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后副部长张贤约在广州征地建校被阻，许世友：走，我带你转转去

1978年，张贤约急匆匆登上了前往广州的飞机。下了飞机之后，张贤约直奔广州市教育局，连休息的时间都没给自己留。

张贤约这么着急是想干什么？他为什么下了飞机就直接去了教育局？

为穷人而战

张贤约是河南商城人，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张贤约家中姐弟三人，除了他还有两个姐姐。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张贤约的家庭有着所有农民家庭的通病——重男轻女。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张贤约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

张贤约7岁的时候，父母就把他送到了学校读书。张贤约知道自己读书的机会不容易，在学校学习非常刻苦。

但在张贤约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身患重病，不久因为药石无医去世了。为了给母亲看病，家里花光了所有的钱。

甚至两个姐姐的彩礼，也被拿去给母亲买药了。母亲去世后，两个姐姐也就出嫁了。张贤约和父亲相依为命，靠务农为生。

父亲总是怪自己没本事，让张贤约读不成书，也救不回张贤约的母亲。颓废的父亲、贫苦的家庭就是张贤约生活的全部。

张贤约1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想让他一辈子做个农民。父亲用自己仅剩的积蓄，把张贤约送到漆匠那里学手艺。

一年之后，张贤约离开漆匠，选择去六安县当长工。对张贤约来说，漆匠出师的时间太长了，他需要尽快赚钱。

同年11月的时候，皖西爆发了农民起义。张贤约心中出现了一个选择，去参加起义军，和农民们一起打仗去。

想到自己早逝的母亲，颓废的父亲，张贤约就想推翻这个世道。只有农民自己的队伍，才能真正为农民讨公道。

张贤约见过北洋政府的军队，也见识过国民党的军队。可是这两支军队，从来不会为他们这样的农民而停留。

似乎在这些人眼中，农民就是最不值一提的人。可张贤约想让他们知道，就是他们看不起的农民，也能推翻他们的统治。

参加起义队伍之后，张贤约后来被编入红11军。张贤约要走了，离开家乡去打仗，归期不定。

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姐姐和父亲。在临走前，他向部队请了假，回去看看他的父亲。

张贤约回家后，他爹还是和以前一样，起早贪黑去地里干活。看到张贤约回来，他的父亲很高兴。

对于一个孤单的老人来说，最高兴的就是孩子可以陪在自己身边。他问张贤约还走不走，能不能多留几天。

看着父亲斑白的头发，张贤约忍不住泪如雨下。他告诉父亲，自己马上就要走了，以后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他已经是个红军战士，要和部队一起为穷人奋斗。张贤约说着，他的父亲动作慢了下来。

为穷人打天下，说起来多么豪情壮志的口号。但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他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孩子百岁无忧。

有的时候，父母并不图孩子有雄心壮志，只希望他们能一生平安。可张贤约的父亲知道，自己不能阻止儿子。

加强军民团结

在叮嘱儿子照顾好自己之后，张贤约的父亲把他送出了村。临别之前，父子两人相顾无言，只有一句“保重”。

加入红军之后，张贤约参加了针对国民党的反围剿作战。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奋战之后，又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

嘉陵江之战过后，红四方面军决定响应中央红军的号召进行长征。在1935年和中央红军会师之后，原本可以打开新局面。

但红四方面军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导致消灭胡宗南的战机被延误，红军不得不通过草地北上。

要说红军长征中最难的，那肯定就是过草地了。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得不到一丝补给。

更别说草地上遍布沼泽，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消失了。可这样的草地，红军一共过了三次。

张贤约是幸运的，他没有像他的战友一样，在长征中永远闭上了眼。他顺利到达了陕北，和部队一起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达成了第二次合作。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我军毫不畏惧。

日本人气焰嚣张又如何，他们敢侵略我国的领土，就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张贤约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总是会时刻鼓励自己的士兵。

他相信侵略不能长久，我国最终可以见到光明的未来。1937年11月，张贤约受命前往冀豫地区开辟根据地。

在开辟根据地的途中，张贤约遇到了一个难题。我军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壮大，和老百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军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群众基础，我军才得到了许多支持。

可在冀豫边区，张贤约却根本无法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因为这里的老百姓，早已饱受“兵祸”的侵扰。

那些溃兵仗着自己手里有枪，将老百姓家里搜刮一空。他们不敢和日本人对抗，选择把枪口指向自己无力反抗的同胞。

除此之外，当地还有武装以抗日的名义，隔三差五来村子里搜刮。老百姓家里的鸡鸭什么的，都被他们搜刮走了。

即便张贤约说自己是抗日队伍，是八路军，老百姓也不敢相信他们。张贤约没办法，只能和老百姓一遍一遍宣传八路军的使命和宗旨。

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张贤约将那些借抗日之名，行土匪之实的武装势力一一标明，并带人抄了他们的老巢。

经过张贤约的种种努力，老百姓终于相信，我军是真心为抗日而来，而不是为了搜刮他们。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张贤约一直活跃在一线。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却甘愿隐居幕后，做起了后勤工作。

抗美援朝暴露了我军的短板，也让我军因此损失惨重。张贤约想让我军后勤变得正规化、现代化。

1955年，张贤约调任后勤部汽车管理部部长。旧的《汽车管理条例》，已经不适合新中国继续使用了。

张贤约借鉴苏联的车辆管理模式，在经过对我军基层深入调查之后，出台了新的《汽车拖拉机管理条例》。

这个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军车辆管理正在迈向现代化，我军的后勤也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和许世友的过命交情

1970年，第一军医大学由长沙迁到了广州。因为当时许多大学都停办了，第一军医大学就直接用了暨南大学的校区。

但在1978年的时候，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恢复办学。这样一来，占了暨南大学校区的第一军医大学就要腾地方。

但因为当年迁来的时候没建校区，第一军医大学就一直没建校区。现在让师生们迁走，一时之间还真的无处可去。

而且广州政府只给了一个月的时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起一个学校。总后勤部就和广州政府商议，能不能临时给第一军医大学找个校址，安顿好师生。

毕竟学校数千名教职工和学生，总不能直接不管了吧。但总后勤部的这个要求，却被广州政府给拒绝了。

当时的广州正在发展的起步阶段，每块儿地皮可以用寸土寸金来形容。建校区占地一定不会小，广州政府还真不想拿。

对于政府来说，这么大一块地皮白白给了总后勤，政府那边得少多少收入。况且现在广州各地都有规划，要拿出这么大的地还真不容易。

广州政府的借口，总后勤肯定是不信的。他们要求政府拿出解决办法，广州政府一直说正在协调。

眼看时间越来越紧，总后勤副部长张贤约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去广州，看看广州政府到底是什么情况。

张贤约到了广州，马不停蹄地就和政府开始交涉。可从广州政府给出的规划图看，广州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建学校。

谈了大半天没有结果，张贤约心情非常不好。晚上他去了广州军区的招待所，见到了许世友。

许世友一见张贤约愁眉苦脸的样子，就赶紧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张贤约和许世友的友谊，起源于红军时期。

在一次应对敌人的围攻中，许世友对敌人数量判断错误，使自己陷入了包围之中。

就当许世友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是张贤约带着一百多个交通员，为许世友杀出一条生路。

因为冲在队伍最前面，张贤约身受重伤，差点就救不回来了。这件事之后，许世友和张贤约的关系就特别好。

得知张贤约来了广州，许世友在招待所等了他一下午。面对张贤约的苦楚，许世友安慰他一切都会好的。

第二天，许世友非要带张贤约出去转转。张贤约没心情，却拗不过许世友的牛脾气，被许世友带上了车。

许世友把张贤约带到麒麟岗的军区教导队，张贤约不理解，许世友为什么带自己来这里。

许世友问张贤约，你看这里作为第一军医大学的校址行不行。张贤约听到这话先是愣了愣，随即激动地手足无措。

原来，许世友前一天听说了张贤约的困境，晚上回去之后就在军区开了会，要把军区教导队的地方给第一军医大学建校用。

张贤约没想到，最后对自己伸出援手的，还是他的过命兄弟许世友。广州地皮多贵，看广州市政府的态度就知道了。

在这种情况下，许世友的援手就显得格外珍贵了。因为一份革命情谊，许世友在几十年之后也不忘伸出援手。

许世友和张贤约的革命之情，经过时间的冲刷依旧闪闪发光，成为军史上的一颗闪耀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