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宋朝士人的中年危机

宋徽宗《文会图》

宋朝士人，总给人一种儒雅超逸的印象，他们对诗词的追求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书画则力求“闲和严静”，同时又要有离世绝俗的“林泉之心”；宋朝的瓷器要精美至极，又要清雅至极，宋朝的园林要耗尽心思，又要极尽自然。宋朝士人既要“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又普遍对隐逸山林有近乎政治正确的渴望。这些收放、浓淡、仕隐的矛盾，形成了宋朝士人旷达超然的表面形象，但这种表面形象下，却隐藏着深重的忧患。

如果把唐朝比作初入江湖意气风发的少年，那么宋就是历经沧桑归于沉静的中年，中年人不如少年人，无法消受太过直白艳丽的情绪，转而在欲语还休的余韵中，体会壮年听雨的江阔云低、断雁西风。

从唐朝的瑰丽雍容，到宋的淡泊清雅，表面来看是宋代文人团体的审美倾向起着主导性作用，但这种审美心态的变化，实则有更深的历史社会原因。

1.积贫积弱

宋朝总被后世诟病“积贫积弱”，这种说法虽然有欠公允，但却不能说不是事实。

从安史之乱开始，盛世太平的社会走向了支离破碎的乱世，从唐朝到宋朝，更经历了五代十国的烽火狼烟。而在战乱中，中原与北方的防御要地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所以宋朝建国之初，就直接面对来自北方骁勇骑兵的威胁。

而自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为了防止被同样的方式赶下龙椅，他选择了杯酒释兵权，以文士治国的方针。在这种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背景下，被寄托以治国重任的士人们一方面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从而表现出对民生民族等现实家国问题的积极关注，另一方面则无时不被忧患意识和无奈情绪包围，因此呈现出一种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

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下，宋朝士人一改汉唐对建功立业的热切追求，开始向内反思历史社会的运转，宇宙人生的意义（因为对外也实现不了），主体意识和忧患意识取代民族认同，成为宋文化独具一格的特征。不论是宋代诗词中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或者书画里对天地人生浑然合一的追求，亦或是理学中对心性天理问题的思考，都可以看做是宋代文人相对内倾、沉静的文化氛围的体现。

但宋人的这种内倾沉静，却有别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而是呈现出一种轻盈飘逸的超然和苦中作乐的怡然。这一方面由于宋朝大力发展经济，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广大庶民出身的文人士大夫能在朝野切换的间隙释放情绪，与民同乐。

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宋朝，禅宗进一步融合佛道，本就更易被国人接受，更因其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得到广大人民的拥趸。禅宗被理学吸收利用，融合了传统儒学为仁由己的自律和佛道自我解脱的释然，这种结合逐渐塑造起了宋朝士大夫克制隐忍、自然淡泊的性格特征。

2.三教合流

儒释道合流是宋朝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

唐朝之后，佛道盛行，著名的理学家如朱熹、二程都有出入佛老的经验。当时几个大的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都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极大地启发了宋朝士大夫的主体精神自觉，让他们向自身追问更深刻的人生、宇宙、命运等问题。这使得宋朝士人笔下世俗生活的烟火气里，多少逸出丝缕更为深沉的天人之思。

朱熹像

在佛道文化引导宋代士人走向内心的超越，吸引着他们遁世归隐的同时，儒学的复兴却时刻警醒他们遁世之害，要求他们背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

北宋古文改革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文学理论，配合庆历新政，要求士人“先策论而后诗赋”，这样，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知识分子为了考取功名，比起词赋这样文学性更强的文体，可以明理言道的文论会受到更多重视。

尽管因为触犯了旧贵族阶级利益，庆历新政历史一年多就宣告终结，但这次改革直接影响了宋朝知识分子的气质风貌，进而形成了崇尚以文论道、以文论史、以文论事的文坛主流。

儒学复兴更重要的体现就是理学的流行，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道出了宋朝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像

为天地立心，即以圣人之心观照世间万物，是为仁由己这一儒学基本宗旨融合佛道之后的发挥；为生民立命，即一方面要通过儒者自身的修行，以身作则，一方面则要积极传道，教化大众；为往圣继绝学是自韩愈提出“道统”以来，儒士以为己任的传统，而为万世开太平，则具有更鲜明的宋人特征。

一方面是中央“以文治国”的基本政策，大大提高了士人的政治参与度和地位，一方面则是内忧外患的深重民族危机；一方面是学术文化的全面自由，一方面却是伦理教化的步步紧逼；一方面是佛道超然出世的隐逸倾向，一方面是儒学经世致用的入世警言……

宋朝社会的矛盾性和双重性，让知识分子天然地更常去思考社会、历史、天人等本质性问题，是理论发展的良好土壤，但这种矛盾性和双重性在士人身上，则体现为出世和入世的拉扯，这种拉扯又形成了宋人特有的文化张力。宋人既无法像唐人那样全意入世，张扬肆意，又不能如晋人那样归隐山间，任性轻狂，只能在无法回避的士人责任下寻求平衡。

他们像是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年，被迫成长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中年，不再有策马扬鞭的豪情壮志，却能踟蹰闲庭、寄情天地。宋朝虽然不具备少年时期的飞扬烂漫，却有中年时期的博大厚重，而宋朝淡泊清逸的文化特征，正孕育于这厚重深邃，却洞察天地之理、熏染烟火人情的社会文化中。正如苏轼与他侄儿的信中所言：“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