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大决战后，明清双方为何选择议和？

松锦大战以后，关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时，明王朝不但松锦兵败，损兵折将，苦心经营十多年的锦宁防线为清军攻破，而且一度转入低潮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又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规模之大、发动之广、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因此明朝处于东有清军，西有农民起乂军的夹击之中。当洪承畴兵败退守松山城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明廷上下十分恐慌，崇祯皇帝一方面“屡旨剿援”，实际上“未发一兵，未通一信”；另一方面命兵部尚书陈新甲召集群臣，商讨解围之策，可是他们指不出“剿虏奇策”，只是“有云解围宜先通消息者，有云或用水师捣巢者，有云宜设法运粮者”，就连陈新甲也说：“甲忧劳欲死，今日解围无策。”

在这种无兵可援，无策可施的情况下，有些廷臣总结过去两线作战失败的教训，主张对清议和陈新甲亦有此意，所以“兵部会议御奴之策，大端以息兵为言”。

企图向清谋和，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因此，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陈新甲通过大学士谢升向崇祯帝建议与清议和。八日，崇祯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陈新甲领旨后，积极准备，获悉二月十八日松山城破为清军占领，于是三月中旬命职方郎中马绍愉、兵部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等人秘密岀关议和，他们到达宁远后，派人到锦州与清方接触，并以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敕书作为明廷求和的证明，书曰：“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屡次代陈，力保其岀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

皇太极阅毕非常气愤，对诸王贝勒大臣说：“明之笔札，多为不实若谓与我国之旧，何云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既谓与陈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宝，况其所用之宝，大而且偏，岂有制宝不循定式之理，此非真宝明矣。”因此，清拒绝谈判，明使马绍愉等人只好回京禀奏，在此期间锦州、杏山、塔山相继被清军占领，宁锦防线也不复存在了。四月底，陈新甲又一次奉旨，再遣马绍愉、朱济之等人前往沈阳议和，此次明清议和谈判，在清的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以满族贵州为主的一方反对议和，他们认为“明之国运将亡，正宜寻此机会，攻取燕京，安用和为”；二是以汉官为主的一方支持议和，他们认为“明寇盗日起，各方饥馑，兵力竭而仓廪虛，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边文武重臣，皆为我擒，兵将散失八九，今遣使乞和，计必南迁，应邀其纳贡称臣，划地以黄河为界”。

皇太极是位足智多谋的决策者，他已经看到关內的形势变化，于是暂时采纳了汉官的意见，实际上既谈判，又观望。清与明使经过二十多天的反覆磋商，到了六月三日为马绍愉等人设宴饯行时，他在致崇祯皇帝书中提出了议和条件：、两国有凶吉大事，则当遣使庆吊二、每岁明馈清金万两，银百万两，清赠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三、明清双方潜入境内的逃人，一律遣还对方四、明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界，清以塔山为界，并以连山为适中之地，明清两方在此进行互市贸易以上所提条件表面上看并非苛刻，实际上皇太极不是想索取更多的土地和财物，而是要明王朝承认清是独立的政权，明清双方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两国。

但是明廷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以上条款，议和一事就夭折了，这是因为崇祯皇帝遣使赴清议和是秘密进行的，所以马绍愉等人离开沈阳回到宁远后，立即派人把议和谈判情况密报陈新甲，陈新甲阅后时疏忽，将来书放在几上，结果被家人误作塘报送岀传抄，于是满朝闻之哗然，许多廷臣上疏弹劾陈新甲私行议和。此时崇祯不是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却为了保全皇上的面子，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把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不久陈新甲作为替罪羊被处死，明清议和告吹。

皇太极对明清议和中辍，没有引起反响，因为松锦大战后，明清力量对比已发生很大变化，正如明辽东巡抚黎玉田所言：“我之所以制酋者，向推火器为先，盖因我有而酋无，故足以取胜，后来酋虽有而我独多，犹足以侥幸也。今……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酋之抢掠万马立放，我之市骏一骑无增，以至器械等项，件件措处为限，独以空言，直欲灭虏，不更可危乎?……奴器械精、粮草备、人马健、将酋勇我军马草，火器少、饷银无、地势孤迄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矣；抢夺马匹器械，百倍于我之马匹器械矣；虏掠丁壮兵民，又不啻十数万生聚矣；捆载辎重金帛，又不止百千万财宝矣。其富而强，盖以骄悍之性，无厌之欲，方张之势，内攻山海，外攻宁远此必至之情，必然之势也。”

所以皇太极在明清议和停止后，便于九月五日对祖可法、张存仁等汉官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砍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由上可见，松锦大战的社会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促使明王朝早日退岀历史舞台，并为清王朝的建立铺平道路，正如康熙皇帝把萨尔浒大战与松锦大战比较时所指出的：“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定。”这样评价前后两次明清大战的历史意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