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如何衰弱的？被儒生吹上天的汉元帝，应该负这个历史责任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学名义上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但其实汉武帝并不信儒学，只是将儒学作为外包装，内里搞的还是法家那一套。汉武帝以后的昭、宣二帝，对外儒内法模式看的尤为透彻，所以在他们治下出现了昭宣中兴的良好局面。但儒学作为名义上的正统思想，还是影响了大部分人，儒学洗脑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宣帝的太子、老好人刘奭。刘奭登基后，放任儒生治国，结果造成了西汉的衰弱。

一、儒生理想的太子

汉元帝刘奭，乃汉宣帝嫡子，生于公元前74年，8岁时被立为太子，因其生母遇害，宣帝就找了一个老实的嫔妃王氏抚养他，养母的软弱也给了刘奭巨大的影响。《汉书·元帝本纪》中说，元帝自幼“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是儒生理想中的太子。

刘奭的父亲汉宣帝可是个铁血皇帝。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虽然名义上儒家成为国学，但汉武帝根本不信儒术，从汉武帝的内外政策来看，他和秦始皇的政策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手段上秦始皇以直白强硬示人，而汉武帝则以儒学的柔和来包装强硬的政治。汉武以后，汉昭帝继承外儒内法的策略，其后汉宣帝更是直白地说出了汉家制度的内核——“本以霸王道杂之”，可见汉武、汉昭、汉宣三帝都是绵里藏针的狠人，儒生在他们的统治下过的并不好。

但到了汉宣帝的儿子刘奭这里，画风就变了。刘奭展现出了极大的叛逆，是个软弱皇帝，完全信任儒学那一套。儒生称赞太子刘奭为“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汉宣帝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曾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在刘奭统治时期，儒学大兴，占据压倒优势，而西汉政治却是江河日下，汉元帝刘奭统治时期也成了西汉由盛转衰的节点，可见好人当皇帝，完全用儒生治国，其实并不现实。

二、儒生大举参政

汉宣帝死前留下了三位顾命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乐高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第二位是儒生、太子老师萧望之，受封前将军、领尚书事；第三位是儒生、太子老师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自此朝中就形成了以史高为首的外戚派，和以萧、周为首的儒生派。

元帝即位之初，外戚势大，为此萧、周二人迎合元帝削弱外戚的心理，屡屡谏言让皇帝警惕外戚，并建议提拔儒生参政以弱外戚之权。他们利用察举制，大量推荐儒生出仕，“多所贡荐”。萧、周二人察举儒生的最大成果就是著名的文人刘向参政。

刘向是宗室子，自幼就有博学鸿儒的美名。宣帝时刘向就已经当官，但宣帝只给他散勋，无实权。可到了元帝时，经过儒生们的包装，名儒刘向成了大政治家，加上他有宗室身份，刘向被提拔为了大宗正，为皇室族长。之后进入内朝，成为决策层领导。通过这种升级，刘向也成了执政大臣。此后，萧、周、刘三人又联合上了侍中金敝，四人同气连枝，主宰朝局，以儒术治国，甚至打算以周制来变法改革汉制。而汉元帝居然心动了，“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

三、政治斗争

萧、周、刘、金四人的执政，引发了宦官集团的担心。他们的复古之举不得人心，由此朝中儒生集团被孤立。宦官中书令弘恭、中书仆射石显联合外戚和其他官僚发动了对儒生们的反击。萧、周等人书生之见发作，选择对宦官、外戚和他派官僚一同开战，随即就是权力斗争。让弘恭等人没想到的是，看似强硬的儒生集团，政治斗争经验太过浅薄，不堪一击，萧、周儒生集团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弘恭等人利用萧望之离开皇宫的机会，诬陷萧望之结朋党谋逆，汉元帝耳根子软、没有主见，就信了。随后萧望之、周堪、刘向被抓捕。虽然不久他们就被释放，但也被贬为庶民。次年（前47）2月发生了地震，有人当即提出地震是上天预警，皇帝诬陷忠良，汉元帝随即将萧、周等人召回朝廷，赏赐爵位。但同年7月又发生地震，刘向根据前事经验，便指示人上书再言天人感应之事，想要谋利，此举戳到汉元帝痛处，随后宦官集团进谗言，萧望之等人又被逮捕入狱。12月份，在宦官操纵下，萧望之自杀。随着萧望之之死，儒生集团失去了主心骨，便土崩瓦解了。

四、儒生的平步青云

萧望之死后，周堪等人被贬到地方，看似儒生集团大举溃败，但萧望之之死给了朝臣巨大警惕。因为朝臣看到了宦官势力的做大，“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虽然朝臣可以因门派之见互相争斗，也可以依附宦官取得权势，但让宦官主宰朝堂，是谁都不能接受的。所以萧望之死后，又产生了内外朝联合反宦的新斗争。在这种背景下，一种以儒生代宦官的声音出现了。这就促成了另一批儒生的平步青云。其代表就是贡禹和凿壁偷光的匡衡。

和萧望之这种占据高位、出身高贵的大儒相比，贡禹和匡衡都是寒门儒生，是从下层爬上来的。贡禹、匡衡都是外戚史高察举上来的，他们出仕后都是地方小官，在老一辈高官大儒被清洗干净后，他们才崭露头角。匡衡在公元前46年成为光禄大夫、太子太傅；贡禹在公元前44年成为御史大夫，同年去世。公元前36年，匡衡更是成为丞相。

为何同样是儒生，却有截然不同的命运？钱穆认为：汉元帝对儒学和儒生的喜爱从来没有变过，但萧望之、刘向等人喜欢用灾异、天人感应来约束帝王，“刘向之徒言灾异”；而匡衡等人则用儒学治国，他们的言论完全符合元帝对儒学的崇拜，“匡衡之徒言礼制”。此外，和有理想抱负、特立独行的萧望之等人不同，匡衡等人和朝中实权派关系极好，所以宦途顺畅。《汉书·匡衡传》就说“中书令石显用，衡畏显，不敢失其意”，甚至为虎作伥。

在朝中一系列人事变革中，汉元帝无力制止，也无力控制，只能和稀泥，在持续内斗中，儒生大举入朝，儒学大肆传播，而朝廷持续内耗。终于汉帝国由盛转衰了。而与之相对，儒学却愈发重要，真正成了主导思想。

文史君说

历史上的昏君或昏聩、或暴虐、或贪婪、或好色，可汉元帝和这些陋习几乎一点都不沾边，他反而还是个好人，谦逊有礼，但他统治时期却加剧了大汉朝廷内讧，是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拐点。因为他错误地相信了儒生的话，错估了儒学治国的可行性，没有领会到汉朝治国的奥义。好人不一定能成为好领导，难怪司马光感叹“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做领导的如果太天真，太好糊弄了，政局怎么可能不乱？

参考文献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劳干：《汉代尚书的职任及其与内朝的关系》，中华书局，2007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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