬连：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转型

【编者的话】

“在北京，看上海”，“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系列研讨正式启动。

5月17日，党历史学者萧冬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范世涛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科研部主任南储鑫四位学者，来到了澎湃新闻北京办公室，“从历史视角看中国经济转型”，畅谈“城市的复兴：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原型之一的上海”“区域战略演变中的上海”“试点与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上海探索”。

出发去北京之前，我们还邀请了上海市委改革办、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的同志，详细讨论了“京沪之间”研讨的形式、节奏和议题。

我们计划，2024年下半年，每月在京沪之间展开一场下午茶，围绕人口、金融、财政、科技、数据和土地等重大议题，解析中央政策，探讨上海思路。

以下为萧冬连演讲精要。

党历史学者萧冬连认为，稳定预期关键是政策的可预期性，从根本上来讲，还必须有健全的法治。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经济转型不是新话题

自1979年以来，中共高层就开始对以往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进行检讨。

1979年“拨乱反正”从两方面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一个是经济体制，一个是经济结构。

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四个调查研究组。（编者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大规模经济问题调查，分成四个小组: 第一组，张劲夫、房维中负责，承担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第二组，马洪、孙友余负责，承担经济结构问题研究; 第三组，汪道涵负责，承担关于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同改造现有企业相结合的问题研究; 第四组，于光远负责，承担经济理论方法研究） 经济结构组调查研究的结论是，结构不合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落后，投资高，低效率、低回报，虽然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得不到实惠。

198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的10条方针（编者注：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希望走出一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经济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但是到了1984年，经济又回到数量扩张的老路上去了。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21世纪议程》。1994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今后15年要下大力量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此后的经济发展仍然沿袭传统的发展轨道，只是呈现新特征，即土地财政、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和房地产，形成以土地谋发展，以房地产和出口制造业为支柱的模式。

可见，实现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什么？过去的路子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有它的历史理由。

粗放式发展是一个必经阶段

第一、粗放式发展是所有后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以GDP为主要目标，我认为是历史的需要。无论解决温饱，充分就业，实现小康，都必须有比较快的增长速度。现在讲的高质量发展，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数量级以后，才可能提出质量型发展这个问题来。在一定时期内，希望同时实现数量增长与高质量发展，还只能是良好的愿望。

我举个例子，就是环境保护问题。

1983年，国内出版了一本书，《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报告说经济增长已经到极限了，如果再不搞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今后发展就不可持续了。国内有些学者就提出来，工业化必须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子。可是，你看看，后来几十年的发展，这个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绕不过去。环境的保护，生态的保护，其实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工厂搞清洁能源，需要很多投资。普通老百姓对环境污染的承受力也是随着环境污染程度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改变，容忍度是会越来越低的。北京前几年的雾霾到了大家不能容忍的程度了，上上下下才可能达成某种共识。饭还没吃饱，你就要

拉闸限电，要限制发展，可能阻力会很大。

第二，中国具备数量性扩张的内外条件，也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首先体现在，我们有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所谓“人口红利”。

中国和苏联有个不同，那就是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苏联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本被城市化吸纳，集体农庄的社员在1966年已经享受了跟城市工人一样的福利待遇。我们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积攒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一旦放开，实行包产到户，人民公社被取消，行政控制减弱，人口流动的潮流就不可阻挡。“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农民工红利”。农民工潮的出现并不是政策预设的，它是农民自我解放的过程。从195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都是限制农民进城的，到了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第一次农民工高潮出现在1989年，当时广东就向中央告急，说，你看运输、交通、住房和食品供应都应付不了，要求限制农民去广东。可是，几十年的农民进城潮流，一直是股强大的力量，加速了城镇化。

另外，能源、原材料、土地等资源价格明显低于世界水平。低成本优势与世界产业转移趋势相契合，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来一补）。

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原来是分割的，一旦开放，劳动力成本形成巨大落差，吸引了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为中国提供了数量性扩张、粗放性发展的机会。

其次，适用技术的引进和模仿有巨大空间。不能认为只有原创才是创新，模仿同样是创新，而且是成本较低的一条路。

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现代化，后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当时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跟现在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所针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弱、发展落后，所以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能够说是更高层次的现代化，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21世纪中叶，才实现中等水平的现代化。其实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把现代化的标准降低了。

改革初期就讨论过，中国引进的是最先进技术，还是实用技术？结论是要以引进适用技术为主，不要一味追求最先进技术。引进实用技术，在模仿基础上创新，是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的要求的。

再次，1980-1990年代，长期的短缺经济和加速城市化，提供了庞大的国内市场。粗放式发展仍然有巨大空间。

我们知道，乡镇企业之所以在1980年代发展起来，有它的历史缘由。首先是农民自己找出路的强烈冲动。再一个就是，乡镇企业至少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劳动力不缺；一个是土地不缺，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盖工厂，土地成本很低。当时乡镇企业使用土地的政策是很宽的。所以，乡镇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还有，乡镇企业生产什么都能卖得出去。

薛暮桥回忆说，1985年3月，他去家乡无锡调查，知道前两个月乡镇企业增长100%。“我提醒他们不要头脑发热。他们答复说，乡镇企业要资金有资金（银行送贷款上门），要销路有销路，为什么不让我们生产？”

最后，全球化提供了以低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外贸制造业从1980年代起步，1990年代崛起，加入WTO后加速，最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1979年，袁庚（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跟中央汇报，希望在国内搞出口加工基地。重要原因就是，香港地价很贵，至达到日本银座的水平，搞不起来。

第三、过渡性体制特征决定的。计划经济时代软预算约束与投资饥渴症。改革开放后投资扩张从中央转到地方政府，形成了地区竞争机制。地方政府有无限数量扩张的动力，首先是办企业，主要是发展乡镇企业和“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企业。随后经营城市、发展房地产，同时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出口制造业。

张五常特别赞赏中国地区竞争模式，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地区竞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低价的竞争，有的是零地价，有的甚至是负地价，就是把生地变成熟地，甚至盖了工厂，然后吸引投资者来，所谓“筑巢引凤”。通过低要素成本优势推动外贸和出口制造业的发展，最后中国就成为了“世界工厂”。

在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1950年代，百分之八九十的投资都是中央政府投资，地方政府投资比重很小。改革开放以后，放权让利式改革，扩大地方自主权以后，投资的饥渴症就从中央政府转到地方政府了。由于地方政府形成竞争机制，各地都想搞自己的赚钱行业，从小烟厂、小煤厂，到电视机、洗衣机等。1980年代，地方政府主要做的事就是办企业，而且主要是发展乡镇企业，“三来一补”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19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主要是经营城市，其实就是经营土地。政府手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土地，所以就经营土地，发展房地产，再招商引资，发展出口制造业。工业园区、开发区遍地开花。后来这个发展道路被学者总结为“以土地谋发展”模式。

第四、不能用绝对化的观点看待所谓数量增长与质量增长。说中国40年只有数量扩张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从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可以得到印证。如果一直停留在全球产业链低端，也不会引来西方的强烈反应。从总体上说，40年的发展路径是成功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奇迹”。

我最近看到黄奇帆提供的一组数据，2023年，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机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超过90%，劳动密集型占比只剩下10%。“用10亿件衬衫去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从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大概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中国改开40多年来伴随数量增长有一个技术和产业升级的过程。

你完全用现在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来否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不符合历史的。但是，肯定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无视它的成本和代价，无视它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在环境生态方面付出的代价，社会分配问题、结构失衡问题等等。

经济转型到了窗口期

经济转型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客观形势倒逼，一是共识逐步达成。

在传统发展模式的动能没有耗尽之前，经济转型是没有动力的。能在既有赛道上快跑为什么要转换赛道？ 问题是原有赛道有点跑不动了。明显标志是增长率持续回落，而且是呈“L”形趋势。按中央的判断，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标志性的增长率持续回落，大概是在2015年以后。其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要不是4万亿，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掉下来。4万亿撑了两三年，后来慢慢就往下回落了。

现在你说要不要幻想回到过去那种高增长？林毅夫讲过潜在增长率还有8%，也许是潜在的增长率，但是潜在的增长率要转化为现实增长率，就很困难了。现在能保4%争5%，我认为也不错。

关键是，经济效益好不好，产权能不能确认、得到保护，老百姓能不能获得真正的扶持，不在于要多高的增长。招商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老百姓来讲也没有什么好的。但如果说一直往下降，没有一定的增长，老百姓的就业就会出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当前形势是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 究竟哪些属于政策可以调整的，哪些是趋势性的东西，我认为需要研究。

周期性因素不可忽视，周期性的问题是什么？应当包括三年疫情造成的冲击，还包括有学者提出的一种所谓“合成谬误”现象。每一项政策从单个来讲，都有合理性，但是如果密集推出，就可能有问题。比如，双碳目标作为长期目标当然是对的，但下面执行起来采取运动式的拉闸限电。有一个搞外贸的，积攒了大量外贸订单，结果一拉闸限电，他交不了货，就违约了，违约就要赔。

但这里关注的重点是结构性因素，这是趋势性的。现在上下大体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真的到了。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趋势。这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决定的。

所谓结构性因素呢？

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消失。大概在2008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开始上升了，和东南亚国家相比，我们这个优势大大削弱了。土地、资本等要素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有人认为，现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国外转移，这个趋势可能是阻挡不了的。

房地产盛筵落下帷幕，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现在国家为了振兴经济，提振信心，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支持房地产发展。比如，取消限购，我认为都是短期政策，大批人像过去一样在这里面赚大钱，肯定不行。房地产下来了，土地财政就成问题了。

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都发生重大变化。过去30多年那种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回想起来，中国这几十年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遇到了持续二三十年的战略机遇期。除了国内投资，出口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大引擎。现在的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尽管我们有回旋的空间，但是要回到过去那种状态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中央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

还有就是，资源和生态环境难以承载。

为什么说经济转型到了一个窗口期？一是客观形势倒逼，一是共识逐步达成。

以改革开放促经济转型

其实关于经济转型，有不同的解释。有的是侧重于经济结构的转型，是发展模式的转型，但是有人认为还包括体制的转型。其实几十年来，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是连在一起的，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都是在体制改革这个过程中实现的。经济转型必须依赖于改革开放。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制。

经济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归结于改革开放，甚至有舆论主张要回到过去，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用这种方式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在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总结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必要性。

通过“高水平的开放”来回应“去中国化”。这个不展开讲了。

扭转“预期减弱”至关重要。预期有自我实现的机制，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怎么样稳定预期？我认为，要稳定预期关键是政策的可预期性。从根本上来讲，必须有健全的法治。有健全的法治，市场经济才会是好的。没有健全的法治，市场经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