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结、中国情、美国梦，李安缘何成为华语导演第一人（上）？

要论当今华语电影导演第一人，本来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张艺谋、贾樟柯、姜文、王家卫、许鞍华、侯孝贤、杨德昌，甚至陈凯歌等或许都有一战之力。但与作品影响力与质量的稳定性，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性，题材涉猎的深度和广泛性等综合来看，李安当选华语电影第一人不能说当之无愧，至少算争议最小。

或许你说这些很虚，单就最能体现导演能力的最佳导演奖项方面，两座奥斯卡，两座金球奖，一座英国电影学院，两座柏林，两座威尼斯，两座台湾金马，两座香港金像，就差戛纳，但也得过两次提名，要不然就完成世界影坛主要奖项大满贯了。

这个成就，在整个世界影坛也不多见。

或许大家还有这样一个疑问，李安格外受到国外欧美奖项的“青睐”，是因为他本身是台湾人，又主要在美国发展，而受到欧美的“统战招安”么？

首先我们来看李安对于自己“中国人”的感受和认知。

李安祖籍江西德安,现在还是百度百科德安县名人栏唯三上榜的人物。“祖上也曾阔过”,高祖及高祖父这两代曾是大财主，家里有栋五进的大宅院，清青咸丰年间，石达开带部队路经德安，还在先祖家住过。德安曾经最大的商行“李恒裕”就是其祖父一手建立的。

我阅读过太多的名人传记以后，发现所谓的“寒门出学子,逆境出人才”真的是一句毒鸡汤，想让后代成才，最好是中产小康之家，能让孩子有找到兴趣的舞台，有试错的机会。即使家道中落，孩子以前吃过，见过，经历过，见识也不一样。

真的提倡“吃亏是福,吃苦是贵”，很多时候吃的苦太多了，一直没有正向反馈的话，就会认命。能够“天生我才，逆天改命”的永远只会是少数。所以他们的故事才会被反复提及，换句流行的词来说，这叫幸存者偏差。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出生，至少能决定他1/3的命运，很多时候一代人的成功，需要两代甚至三代人的努力。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够励志，首先看看你买房子，有没有掏空双方家庭的“6个钱包”？

因为家大业大后，一次被官府敲诈的惨痛经历，到了李安父亲这辈，秉承着“耕读传家，学优则仕”的中国古训，李安父亲考入江西一中，之后进入大厦大学（现厦门大学前身），两年后抗战爆发，又转至南京干校就读。

抗战胜利后李安父亲返乡，二十八岁就当上江西崇仁县县长，后来调至教育部任主任秘书。到台湾后，李安父亲转任教职，先后担任花莲师范、台南二中、台南一中校长。

而李安的母亲，既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是一个影迷。

从小在母亲的带领下，岳枫、严俊、李翰祥、胡金铨、李行等人的电影，李安皆有涉猎。从早年的《桃花江》、《江山美人》、《山歌恋》、《星星月亮太阳》,到《梁祝》开启的黄梅调时期，到李小龙、张彻等人的武打片,还有“中影”的健康写实片，“国联”的文艺片、历史宫闱片琼瑶小说改编的“三厅电影”（客厅、饭厅、咖啡厅），以及台湾新电影兴起之前的社会写实片。

由于父母全职，工作很忙，家里还有一个管家老杨，照顾全家人的生活。等到1981年李安从纽约大学毕业，面临毕业作品《分界线》(Fine Line)的拍摄时。除了自己打工，资金大多数来自于父母和女友林惠嘉资助,共花费一百多万台币。

可以说，李安的家庭给予他最基本的保障和最坚强的后盾，在李安两次大学考试不入，毕业六年没有戏拍的两次窘境下，给予了他试错的机会和沉淀的时间，最终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舞台，并为之不断积累经验。

正因为如此，在李安的字典里面，除了他一生挚爱的电影，父亲、家庭、国家被始终摆在首位，给予他很大压力和责任，也成为划在基因里的烙印。

直到现在，逢年过节回家,李安都还要进行传统的磕头拜年仪式。

1954年10月23日，李安在台湾屏东潮州出生。当天请了医生来家里接生，据母亲狐疑,李安刚生下来时，一张脸发青,也不哭,直到医生拍打他的小屁股，哇的一声，大人才放了心。医生事后告诉妈妈,好险，脐带绕在我脖子上两三圈,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很容易窒息的。现在太太常骂他脑子不清楚，说:“大概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长子的出生让父亲充满了期盼，取名“李安”，一来是老家江西德安，二来是父亲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爷爷本来一直想着一家人重回大陆重聚，听到李安出生的消息后，才写信给李安父亲，让他从此“在台湾开枝散叶”。

因为传承了宗族的责任，两个家长又是教育工作者，从小对李安的要求相对严格，没想到在一段时间起到了“逆反”作用。

李安中小学成绩还算优秀，到了高中以后，一下子竞争激烈，再加上找不到定位，尽管天天补习被家里安排补习，高考还是还是两次落榜。

第一年六分之差，接着“二战”考数学时，又因为过度紧张，第一个钟头便腹痛头涨,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可见数学真的是很多文科生的痛），总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

放榜时，李安正好独自在家,家人都上班去了，得知成绩后就一个人跑了出去，家里人吓得以为他要投河自杀。

反而是给他补习数学的黄重嘉老师，发现李安的艺术天分，再加上李安从小跟着母亲看电影，骨子里有一份喜欢。于是鼓励他再去参加台湾省专科联考，这次放平心态后没那么紧张，反而考得不错，数学还考了六十八分，最终进了台湾艺专影剧科。

到了艺专后，李安终于对高考的失利慢慢释然，发现原来人生不是千篇一律地读书与升学，自己从小到大所信守的方式并非唯一，只是父亲看到当时台湾艺专宿舍和伙食环境，回家后大哭了一场。

因为家庭期望与现实的落差，李安自嘲前三十年一直都很失败，从台南一中起就开始觉得学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不是间好大学。

毕了业，服兵役剃光头,又被女朋友甩掉。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都是美国人，话也听不太懂，朋友也没法交，个子比老外瘦小，台湾留学生又多是念理、工、医、农的高材研究生,他是唯一念戏剧的大学生。虽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但也正是这种“做低”的心态，造成了李安外柔内刚、细腻坚韧的性格。

按照李安父亲的意思，影视行业不算什么“正经”行业，在大学毕业后，还是希望李安回去子承父业，干教书或者从事其他稳定的文职工作。

可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李安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他签约,说在美国极有发展,要他留下来试试。

经纪人当时极力捧他:“以你的水平，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

在美国人的“忽悠”，以及自己对电影还不甘心的心境，李安人生中第一次违背父亲的意愿，选择留在美国。

没想到接下来6年来都没有正式的作品，李安成为家庭妇男，主要靠老婆养家，自己只能靠给其他公司写写剧本，赚些外块贴补家用。

到1990年暑假,老二李淳出生时是李安最消沉的时候，岳父母来美国帮忙，一下飞机，妻子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李安会受不了。

李安也在家每天做好菜饭给他们吃，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李安只得回答:“开餐馆跟家里烧饭不一样。”

拍摄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推手》前，李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银行存折里只剩下四十三块美金。加上小儿子李淳又刚好出生，李安一下子压力陡增。

但也许是儿子出生带来的“冲喜”效果，几个月后李安终于迎来事业中的重要转折点。台湾“新闻局”第一届扩大优良剧本甄选，李安一举拿下一等奖《推手》，奖金16000美元，二等奖二等奖《喜宴》，奖金8000美元。

有了关注度之后，终于有了台湾“中央电影事业公司”的看好并且注资，李安得以在美国开拍《推手》。从此，以中国人的“父亲形象”为主要诠释对象，贯穿了李安的早期三部曲。

至于都是选择演员郎雄饰演父亲的角色，一当然是演技，二是李安认为郎雄的脸是五族共和,不论中国大江南北、两岸三地，甚至日韩、新马、亚洲人、西方人哪个族群看到郎雄的脸，都觉得符合“中国父亲”的形象。

本质上来说，这也是父亲在李安心中的投射累积。李安始终觉得自己书没念好，爱搞戏剧，又是父亲最不喜欢的行业，潜意识里始终有种罪恶感。“当时我虽没犯大错，但一些无奈、委屈、抱歉的心情，始终闷在内心深处，积压很多，所以拍出这种片子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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