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掌掴北大校长，毛主席称其“女中英杰”，蒙冤23年无怨无悔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尽快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毛主席领导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为了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农村合作化的第一手资料，毛主席经常乘坐专列，前往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1954年春天，毛主席和周总理乘坐专列途经河北，听取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薛迅，登上专列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详细介绍了河北的生产情况。薛迅在汇报中观点明确，阐述问题透彻，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详细询问了薛迅的革命经历。

薛迅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家里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文化氛围很浓，以至于薛迅从小就接受琴棋书画和诗词歌赋的熏陶。但这样幸福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薛迅被迫辍学，在一所小学教书为生。

1927年，薛迅工作一年之后，带着自己积攒的积蓄来到北平，考上了国立北平女子大学。仅仅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薛迅再一次因交不起学杂费而停学，无奈返回家乡继续在小学教书。

此时正值北伐一路胜利高歌猛进之际，似乎革命已经成功，但薛迅却并未看到革命给穷人带来的好处。在目睹了学校当局的腐败之后，薛迅严词拒绝加入国民党组织，毅然决然选择离开，再赴北平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也正是在那一个时期，薛迅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在朋友的介绍下，薛迅加入了社联和左联，后来又出任文艺新闻社的记者。1930年，薛迅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薛迅成为反日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号召全体学生罢课游行，结果惹恼了学校当局，将其列入了开除名单。所幸其他兄弟院校纷纷派人声援，艺术学院院长被迫辞职，薛迅等14名进步学生自动复学。

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和当局的不断妥协，薛迅等人领导北平各校数千人南下请愿。为了阻止这些学生，国民党政府将车站工人全部撤除，薛迅等人一边指挥学生们卧轨抗议，一边与铁路工人接洽。

整整坚持了三天三夜后，北平当局被迫同意发车。到了南京之后，与山东学生形成了上万人的浩大声势。

抵达南京的学生们很快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立场比较缓和，主张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另一个则情绪比较激烈，主张向国民党政府示威，薛迅坚定地站在了示威团的这一边。

请愿团如愿见到蒋介石之后，向蒋介石递交了请愿书。目的达成之后，请愿团便打道回府。而薛迅所在的示威团则做了充足的准备，先联系到南京当地的中共党组织，之后又走上街头广泛宣传，最后找到南京周围的当地学生团体，请他们到南京助威。

三天之后，示威团又凑足了近万人。为了保证学生运动的顺利开展，示威团内部形成了一套指挥系统，薛迅被推举为副总指挥。

国民党中央举行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当天，示威团先来到国民党外交部，然后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当愤怒的学生涌向中央党部传达室和会客厅时，参加常务会议的与会者请出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上场救火。

其实，蔡元培并不赞成学生搞请愿运动，在前一天还发表了一篇报告，苦口婆心劝说学生们不要因为爱国运动而牺牲了学业。蔡元培对学生运动大泼冷水，引起了爱国学生的不满，因此一出场就被学生们团团包围，质问他为什么不抵抗。

“北平党部为什么不让抗日，我们不知道，我们……”蔡元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薛迅当场打断，说国民党各级组织一致压制抗日，难道中央党部就可以推卸责任吗？

薛迅的一番话令学生们更加激愤，正当旁人还在试图以蔡元培的威望来控制局面时，一个学生冲着蔡元培当头一棒，将其打倒在地，冲动之下的薛迅也出手打了蔡元培一记响亮的耳光……

听薛迅讲到这里，毛主席和周总理顿时笑了，对薛迅当时的勇敢表示了赞赏。毛主席告诉薛迅，当时井冈山正处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之中，她们赴南京示威请愿，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的精力，起到了南北呼应的作用。

中午时分，毛主席热情地将薛迅留下一起共进午餐。席间毛主席还亲自给薛迅斟酒，一边向她敬酒一边称赞：

“你真是女中英杰。”

然而，就在薛迅受毛主席接见两个多月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对薛迅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主要就是针对薛迅“余粮征购”的具体做法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她是“反对统购统销”，借题发挥说薛迅反对中央的决定。

其实薛迅只是根据自己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提出不马上完全取消粮食市场的主张，希望国家不要全部征购农民手中的余粮，以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对于工作方法的问题，薛迅主动作出了检讨，但对于那些无端的指责，薛迅作出了严肃申诉。结果这一行为被视作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不但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还受到了党内警告的处分。

坚信自己的问题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薛迅，1955年离开了河北，在中央党校学习之后，被调到石油工业部担任部长助理。尽管是被降职使用，但薛迅仍一如既往全身心投入工作。

1959年，薛迅调任北师大担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由于为彭德怀仗义执言，薛迅再一次遭到批判，之后改为负责后勤工作。

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薛迅再一次遭到了冲击。当专案组四处搜集材料妄图将薛迅打成叛徒时，不但没有找到她背叛革命的证据，反而被她当年在狱中坚持和敌人斗争的事迹所感动。

自此，专案组的年轻同志将薛迅视为真正的革命者。曾有一些有心之人想要拉拢薛迅来装点自己的门面，结果遭到薛迅的断然拒绝：

“共产党员不能参加派别斗争！”

身处于政治风暴期间，薛迅每天读书看报，写字画画，以各种方式排解心中的苦闷，以革命家的目光审视事态的发展，她经常对来看望她的同志说：“我要活着，我要看到他们的下场。”

1976年政治风暴结束后，薛迅高兴地说，自己比陈老总、彭老总幸运，这样死也无憾了。

1978年薛迅生病住院之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重新审查23年前对她的处分。很快，中组部派人到医院看望薛迅，宣布了中央为她恢复名誉的决定，薛迅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吟唱《东方红》。

第二天凌晨，68岁的薛迅安详离世。按照薛迅遗嘱，孩子们没有给母亲做新衣服，让母亲穿着平时爱穿的衣服上路，骨灰撒在了北京西郊的山上。

参考文献：

[1]刘颖.注重调查研究的“女中英杰”[J].机关党建研究,2019,(04):60.

[2]王勇.打蔡元培耳光的北大女生[J].文史博览,2009,(06):36-38.

[3]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88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