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历程及新机遇

编者按：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这一重要年份，中国国家元首的年度首访，选择了欧洲。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在当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欧有着友好交往的良好传统，在历史上曾为突破冷战藩篱作出重要贡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欧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而作为区域间交往的基础和润滑剂的中欧教育交流合作也日趋多元和深入，学生互派、合作办学、联合科研……从政府到地方高校，从顶层设计到实践创新，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到基础教育，中国和欧洲各国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教育交流合作，对促进双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在疫情和地缘政治双重影响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更需要中欧携手共同应对。而双方也应在风云变幻之中，发现机遇、开拓创新，为中欧教育交流合作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发挥好教育在增进民心相通中的关键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美、英、欧洲大陆是我国科研合作最多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美关系动荡、英国脱欧走向保守主义，中国与欧洲大陆的高等教育合作变得尤为重要。据欧盟“地平线2020”合作项目数据，2016年-2020年，欧中双方在科研合作资助机制上分别投入约5亿欧元和10亿元人民币，大多集中在生命科学、智能制造等卡脖子科学技术关键领域。

基于政策文本及文献研究分析，1978年至今，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经历了4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Cai&Zheng, under review）：

第一阶段（1978年-2002年）：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欧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合作正式开始。在这个阶段，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刚刚起步，主要通过学术人员的交流建立初步联系和合作，并通过中欧学术人员的合作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双方高等教育合作在这个阶段发展相对缓慢。

整体来说，人员流动不断增加是此阶段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一，中国政府与多个欧洲国家，如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签署了合作协议（Zheng&Cai, 2018），促进人员交流。其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正式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推动人员国际流动。其三，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不断成长，欧洲与中国的交流也逐渐从文化交流过渡到开展学术合作（Pinna, 2009）。1994年，在中国政府和欧盟联合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共同成立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成为这一阶段的里程碑事件。目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已培养了近2.2万名学生，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认证商学院，并在2018年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中被评为亚洲第一（CEIBS, 2024）。1997年，欧盟启动的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 1999-2001）则是该阶段另一个里程碑项目，它有效促进了中欧高等教育界学者之间的交流，推进了国内欧洲研究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为中欧关系黄金蜜月期的到来打下了基础（Xie, 2020）。

第二阶段（2003年-2012年）：2003年，欧盟发布了《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标志着欧盟在协调与中国的合作方面作用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发布了《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明确了中欧可以通过学术合作推动双边伙伴关系发展。这两份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中欧高等教育合作进入了新阶段。同一年，我国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鼓励国内大学与世界知名大学合作设立联合学术项目，也为中欧高等教育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Cai&Zheng, under review）。

在此阶段，越来越多的机构与平台项目合作逐步展开。例如，2010年中欧清洁能源中心启动，多个中欧研究人员合作平台，如欧洲学者在华平台（Platform for European Researchers' Networks in China）和欧洲科研人员网络中国区办公室（EURAXESS-China Office）陆续成立（Zheng&Cai, 2018）。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作为首个中国伙伴院校加入欧盟伊拉斯谟硕士联合培养项目——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项目（MARIHE）（Cai, 2013），并持续至今，已招生9届，为中欧乃至全球培养了高等教育研究及实践前沿的顶尖青年人才。

第三阶段（2013年-2018年）：2013年发布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标志着双方合作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阶段，中欧双方目标一致，认为对方是对彼此有利的战略合作伙伴、推进全球多元治理的重要力量，并且可以通过中欧合作，实现双赢局面（Cai&Zheng, under review）。

这一时期，中欧高等教育在跨国合作机制、联合科研和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快速发展。在跨国合作机制方面，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于2012年建立，与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共同成为支撑中欧合作的三大支柱。通过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欧在教育、文化、青年发展、体育和性别平等等领域的决策者和实践者定期开展讨论，交流中欧合作的想法与良好举措，共同推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在联合科研和联合人才培养方面，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快速发展。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共有28个中欧联合科研机构、171个中欧联合人才培养项目成立。中国逐渐成为欧盟及各成员国认可的高等教育重要合作伙伴，其在支持对华高等教育合作经费方面做出一定倾斜。2013年，中国被列为参与伊拉斯谟+项目的前五大非欧盟伙伴国家之一（Zheng&Cai, 2018），多个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如欧盟-中国博士教育合作项目（EU-China Doc Project）和中欧大学治理和学术领导力项目（EU-China LEAD Project）都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第四阶段（2019年至今）：2019年以来，受地缘政治与疫情影响，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发生了复杂变化。在这一阶段，矛盾与发展并存是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特征（Cai，202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双一流”建设等国际化政策的展开，中国保持着“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际合作战略（Braun Střelcová et al., 2022），并逐渐成为世界格局的引领者之一（Zheng&Li, forthcoming），这逐渐引起欧洲重新审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角色。2019年，欧盟发布了《欧中战略展望》，将中国重新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中欧仿佛“订婚但未完婚”的合作伙伴（Braun Střelcová, 2021），强调在不脱钩（decoupling）的情况下实现去风险化（derisking）的合作，保障欧洲高校的学术自主权和数据安全（Cai&Zheng, under review）。在欧盟发布了《欧中战略展望》的同年及随后几年，荷兰、瑞典、芬兰分别出台了对华合作战略文件，提出要采取更平衡、更现实的对华合作战略（Mardell, 2023）。

在此背景下，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开始遭遇一些挑战，但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特别是2023年，中国高校尝试重新恢复与欧洲高校互访的过程中，部分中国高校发现难以与欧洲高校开展新的合作，疫情之后欧洲来华学者人数也有所减少。但同时，笔者也观察到，其一，更多中欧应用技术型大学的交流和合作正在展开。例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同济大学、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国际合作联合会、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茨维考西萨克森应用科学大学、齐陶/格尔利茨应用科学大学等六方正在上海市临港区合作筹建“上海中德科技大学”。未来应用技术型大学合作可能会成为中欧高等教育合作新的蓝海。其二，未来港澳台地区与欧洲的高等教育合作也可能迎来更多新发展。2023年底，香港教育大学正式成立全球芬兰教育研究所（GRIFE），加强与芬兰院校的合作，推进香港、内地乃至全球的教育发展。这预示着香港-芬兰教育合作将逐渐成为未来中芬教育合作的重要板块。其三，在新能源、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方面，更多的中欧科研合作和创新也正在进行，可能给中欧高校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例如，同济大学成立的中德联合研究中心，作为中德合作学科交叉的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将围绕中德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需求，围绕智能科技、绿色发展两大主题，开展交叉融合研究，正是人类发展所亟需。其四，基于中欧联合科研开展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也会是未来合作的新方向。结合中德联合研究中心，同济大学还成立了中德博士生院，把国际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形成重大科研成果，有效利用中德合作中的各方资源，共同培养国际一流人才，这也将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推广的中欧高等教育合作新模式。

综上，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经历了从初期的探索性合作到黄金扩展期的快速发展，再到当前阶段面临的挑战。应对当前阶段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环境的复杂性，中欧高校需要建立更多积极的学术对话，减少双方的顾虑与猜疑。同济大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研究中心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通过构建彼此信任、平等开放的交流平台，增进中欧双方理解，形成维系信任基础的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学术网络。同时，笔者呼吁更多研究关注欧洲在高等教育与科技领域对华合作的变化，共同推进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安全化，探索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的新机遇和新模式。（作者蔡瑜琢系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与商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蔡三发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郑高明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同济大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6期）

作者：蔡瑜琢 蔡三发 郑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