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云南组织纪律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杨伍荣 王东立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党不断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党组织始终将纪律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结合阶段性革命任务和地方实际，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一时期的纪律建设，在不断总结、探索中前进，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纪律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历史启示。

一、中共云南组织的纪律建设实践

1.党组织成立初期的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纪律规范主要体现在党的纲领和章程中。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部党章把纪律置于重要位置，规定了明确的纪律并要求严格执行，为初生的党注入纪律严明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明确了九条纪律要求并单独列出。到1926年11月7日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时，党的纪律规范内容又经过党的三大、四大修改后，条文更加细化全面，云南党组织成立之初即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章，特别是把纪律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保证加以贯彻落实。一是要求党的活动制度化。支部会、支书联席会、党团员会议坚持每周1次，特委会每周2次，遇突发情况即时召开会议。二是注重党员的理论教育。通过每周发放讨论大纲和政治分析材料，以及规定党员必读的书报，提高党员的自身素质。三是严格执纪整顿组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云南特委采取措施对党、团组织进行整顿。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开除两名在党内散播谣言、制造分裂的党员；对不赞成土地革命或不赞成脱离国民党者，允许退党。经过半年时间的整顿，基本澄清了党内出现的混乱思想，到年底党团员共198人。这些措施使党组织在云南当局的清党行动中得以稳固，并在转向农村斗争后经受住了考验。

2.省委机关被完全破坏的教训。1927年3月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到1928年1月，党团员人数增至600多人，1929年1月、5月两次改组中共云南临时省委，1930年1月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云南省委。其间，先后发动了小东山、阿加邑、马关八寨、陆良等多次武装暴动或斗争。1930年4月底，反动当局加紧镇压共产党和革命活动，党内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致使云南地下组织连遭破坏，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相继被杀害。

1930年6月，省委紧急扩大会议在马关八寨召开，会议认为，这次省委机关遭受破坏，“这个牺牲只是我们战斗中暂时失利”，“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反映，“是在与反革命剧烈斗争”中的产物，“党应更坚决地领导工农阶级与全国形势相配合，来争取最后的胜利”，表明了云南党组织没有被敌人屠刀吓倒，继续坚持斗争的坚定信念。会议总结了省委机关遭受破坏的教训。一是把关不严。云南党组织成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些对革命不坚定的人混入党内，党组织忽视了党员资格审查与党员质量把关，这个问题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二是组织结构不够严密。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八七会议要求各地“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强调是秘密机关。但云南省委机关的印刷、通信等几个住地在党内几乎是公开的，工作人员的住处也都互相知道，有时文件材料处理不及时，导致工作的公开化和行动的浪漫化。这种公开化的工作方式，不仅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更在客观上为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对党组织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三是党组织对党员的学习宣传教育不够。党的教育工作不充分，使入党的个别同志对革命不太了解，没有加强人生观改造。“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然不会有坚决的信仰”，在白色恐怖之中，动摇叛变就产生了。四是执纪不严。虽然党组织反复强调严格执行纪律，清理不合格党员。但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党员干部缺乏，对个别已经表示不愿继续革命的人员采取尽量争取和迁就的态度，甚至还重用这样的人，而这些人正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

1930年12月31日，省委书记王德三、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经辰、省委委员吴澄、团省委书记李国柱被杀害，中共云南省委遭到完全破坏。

3.中共云南组织恢复重建后的纪律建设。在党组织遭到破坏5年后的1935年11月，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1938年8月，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成立，领导党员有50余人。1939年1月，成立了中共云南省工委。2月，省工委在南坝一农民家开办了为期20天的党员训练班，20多名党员参加培训。受训党员回到各地后，一些地区也秘密举办了党员培训班。省工委针对新党员制定了候补党员基本教育大纲，规定了新党员要认真学习掌握党的纲领、策略、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在广大党员中，进行了党纪教育和秘密工作纪律检查，提高了党员遵守党纪的自觉性。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及“三勤”(勤业、勤学、勤交朋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政策。新一届省工委根据南方局关于精简组织层次、缩小党的领导机构的指示，结合云南实际，决定省工委不设部委，不设固定机关；省工委会议只研究形势、政策、方针等重大问题，不作文字记录，不保留文件和党员名单，具体工作由省工委书记与两个委员个别研究。全省实行分级管理，纵不越级。在党员较多的学校或工厂不设党总支，采取平行党支部的组织形式开展工作。云南地方党组织逐步建立起“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各个负责，互不打通”的组织形式。

1942年秋，根据《新华日报》刊载的整风文献，云南省工委开展了整风学习。明确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必须隐蔽，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对党员的历史、入党后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了检查。要求党员自学整风文献和诸葛亮的《出师表》等正能量读物，再联系实际进行思想剖析，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员普遍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组织观念，坚定了革命信念，纠正了过去存在的不严守秘密、自由行动、横向联系多、暴露自己等问题。至1948年7月，党员发展到7000人。

1949年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纵队党委领导开展反分裂斗争。针对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中的少数人喝鸡血酒拜把结盟、在部队中散布谣言等问题，在纵队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基层党组织，发动全体指战员和当地农民群众，进行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党的领导，反对封建领导”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次反分裂斗争的胜利，使自卫军第二纵队广大指战员深刻地认识到革命队伍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地方反蒋武装必须经过彻底改造，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坚定执行革命任务。

到1949年底，全省先后建立健全了15个地委、1个市委；成立了14个行政专员公署。边纵部队整编为12个支队、两个独立团，主力部队发展到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10万余人，在野战军进入滇桂黔边区之前，解放了61座县城。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1950年2月24日，陈赓在云南省地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庄严宣布：“解放军和云南人民、云南的党会师了，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解放了。”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省有党员26246人。

二、历史启示

中共云南组织在24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不断加强纪律性，为夺取全国范围内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留下的历史启示，为正在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提供借鉴。

第一，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保证。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中，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历史充分证明，要坚持把严守政治纪律放在首位，要求党员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促进全党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能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新时代严守政治纪律，就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党的团结统一的基础，也是党的战斗力的源泉。

第二，严明纪律规矩是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根本遵循。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历史充分证明，加强纪律建设，是我们党攻坚克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只有严明纪律规矩，党的肌体才能永葆纯洁，才能永葆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要保证长期执政，就需要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坚持用纪律管党治党，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始终保持纪律的严肃性。

第三，坚持纪律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是纪律建设的基础。纪律教育影响党的事业全局。历史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放松纪律教育，党员干部自由散漫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就易滋长，最终导致腐化变质。新时代新征程，需要不断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以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确保全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第四，坚持从严执纪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证。纪律贵在执行。再严格的纪律如果得不到切实贯彻执行，那就是“纸老虎”。要把从严执纪落到实处，才能有效破解党的自我监督、自我革命难题，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2024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