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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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当时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央政府，向上海的党中央秘密发去120两救命黄金，但这120两黄金却在运送途中离奇消失了，负责转运黄金的7号交通员也随黄金神秘失踪整整19年。
到底是监守自盗？还是另有隐情？当时由于不具备全面调查的条件，此案就此搁置。
实际上在中国革命时期，曾有很多地下工作者突然失踪或杳无音讯。他们当中不乏赫赫功名者，如冒死保护党中央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长征中神秘消失；新四军115师的参谋长周昆，在1938年3月携带6万元军饷突然消失，从此再无音信。
这些人到底是牺牲了、投敌了、逃跑了还是另有隐情，众说纷纭。建国后，这部分人的亲人、家属或战友纷纷上书中央，要求调查当年的这类悬案，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这一次，相关的部队和组织在硝烟散去后，也有了时间和精力去彻查当年的悬案。
综上所述，1949年11月下旬，由中央公安部、社会部牵头，协调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等地方局的公安部对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遗留的、尚未侦破的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调查，后面这类我们简称“悬案”。
上海市公安局为此特意抽调了一批精干力量组建了一个叫“悬案调查办公室”的办案机构，杨家俊为主任。在整理卷宗时，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引起悬案调查办公室的高度重视。
这起悬案是1931年11月，江西瑞金的中央政府向位于上海的临时党中央秘密发去120两救命黄金，但这120两黄金却在运送途中离奇消失了，负责转运黄金的7号交通员也随黄金神秘失踪。
杨家俊拿起卷宗袋，轻飘飘的，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只有2页纸的案情简介，别的啥也没有，杨家俊心里咯噔一声：这案子难了。
想破案，首先得找知情人了解情况，然而当年负责调查此案的相关人等已经遇难，当前最了解案件的知情人只剩下一个——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专案组一行4人坐上火车去了北京，拜访林伯渠。林伯渠听闻是120两黄金失窃案重启，立刻放弃手里的工作接见了专案组，介绍了案件的前因后果。
1931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最高情报机构中央特科的重量级人物顾顺章叛变。顾顺章知晓中央特科的所有运作、人员和联络点，为了避免被敌人”一锅端“，整个中央特科迅速撤离上海，暂避风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战有多重要？作用随便超过几个王牌师。因此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计划重返上海和重建中央特科。在上海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向位于瑞金的中央政府发去密电，请求中央局紧急拨款，作为在上海重新开展情报工作的经费。
当时苏区中央的经费非常紧张，但还是决定拨给120两黄金，瑞金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林伯渠从苏区银行调来一批打土豪没收的黄金首饰，熔炼后制成12根金条，每根10两，装进一个白铜小盒，用锡焊封好盒口，以防止中途拆开。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风声紧。从瑞金到上海距离很远，跨越多个地区，如果由一个人运输，人生地不熟，而且陌生面孔也容易引人注意，因此决定由各地的地下交通员分段护送。林伯渠经过评估，这一趟任务，需要经过7个地下交通员之手。
考虑到金额巨大，风险高，为避免中途发生意外，林伯渠特意制定了一套交接核验方法和程序。
林伯渠亲笔书写下一个汉字“快”，让人刻在一枚硬木印章上。“快”字一共有7画，按7个笔画把印章破解成7件，然后把7件笔画印章，连带7套锁具和7把钥匙分别寄给7名地下交通员。上下线的交通员在交接时，按照如下程序进行：
双方凭事先约定的暗语相认→下线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下线将自己持有的笔画印章交给上线→上线将黄金交给下线。交接完毕，原下线交通员变成上线交通员，他用自己的锁具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重复上述交接程序。
交接过程中，锁具和钥匙是确认接头双方人员无误，笔画印章是向上级证明该交通员已经完成使命，将黄金交给下线，否则他不会持有下线的笔画印章；
从1号交通员到7号交通员，每个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都把下一站交通员交给自己的笔画印章交给当地的上级组织，上级组织再辗转将笔画印章送到瑞金苏区，当瑞金苏区收到全部7件笔画印章时，就说明7名交通员全部完成了交接任务。
这套交接程序很严密。这120两黄金运送的路线是：1瑞金—2南平—3福州—4温州—5金华—6杭州—7松江，最后由在松江接手的7号交通员送到上海。
1931年11月6日，1号交通员从瑞金出发了，预计1个月后送到上海。到了12月初，上海的中央特科没有收到黄金，便发电询问瑞金苏区。护送这批黄金的地下交通员都是特意审查和挑选的，瑞金苏区一开始没有在意，认为是普通的延迟，回复再等等。
林伯渠
上海的中央特科每三天询问一次，从12月初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5封询问电报。直到收到最后一封电报，瑞金苏区才意识到可能出问题了。
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和林伯渠将笔画印章凑在一起，唯独缺了“快”字的最后一笔——捺。只有6枚笔画印章，说明黄金确实没送到上海。这下坏了，黄金真出问题了。
因为只缺了最后一笔的印章，那肯定是最后一站出了问题，也就是从松江到上海的那一站——6号交通员把黄金交接给了7号交通员，但在这之后，7号交通员没能把黄金交给上海的临时党中央。
7号地下交通员活动区域靠近上海，因此这件事交由中央特科负责调查。地下交通员的身份（姓名、职业、地址等）属于高度机密，只有个别中央领导直接掌握，且为单线联系。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地下交通员的安全，调查时这成了最大的拦路虎。经过层层审批和反复确认，中央特科终于获准拿到了那位掌握地下交通员身份的中央领导身份信息，此时距离事情发生已经三个多月了。
这位中央领导听说以后，立刻联系7号交通员，这一找才发现，人找不到了！当时上海属于国统区，中央特科怕引起注意，不敢大张旗鼓地调查。随后，由于形势恶化，中央特科红队被中统“包饺子”，红队全军覆没，中央特科撤离上海，这桩悬案就此搁置。
林伯渠握着专案组成员的手说：“这起案件让我至今魂萦梦入，如果有生之年能告破，也算是了结我心头一桩大事。”
这个案件的关键当然是7号交通员，但18年过去了，如何大海捞针找到7号，专案组决定从零开始，复原当年的事情经过，他们从1号开始，顺藤摸瓜。林伯渠告诉专案组，从瑞金出发的那个1号交通员是高自立的警卫员，姓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已是解放军第13兵团副师长。
“我当时的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接到任务后，我从瑞金出发，骑马到南平，6天走了250公里，赶到指定的交接地点——南门的关帝庙。按规定程序对暗语、钥匙开锁、交接黄金、上交笔画印章……完成后立即走人，没有任何其他交流。”秦朴回忆说，“我们都做了乔装改扮，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真实相貌如何，这是组织纪律的要求。”
当时，秦朴不知道自己交接的是黄金，也不知道2号交通员的真实情况。专案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调取了当年中央保存的绝密档案，获得了18年前参与运送黄金的6名地下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
令人惊讶的是，唯独没有最重要的7号地下交通员的情况。
专案组立刻奔赴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幸运的是2至6号交通员都健在，专案组很快摸清了前六站的交接情况，没有任何线索和进展。
最关键的第7站交接，负责传递的6号交通员刘志纯回忆说，他在接到上级秘信后的第16天开始，每天中午11点去西湖“楼外楼”酒店前等候接头。第17天，一名国民党军官与他接头成功，双方确认锁具和钥匙后，刘志纯把快”字的倒数第二画——“撇”印章交给军官，军官递给他一个箱子和一把钥匙。
刘志纯没做任何停留，当天就前往松江，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这是最后一站的接头地点，也是最靠近中统特工的地方。刘志纯在此居住了两个晚上，愈发紧张和警惕，因为按照规定，如果3天内无人来接头，刘志纯要在第4天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等待组织另派人来取。
1931年12月1日晚7点，最后一天，下午4点，刘志纯见没人跟自己接头，便下楼跟客栈的老板、账房聊天，打听一下情况。这时忽然走进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身穿黑色棉袍，头戴黑色绒线帽，向老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在此入住。
刘志纯当下说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对方微微点头，两人上楼进入房间，对过暗语后，按规定交接东西。最后这人将自己持有的印章——“快”字的最后笔画“捺”，交给了刘志纯，随后离开。
刘志纯说：“7号交通员走后，不到5分钟，警察就来客栈盘查住店客人了，搜查行李。吓得我一阵后怕，如果下线晚来5分钟，自己完了，组织上交来的东西也完了。”
至此，最神秘的7号交通员浮出了水面——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但专案组对7号交通员的身份、姓名、来历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拿到黄金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把120两黄金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神秘失踪了？
专案组别无选择，决定去两人当初接头的“汉源栈房”走访，看当年的客栈掌柜和账房那里有没有其他线索。现场查看，发现“汉源栈房”在1937年日本人打过来时就关门大吉了，据周围街坊说老板林汉源为躲避战火，关门后就逃难去了。
专案组的心落到了谷底，无奈之下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找到当地公安局打听林汉源。一番打听，真还找到了林汉源。原来抗战胜利后，林汉源回到了松江乡下的老家。专案组兴奋地跑到林汉源，一看林汉源本人白发苍苍，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神智时常清醒时常混乱。专案组试着向他打听18年前的事，林汉源一脸懵圈。
不过，林汉源说出了当年账房先生地名字——褚国宝。褚国宝在1947年因为牵扯到一桩土匪抢劫案被判了5年徒刑，现在还在苏州监狱吃牢饭呢。
专案组饭都顾不上吃，立刻到监狱提审褚国宝。褚国宝相比林汉源正值壮年，身体健康，精神正常，态度也很积极。褚国宝想立功，但无论侦查员怎么启发，他也想不起18年前那一天发生地事。客栈一年到头那么多旅客，又过去了18年，谁能记得住？
专案组大失所望，正准备离开，褚国宝说道：“汉源栈房的账本还在我家里放着呢！不知道这东西有没有帮助。”专案组返回松江，取走了全部22本账册，一番翻查下来，一无所获，只证明了刘志纯确实是在1931年12月3日入住了“汉源栈房”。
去哪里寻找一个18年前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人？案件第一次到了瓶颈。
一筹莫展之际，侦查员胥德深合上账本，突然说：“客栈老板和账房先生对这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如此陌生，说明此人很可能不是松江本地人，而是来自于外地。”
组长杨家俊说：“他是外地人，那就范围更大，更难找了。”胥德深兴奋地说：“7号交通员如果是外地人，他在松江一定有落脚点，不是住在旅店，那借宿在哪里呢。”
侦查员胥德深跑回杭州找到刘志纯。刘志纯绞尽脑汁地回忆，终于想起一个模糊的细节——当时黑衣男子从包里取那个“捺”字印章时，包里似乎有一张薄薄的纸，模样像“汉源栈房”开给自己的预付款收据。这说明黑衣男子很可能住在松江的客栈！
专案组调查后得知18年前松江城一共有5家旅馆——“大福祥旅馆”、“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九峰三泖旅社”，“汉源栈房”在1937年关门了，“邢天华客栈”在1950年关门了，目前还剩3家。
尚在营业的三家客栈都保存了至少30年的旅客入住记录。专案组成员大喜，搬来如山般的账本，集中查找1931年12月初的入住记录，找出了一个极为可能的疑似目标人物：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的刘羽定。可再一打听，专案组心凉了：刘羽定早在12年前就病死了。
专案组找到刘羽定的一张照片，拿去给6号交通员刘志纯辨认，刘志纯看后摇了摇头：此人相貌跟自己接头的7号交通员大相径庭，肯定不是。
五家客栈只剩去年刚关门的“邢天华客栈”没查了。这是最后的希望，然而当找到客栈老板邢天华时，邢天华的一句话让专案组的心彻底凉透：“店都关了，留着账本干啥？我吩咐伙计把账本什么的一把火全烧了！你们在我关门前来就好了。”
最后的希望落空了，线索再次中断！如果7号交通员就是入住了“邢天华客栈”，那就预示着专案组永远不可能破获此案了！
还有一种可能，如果7号交通员不是住旅馆，而是借宿到哪户人家呢？其实，专案组之前就分析过这个可能性，但觉得可能性很小，现在没有选择，只能围绕借宿调查。
20世纪30年代初流动人口很少，松江城又不大，街坊邻里关系很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邻居们往往也知情。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有“朝阳区群众”，利用群众的力量，没有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松江县公安局的协助下，大家围绕“1931年12月3日前后是否有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外地男子借宿”一事展开大范围深入的摸排。不到一天半的时间，全城的摸排都出来了，结果都是3个字：没查到。
案件走进死胡同，不放弃不得行了。眼看也快过春节了，专案组准备打道回府，过了春节再作计议。胥德深向杨家俊请假，要在松江军分区司令拜访一个山东老乡！
谁也没想到，正是胥德深的这一去，专案组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胥德深在松江军分区司令部的山东老乡杜复明参谋，听说胥德深有同事在松江，便邀请专案组一起过去吃饭。大伙边吃边聊，杨家俊对菜肴的口味赞不绝口，杜复明一听很高兴，便叫厨师老柏出来跟客人见面，杨家俊一问原来还是老乡，干脆拉着老柏入席一起吃饭喝酒。
闲谈时，胥德深聊起他们正在调查的这桩18年前的悬案，找遍了松江的旅馆都没头绪。这时，老柏忽然插话说：“松江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呢，不知道你们查过没有？”
话音一落，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盯住老柏，期望他往下说。
原来，老柏在1930年来松江给“富春楼”当大厨，因为厨艺好，远近闻名，不时有人请老柏到家中去掌勺。老柏去的最多的是“松金青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一来二去，老柏对保安团如数家珍，知道他们开了一个内部招待所，有50张床位，专门用于招待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
老柏说：“这个招待所一开始不对外营业，后来因为空闲床位多，就开始接待社会旅客，但入住条件很严格，必须有保安团连以上军官介绍，并有营以上军官的签名担保。”
对入住旅客而言，保安团的内部招待所条件太苛刻，真正能入住的人不多，因此除了内部人士，知道这家招待所的微乎其微，所以此前调查时没人提到这个招待所。
专案组立即取消返沪计划，第二天跑到松江专区公安处，一打听就马上有了惊喜：松江保安团的档案都在库房里，保存完整，记录了1930年至1937年全部的旅客入住登记资料。
专案组直奔重点，很快就有了发现。1931年12月1日至5日，入住的非军人旅客只有3个，其中两人是一对夫妻，来自南汇县；另一个名叫梁壁纯，来自上海，12月1日入住，12月4日离开，担保人是保安团第一营营长郭洪顺。
梁壁纯立即引起了专案组的兴趣，他们仔细查看了附在旅客登记簿上的担保函，被担保人梁壁纯系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族叔郭北昌在上海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
专案组大喜过望，不过在进一步调查时发现郭洪顺早在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至于郭洪顺的族叔、上海“祥德源国药号”老板郭北昌已经在1941年9月病逝，药店也在同年的10月23日申请注销正式歇业，现在早已换成了一家鞋帽店。
线索貌似又断了，但一个药店那么大，还有其他伙计和工作人员。专案组经过走访附近的年长居民打听，尤其是找到了一个年近6旬曾在药店打工的老人，复原了当时的背景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