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赛尔多夫摄影学派

“有人说，纪实方式没有艺术性。谁能下此定论？最终，留待后人评述。该标准无法被准确划分。与图像生产相关的一切行为，都可能具有艺术性。”

——希拉·贝歇

摄影即是一种现实，是一个人观察和表现这个世界的绝妙通道。自19世纪世界上第一台照相机诞生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影像时代。

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所有当代摄影风格，都无法摆脱与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的联系，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是当代摄影的重要起点。

《矿井头架，杜特姆普尔煤矿，瓦朗谢讷，北加莱省》，法国，1967年 黑白照片，尺寸40厘米×30厘米

光影之下的哲学如此静默，以至于它们走过的路渐渐被人遗忘，拾起它们吧，将它们永恒存放在我们的记忆中。

你不可不知的杜塞尔多夫学派，当代摄影师无法绕开的艺术高峰

贝恩德·贝歇（1931—2007年），希拉·贝歇 摄影，1978年

从纪实摄影复兴伊始，学派的创立者贝歇夫妇便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大师。

19世纪，杜塞尔多夫在艺术史上留下了第一笔浓墨重彩的印记。

1819年至1859年，彼得·冯·柯内留斯及其继任者威廉·冯·沙多执掌新成立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将之打造成杜塞尔多夫绘画学院。

该学院起初培养拿撒勒画派画家、浪漫主义画家，后是现实主义画家与自然主义画家，其风景画与风俗画一时成了脍炙人口的出口商品。

仰仗辉煌的历史积淀（虽在1914年至1945年严重受损），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振旗鼓，成为权威的国际艺术教育中心。

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自纪实摄影的复兴开始，贝歇夫妇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大师，他们在绘画实验的基础上超越了摄影媒介。如今，二人栽培的三代艺术家极大丰富了摄影视觉，并将创意艺术延伸至数码图像制作的领域。

同时，个别艺术家挣脱尺幅的传统束缚，逾越了陈列柜，最终占领了美术馆和艺术画廊的墙壁。

塔塔·尤霍尔兹，《杜塞尔多夫，霍恩伟格300号，10/78》（Düsseldorf, Höhenweg 300, 10/78），1978年；

福尔克尔·德恩，《考文垂斯邦街》（SponStreet , Coventry），1983年

贝歇夫妇的作品形式简单：黑白照片的尺寸为30厘米×40厘米或50厘米×60厘米，内容是诸如工业建筑、机器、水塔、冷却塔、井架、储气罐、高炉、石灰窑、谷仓与工厂等常见物。

画面背景是一片浅灰色的天空，影调细腻、平衡，避开强烈的阴影，通常会在不同灰调之间形成摄影差异。除了工业景观的视角，摄影师与观者的视点落在物体的二分之一处，且精准地处于画面正中心。

《房屋，斯特伯温362》，德国，1972年

出自由8张黑白照片组成的系列，尺寸均为30.5厘米×40.5厘米

建筑物或物体的焦点清晰，摄影师力图避免画面外的其他细节（比如，汽车或人），因而，观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题材本身。

再次援引贝歇夫妇的原话，此类题材形似“匿名雕塑”：“它们基本是以匿名性为风格准则的建筑物。正因为缺少设计感，才流露独特的气质。”

超越摄影媒介的美学观念与创作手法

从流派创建伊始追本溯源，学派的创立者贝歇夫妇在绘画实验的基础上超越了摄影媒介，特意让摄影回到诞生之初流行的美学观念，以现代技术手段与当代精神实现19世纪的观念。

《3502，1995年》（3502, 1995） 彩色明胶银盐照片，尺寸36厘米×54厘米

《拉曼恩港，法国》（La-Manne-Porte, France），2000年 彩色明胶银盐照片/迪亚塞克装裱工艺，尺寸130厘米×183厘米

《3263》，2003年 彩色明胶银盐照片／迪亚塞克装裱工艺，尺寸111厘米×86厘米

尽管贝歇夫妇的继承者多以大画幅出道，但这个流派包含了深刻、丰富的摄影理念、创作手法与万花筒式的媒介创作方式，如数字后期、蓝晒、拼贴、档案图片、现成品挪用等。

二人栽培的三代艺术家丰富了摄影的视域，并将艺术创意延伸至数码图像制作领域。他们用巨大的尺幅、细腻的色彩向绘画发起新挑战，让传统印刷品变成了艺术品。

悉数摄影大师贝歇夫妇与学派10位门徒所走过的艺术轨迹

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在贝歇夫妇的教学之下人才济济，每一位都不容小觑，他们既承上启下，又另辟蹊径，在恪守贝歇夫妇教导的同时，又发展出了各自的视觉特色和关注对象。

面对导师光环的同时顶住来自师门的竞争，选择了独属于自身的艺术道路，以精湛的技艺和对摄影本体的持续思考，不断挑战着摄影的边界。

《云霄塔，拉斯维加斯，美国》（Stratosphere Tower, Las Vegas, USA），2003年 半透明片，尺寸135厘米×165厘米

安德烈亚斯·古斯基两次刷新摄影拍卖记录，2011年，《莱茵河2号》以433万美金成交，至今保持着照片交易的最高额：

安德烈亚斯·古斯基的作品多表现消费主义的视觉奇观，在冷面之下，融入自己的思考。

其拍摄取景开阔恢弘，印放出的作品细节清晰逼真，展出视觉效果极好。

《莱茵河2号》（1999年）

《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1989年 彩色明胶银盐照片

《大教堂I》，2007年 彩色明胶银盐照片

托马斯·斯特鲁特在温莎城堡中为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拍下肖像：

2012年，托马斯·斯特鲁斯受到英国国家肖像画廊的的委托，为一场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六十周年的展览创作一幅肖像。

在一个月的准备之后，斯特鲁斯在温莎城堡中为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拍下这幅肖像。

冷面温情的坎迪达·霍弗曾入选卡塞尔文献展 （卡塞尔文献展可以用“奥斯卡”来形容，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立为世界三大艺术展）：

坎迪达·赫弗是杜塞尔多夫学派重要的女性艺术家。自20世纪80年代后，她的镜头逐渐聚焦于宫殿、教堂、博物馆、图书馆、剧院、教堂等古典建筑。

通过展现色彩和几何的精妙平衡，她为空间留下肖像。在她的镜头下，这些建筑除至美的外观外，还存有人的温情。

《圣加仑市立图书馆I，2001年》（Stiftsbibliothek St. Gallen I 2001） 彩色明胶银盐照片，尺寸183厘米×152厘米

《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I，2004年》 彩色明胶银盐照片，尺寸180厘米×215厘米

“离经叛道”的托马斯·鲁夫不仅被艺术届簇拥，还将贝歇的教导延伸到更远，涉及现成图像创作：

20世纪80年代，他从欧洲南方天文台的档案中购买了1212张天文照片底片，并选取细节复制放大，形成了《群星》系列。

这是鲁夫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他放弃亲自操作相机创作的模式，开始使用现成图像或技术合成等手段。

《17h 38m/-30°》，1990年 彩色明胶银盐照片／迪亚塞克装裱工艺，尺寸260厘米×188厘米

《基底1II》（Substratum 1II），2001年 彩色明胶银盐照片／迪亚塞克装裱工艺， 尺寸186厘米×204厘米

《工业外观》（Industrial Facades），比利时、法国与德国，1967—1992年 由12张黑白照片组成的类型学摄影，尺寸均为40厘米×30厘米

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又被称为贝歇学派，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市，这里孕育了一种全新的摄影艺术观念和方法论。该学派的核心人物是伯恩德·贝歇（Bernd Becher）和希拉·贝歇（Hilla Becher），他们夫妇二人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教授摄影，从而形成并传播了这一影响深远的艺术流派。

贝歇夫妇的工作基于对工业建筑的系统性拍摄，尤其是对水塔、炼钢高炉等工业遗迹的拍摄。他们的摄影实践体现了新客观主义的精神，这与早期德国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作品一脉相承，后者以详尽的分类和记录社会各阶层的人像而著称。贝歇夫妇将这种类型学的方法应用到了工业景观上，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强调了摄影的档案性质和对现实的客观描述。

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的艺术家们相信，单个物体的意义在于它所属的系列之中，只有通过比较和归类，才能揭示出对象的普遍性和内在结构。这种理念引导了学派成员们对摄影的探索，他们不仅拍摄工业遗迹，还涉及城市景观、日常物品和人体等多种主题。摄影在他们的手中不再是简单的记录工具，而是成为了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媒介。

该学派的影响力迅速扩散，培养出了许多重要的当代摄影艺术家，包括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和阿克塞尔·胡特（Axel Hütte）等。这些艺术家继续发展和创新贝歇夫妇的理念，将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的视野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的艺术家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摄影技术的精通和对图像处理的严谨态度。他们倾向于使用大画幅相机，以确保极高的图像质量和细节。此外，黑白摄影和对光线、构图的精细控制也是他们的标志。这种对工艺的追求和对视觉效果的高标准，使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总而言之，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团体，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摄影哲学和实践方法，对全球摄影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其发源地德国，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画廊，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作品都在不断地挑战观众对于摄影本质的理解，同时也为后来的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灵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