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草药田，乡村赤脚医生，一段全民免费医疗的历史

寒露节气的前几天某一个晚上，我在秦岭的一个小山村和老人们聊天时，意外地听到一个关于历史上合作医疗奇迹的故事。

村民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实行合作医疗，为了解决物质极度匮乏条件下村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位乡村赤脚医生带领村民开辟了两块公共药田，村民采药种到田里，自己加工中药材，供全村医疗使用，戏台的对面商店原来就是药铺。药田由几户村民负责采药和管理，大队给记公分，由于当地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完全能够满足乡村医生全部用药，且做到了村民治病不花一分钱，在场的老人们对医疗保障效果也赞不绝口，十分认可。现在村民还有自己采药配药熬药治病的习惯。

位于秦岭深处的小山村，依山沿河而建

这个故事吸引我的有两点，第一历史上中国推行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因为中国以很低的医疗成本，却做到了全民基础医疗基本覆盖，在国际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极高的认可，在1974年5月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热情关注和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但据我所知，过去乡村的合作医疗，村民还是需要缴纳很少的钱，很少有听到有完全免费的例子，因此这个案例可谓奇迹；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宣传画

第二，目前乡村的老龄化趋势更加突出，乡村的由原来的三留守"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逐步变为只剩下留守老人，我从2014年开始关注乡村的养老问题开始，便意识到医疗健康是留守老人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尽管从2002年国家又开始尝试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能覆盖到所有的老人，但是老人日常健康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却主要都是以外来的西药和中成药为主，意味着乡村养老人医药完全依赖的外部医疗市场，这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例如疫情封控，或许是不可持续的。而这个小山村却依靠自身丰富的生物资源，不依赖于外部，却一定程度地解决了村民的基础医疗保障服务，这对于回应未来中国乡村进一步老龄化的趋势或许提供了一个另类方案。

同时令我更好奇的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村民到底是如何做到全民覆盖和全免费的？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再一次对这个村历史上施行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希望能够解决我心中的疑惑。

良好的生物多样性不仅供给村民提供了食物，还提供了健康保障

清峪是秦岭七十二峪之一，位于秦岭东部。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清峪是目前尚未大规模旅游开发的峪之一，也因此清峪村周边山脉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得以较好的保存下来。

秦岭保留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在村里呆久了，也会发现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和村民们聊天，老人总会自豪地说，这里的秦岭山上都是宝，野生动植物种类很多，时常山里传出总是能传出几声奇怪的叫声，村民们便能快速地辨认出是何种野生动物，野山羊、娃娃鱼、野猪.....

山上常见药物早开堇菜

山上常见药物石头竹

兰香草和败酱草

云芝

村民农闲时节也常常上山采集野果、板栗、橡子、松子、核桃以及各种中草药，作为日常食物的补充，或者到集市上换卖日用品，光叫得上名的药材就有几十上百种。村里常见的野生中草药有柴胡、金银花天麻、重楼（七叶一枝花）、马兜铃、黄芪、丹参、沙参、车前草、降龙草、七叶一枝花、瓜蒌、猪苓、白头翁、地黄、苍术、艾草、鸡爪莲（九节菖蒲）等。有些草药常见于田间地头道路两边，有些在河边附近的山上就可以找到， 但一些比较稀有的草药则需要到深山去，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找到。

马兜铃

瓜蒌

七叶一枝花

扎根于民间的赤脚医生

掌握着丰富的本土知识库钥匙

在村里和老人们聊起当地有的中草药时，村民总是侃侃而谈，老人们或多或少地都会知道几种当地常见中草药的药性、用法、何时采摘、生长特性，有些村民甚至还知道如何简单炮制后才使用。

例如老人们知道柴胡是可以退烧感冒的，黄芩则是凉药，丹参可以降血压，苍术是温性药可以治疗风湿病，降龙草和重楼（七叶一枝花）可解毒蛇咬伤，但七叶一枝花本身也有毒......这些本地的草药知识在今天一些老人还掌握并一直使用。

赤脚医生半农半医，掌握很多乡土知识，在乡村深受百姓爱戴

我曾经见过一位七十多岁老人感冒了，就自己到附近的山上采几样草药，自己搭配一下，找个小铁勺，倒点水，放在柴火上煮沸，然后服用，虽然条件很简陋，而且也没有炮制和明确的剂量，但是因为村民清楚当地主要的疾病都是由于季节、气候和饮食导致，病因并不复杂，因此老人饮用这些本地草药后，往往很快就好了，可谓一方水土疗一方人。

村里自己采药熬药治病的老人

当地村民的这些丰富的乡土草药知识一方面来自祖辈流传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来自一位著名的赤脚一生。村民们提到当面村里的合作医疗站由一位老中医负责，老中医有点文化，且十分爱学习，人也很仔细，特别善良，五十年代成为赤脚医生，一直收集各种民间经验良方，自己采药、炮制药物，并致力于为乡亲们提供医疗服务。

赤脚医生的主要宗旨是为乡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展农村合作，建立医疗站后，老中医响应“为人民服务”的号召（指六二六指示），积极组建采药组，并对医疗站每一样财产都详细登记在册，将每一位村民的采的药、用药和诊疗过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在行医中，老中医还将自己的经验和方法义务传授给村民，因此至今一些村中老人对当地中草药的认知和运用有了很大提升。

纪念赤脚医生制度发行的邮票

但遗憾的是，这位老中医去年刚刚去世，享年八十多，老中医当年记录的几大本民间验方、医案记录以及几大包当年完整的合作医疗站文献档案也未能保存下来。虽然经过多方寻访，我们只找到一份缺页的“1974年采药组的工作汇报”文件以及一块合作医疗站的牌子，但是仍然倍感遗憾。

村里遗留的合作医疗站牌子

走访时找到的挖药组文件

老人的儿子也读了卫校想继续延续父亲的路，但在卫校却并未学习到纯正中医，也曾在外地开诊所，但并不能养活自己，只好回到村里担任村医，生存境地也颇为尴尬，村里交通条件改善后，由于离西安很近，村民们生病会首先选择乡镇医院或者西安的三甲大医院，村医的价值不再重要。

挖药组的故事：为了穷人得病无医无药的痛苦

不畏艰辛，排除万难，进入深山挖药上千斤

老中医遗留的一份写于1974年挖药组的工作报告为我们呈现了当年村民是如何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解决全村的缺药问题。

这份报告从内容上看更像是给上级来的领导汇报经验，可见当年村里的合作医疗工作得到了认可。撇开报告中的一些特殊年代政治术语，可以发现当年许多珍贵的细节画面。

当时村里成立的采药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挖药队，专门负责挖药，草药挖回来后，将药种在药田里。挖药组采药队共有3人，目前都已去世，我拜访了其中一位采药组成员的儿子，大叔仍然能清晰记得当年父亲采了那些药，也因此认识了很多中草药知识。

采药队专门负责采药，大队记公分，因此在村里也算特殊的工种，并受到村民的尊重。虽然工作性质特殊，不过却十分辛苦，甚至时常冒着生命危险。报告里提到采药队常年四季都有采药计划，阴天在附近山采，晴天在较远的深山里采，最远的地方到过四五十里外的深山里。常年在深山树林里跑，风餐露宿，只有冷漠和冷水，或者搭建临时的茅草庵，遇到大雨，往往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山顶上气温很低，有一次他们甚至差点被冻死，后来还是抱团取暖，将手拉在一起才勉强回来。

在采药队的辛苦努力下，他们每人每次采药都能采四五十斤，1970年上半年就采药1000余斤，彻底解决了合作医疗站缺药的问题！

建立公共药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可持续

常年和大山打交道的村民都有朴素的保护大自然的观念，一方面村民的一切生计和生存都由大山提供，一旦环境得到人为破坏，那么人类自己是受损失最大的一方。这里的村民自然也不例外，在村里有一座建于明代以前的古庙--清庙（按民国牛兆濂所编《续修蓝田县志》记载应为轻庙），庙里即供奉了火神等神像，时刻提醒人们小心用火，敬畏火，以免引发山火，烧毁家园。

村里的清峪庙，右边当年供奉着火神

另外，2020年，我们在重修戏台，在平整地基时发现一块石碑，经过辨认碑文，发现该碑文原来是附近的古桥捐款碑文，刻于乾隆五十年，可惜文字大多磨损严重，无法辨认，不过有趣的是在这块石碑上又刻有一些有关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文字，进一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了山区人们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森林重要性：吸收水分、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挡住风沙、帮助农业丰收。一九六六年元月卅日。

村里发现的石碑，保护森林的文字刻在原桥的碑文上，跨度约180年

虽然1966年的碑刻文字从书法的角度看不具有艺术和文物价值，但是文字的内容却表明当年村民对于守护生态环境的决心。

上世纪赤脚医生动员村民挖药的宣传画

因此，村民深知，山上的草药特别是那些比较稀少针对的草药不能无限度挖，必须可持续地利用起来，以备长久之计，于是挖药组在村里又尝试建了两块公共的药田，将一些高山珍惜药物尝试在药田里种植，以减少对野生草药的过度挖掘。既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促进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当然另一个现实的好处是，也减轻了挖药组的负担，特别是一些如天麻、黄芪等常用中药材种植的成功，挖药组的成员主要精力也转移到了药田的管理上。

上世纪赤脚医生动员村民挖药的宣传画

此外，村民也提到，这两块药田的药也并非全部都是挖药组成员所采挖的药，村民平时去山里放羊、采摘偶遇的中草药也会带回来，交给中医，会将一些还能种活的药草种到药田里。可以说，这两块田承载全村人的基本医疗健康希望。

从农村合作医疗到替代医疗

让更多底层民众获得健康保障

在老中医、挖药组、全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从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运用本地草药和针灸，这个秦岭山村实现了基础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村里人人都可以免费看病，免费吃到本地自己产的药物，带领全村应对重大传染疾病，维系了村民基本的健康需求的同时，还兼顾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这个村的成功例子并不是唯一的，在过去许多传统村落，尤其是一些保留传统医药知识较好的少数民族村寨甚至国外也是普遍存在的。乡村赤脚医生是兼业，半农半医，和村民打成一片，了解地方民情，而且是掌握多种医疗手段，为乡村提供综合服务，是天然的社区工作者。这是现代正规医疗所无法提到替代的。以我的家乡为例，历史上曾有3个乡村赤脚医生，其中一位赤脚医生侧重中医，平时自己采药、种药，多年来村民看病吃中药只需要10元钱，并且多年不涨价。大约二十年前不幸患了脑梗导致半身不遂，后来通过自己开药竟然基本康复如初了。

另外，我在贵州黔东南苗寨工作时，也曾做过一些苗医和鬼师的口述历史，我发现过去很多苗寨的苗医也是如汉族的中医一样，掌握许多地方疾病以及草药知识，基本上可以做到运用当地的草药，治疗当地的基本疾病，一个苗医就能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和平安。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种解决方案也有其局限性，并非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赤脚医生大多都是自学成才，缺乏专业系统的医疗卫生训练，也非正规持证的医生，对于一些乡村基础疾病还可勉强应对，但对于相对复杂的疾病则无能为例；其次草药受限于地方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并非所有的乡村都有足够的草药可用；再次，这种解决方案的也取决于那个年代特殊的社会动员制度特别是领袖个人精神号召的力量，缺少制度性的激励和延续，因此一旦社会制度环境发生改变，这套系统就会随之改变。

在当代，中医和其他传统医学一般被当做“替代医疗”对待，用于作为那些所谓现代医学（主要是西方医学）的补充，在文化和学术上并不具有话语权，但是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世界上的健康业务的65%～80%归类于“传统医疗”，意味着世界上大多人口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贫穷人士仍然主要受惠于这些不被“科学”认可的传统医学。

药食同源、在地性、互助与人民医疗

可持续的食物与医疗解决共同方案

上世纪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模式为建构当下可持续的食物和药物体系提供了借鉴和可能。

从当前的医疗保健系统来看，尽管目前我们已经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基本覆盖底层民众的医疗卫生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主要是在国家和城市层面相对健全，主要医疗资源都集中于县城以上的大中城市，并且医疗成本十分昂贵。据国家卫健委统计，2020年，全国卫生总支出达72306.4亿元（7.2万亿），28.36%需要个人承担，人均卫生总费用为4702.8元，占GDP7.12%,去除新冠状疫情的影响，这一比例在2019年为6.64%，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同时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卫生室的数量每年却在下降。

以上两个表格均摘自《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数量都在减少。

对于底层百姓特别是大多数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老年疾病的广大乡村老人而言，仍然需要面对不断提高的新型合作医疗费用和高昂医疗费用，所以许多乡村老人面对疾病大多选择自行购药缓解症状勉强维持，并不会选择，当然也不方便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干预，更也谈不上预防。

因此这些民间的医疗传统也应该适当被尊重。这种不依赖于外部医疗资源，能够自我调节运行的天然医疗保健系统，能够有助于获得基础便捷且绿色低碳的医疗服务，更有助于降低国家和百姓的医疗成本，同时也是乡村韧性的一部分。

《淮南子·修务训》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五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祖先神农炎帝勇敢地探索大自然，尝百草，品水泉，一方面发现了可食用的五谷、蔬菜，另一方面也识别了更多虽然不能直接食用，却可以治疗疾病的天然植物，并总结出“四性”和“五味”，从此成为古人探索大自然的主要方法。

因此在上古时期，药物和食物是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药食同源”，许多食物即药物，许多药物也是食物，从此在中国诞生了丰富的饮食文化体系和中医药体系，并相互交融在一起，一些食物被中医的“四性”和“五味”守护中华民族的生息和健康，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代文明。

药食同源,意味着药物和食物都来自大自然，同时疾病和健康也是同出一源，符合“四性”和“五味”的法则，都需要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药物体系和食物体系一样，都是公共产品，都需要对生态环境负责。

在纯粹的市场机制下，药物和食物作为商品容易出现向贫穷者和弱势者供给失灵的情况。药物和食物都很容易被异化为某些阶层的专属特权，固化并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药物更是如此，往往被标以不同的价格，不同阶层的人可以享受不同的医疗服务和药物。同时，现代药物比食物更可怕的一点是，在资本的介入下，药物成为穷人财产向富人，或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财富快速转移的媒介，出现“贫穷者易病，病者愈贫”的境地。

解决药物和食物市场失灵的办法是加强两者的公益属性，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我认为在地性、社区互助是建立两者公共属性的关键，在地性指的是药物和食物的生产以本地资源为主，生产也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人所需，社区互助指的是在某一地域范围内，要由社区组织、个人愿意为底层民众提供平价或可获取的食物和医疗保障，减少不公平。

此外药物和食物对环境负责，意味着药物和食物的生产都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自豪的现代医药工业和现代食品工业在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消耗了过多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日益突出的今天，这样的体系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作者：

常竹青，曾于多家本土和国际机构从事农村社区发展、文化反思等工作17年。2009年起专注传统公益文化与农村社区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背景资料：

1、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

2、《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编审：Melinda 李艺泓

编辑：小妍

作者：常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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