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广辉：徐乾学幕府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的编修

作者：孙广辉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摘要：幕府修史是清朝修史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徐乾学幕府是清朝最早的幕府之一，它凭借优势条件编修康熙《大清一统志》。其编修分为京师和苏州两个时期。在整个编修的过程中，徐乾学广聚遗民学者组建幕府并领导幕府修成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山西、江南统志，成果显著。徐乾学幕府由幕府组建、史料选用、工作程序形成一套自身独特的修史机制，这套修史机制催生了多部重要典籍的成书，对新的修史局面的形成和政治理念的统一产生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徐乾学幕府 康熙 《大清一统志》 幕府修史

清朝共修成三部《一统志》，分别为：始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书于乾隆八年（1743）的康熙《大清一统志》；初修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乾隆《大清一统志》；始修于嘉庆十六年（1811），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康熙《大清一统志》是一部重要的官方地理总志，其独立建馆和幕府参修的编修模式，与后两部完全以他馆承修的编修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徐乾学幕府是清朝最早成立的学术幕府，且是《一统志》编修的主力军，其主修《一统志》开启了清朝幕府修史的先河，这在清代史学史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学界对徐乾学幕府编修康熙《大清一统志》的研究多侧重修史过程及成果的考察，而在修史原因、修史特点的探讨上还较为薄弱。《一统志》是徐乾学幕府修史的重要成就之一，其编修呈现官私结合的特征，探讨徐乾学幕府与《一统志》编修的关系，对于研究徐乾学幕府的学术贡献并进而探讨幕府修史在清朝修史机制当中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徐乾学幕府编修康熙《大清一统志》的缘起

对于徐乾学幕府编修《一统志》的原因，学界极少关注，仅有学者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对此有所涉及。清朝统治者一直怀有戒备心理，尤忌讳学者文人聚会结社，且方志编修本属官方活动，不应由幕府负责，但徐乾学幕府却可广聚幕宾进行修志活动，而不曾受清廷的干预。徐乾学幕府因何能承修官方史籍且备受皇家支持，究其原因，主要归结为三点。

（一）满足清廷进一步借修史笼络明遗民学者的需要

在明亡清兴之际，一批遗民士人深感国破家亡的悲愤和对华夏文化传承的担忧，故而坚守民族气节不与清廷合作。他们成为在政治上和士林中颇具影响力的脱离于国家体制的新兴社会群体，成为一股隐性的社会和政治离心力量。同时，清廷在军事征伐节节胜利的局面下，面临如何治理封建社会高度发达的广大关内地区的问题，继承明朝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成了不二选择，继而网罗统治人才成为清廷维护其统治秩序的迫切需求。清朝统治者发起“官者归来复其官，民者归来复其业”的号召，并采取了为崇祯帝发丧、尊孔重儒、开科取士等羁縻人心的措施，从而以招抚的故明兵将、官吏以及通过科举选拔的汉族士人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建立起全国政权。

鉴于清政府在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上的历史局限性和自身根深蒂固的首崇满洲思想以及激进的民族同化政策，清政府又表现出国家治理上的不成熟。清政府在不断与人数众多的汉族地主阶级结成联盟来加强对全国统治的同时，又通过兴起“科场案”“奏销案”等大狱，防止和抑制汉族地主官僚势力的过分强大，不仅使入仕的士绅阶层踌躇徘徊，更无益于遗民的归附。“三藩之乱”的爆发真正使清王朝认识到人心向背对于政权稳固的重要性。面对国家政权仍不被汉族士人接受的现实，在满汉民族矛盾依然尖锐的背景下，为安抚新朝士人和扭转遗民不与新朝接触、合作的态度，康熙帝施行了广开出仕门路和迎合遗民故国情怀的笼络政策。

清廷以更加主动的态度特开“博学鸿儒科”奖掖儒学，更以行政手段强请必欲罗致的山林隐逸赴京，不论应试与否一应委以官职，试图以附属的特权和待遇收揽或孤立遗民。借修《明史》寄托故国之思和延续汉文化一直是遗民的夙愿。清廷在“博学鸿儒科”之后随即重开《明史》馆，此连续举措确实争取到了部分遗民及其子弟的响应，遗民社会就此发生明显分化，然而收拾人心并非一次制科和官修一部经典就能一蹴而就的。想要收服人心，就要一以贯之地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以程朱理学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从而扩大对文人的号召力，树立清廷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待到修《一统志》时，清廷为扩大借修史笼络遗民学者政策的成效，争取遗民社会的彻底合流，遂把目光投向了遗民聚集的学术幕府——徐乾学幕府。幕府参修官方史籍是清廷瓦解遗民社会的一次新方法的探索，也是对崇儒重道文化政策成效的检视。

（二）史学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明清之际，宋明理学逐渐暴露出学理上的种种缺陷，走向空谈性理、不问时务，不仅无补于社会，而且造成了对封建纲常秩序的空前冲击，并在改良政治、重振学风的呼声中走向衰落，随之经世史学重新进入士人的视野。加之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与市民阶层势力的成长壮大，反对封建专制、张扬自我的启蒙思想随之产生，同时讲究科学务实之西学传入，这些新生因素又进一步推动着经世思潮向前迈进。

经过长期兵戈扰攘后，国家经济残破凋敝，整个社会处于严峻的危机之中。社会现实的强烈变化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带有遗民情节的学人在反清复明活动失败后，纷纷转入学术研究，贬斥空谈心性的理学，积极提倡明体达用、经邦济民的经世实学，使得自明末以来兴起的经世思潮空前高涨。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指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反之，则“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这种经世史学思想也反映了他深切的历史使命感。黄宗羲于传统经学内寻求出路，倡导经史统一，“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主张“六经皆载道之书”，且“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也就是说，六经载道，史籍记事，道事相连，经史难分，这正是黄宗羲尊经重史，谋求致用思想的突出写照。

总之，经过清初学人殚力宣扬，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在此历史时期，徐乾学与明遗民学者积极倡导经世致用，注重学术的实际效用，希冀通晓古今治国之道来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直接把历史编纂作为明道救世、千古永垂的大业。徐乾学主张：“史以为纬，雅擅事辞，天人之际备矣，帝王之用该矣。”顾祖禹提到：“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陶元淳说：“工制义而嗜古，志蕲经世，洞见史传理乱机要，其议论雄辟，而归于崇本核实。”面对清廷严禁聚会结社，诸学人迫切地希望通过组建幕府书局构建表达思想和理念的新平台，寓史事考辨、总结历代兴亡之道于著述之中，以求真、务实的历史经验为社会提供治理良方。

（三）徐乾学幕府的特殊性

幕主徐乾学才学深厚，撰著等身，颇受康熙帝赏识。徐乾学诗书传家，八岁能作文，十岁应童子试，十三岁通五经，顺治十七年（1660）中顺天乡试，康熙九年（1670）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四年（1685），徐乾学以《经史赋》《班马同异辨》等文章被康熙帝列为翰林榜首。徐乾学始终以学问傍身，撰有《通志堂经解》《读礼通考》《资治通鉴后编》。徐乾学入值南书房，“凡朝章国故之巨，郊庙礼乐制度之沿革，廷议纷挐，必折衷于公”，成为深得康熙帝器重的文学词臣。徐乾学参与编修《圣训》《大清会典》《御选古文渊鉴》《鉴古辑览》诸书，在主持编修《大清一统志》前，还担任《明史》监修，修史能力突出，承担《一统志》编修重任也势所必然。

徐乾学与明遗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徐乾学是明遗民后代，其舅父是大儒顾炎武，其学术思想深受顾炎武文脉影响。徐乾学在治学上又与黄宗羲相知相惜。徐乾学遣门人问学黄宗羲，请黄宗羲观传是楼藏书，与黄宗羲讨论《明史》中是否设立《理学传》的问题。黄宗羲派弟子万斯同、其子黄百家参修《明史》，支持徐乾学的领局修史工作。徐乾学喜好延揽饱学之士，在其所延聘的幕宾中，就有乾嘉汉学的先驱人物胡渭与阎若璩。徐乾学与明遗民学者群体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又因诸多学术往还加深了徐乾学与明遗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更容易为清廷搜罗实学之才。

徐乾学通籍后，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入值南书房，其自身既是清廷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施政主体。学者型官员开办的幕府自然就具备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清朝制度建设中的新尝试。徐乾学返回苏州前因得明旨返乡修书，并得御书“光焰万丈”匾额，使其幕府修史在清朝国家体系中仍旧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其幕府编修《一统志》得以顺利开展。

徐乾学幕府以其学术积淀和与政府的独特关系被时代推到了前台，并创造性地运用幕府承修官方史籍的方式收拢遗民学者，此举在保全遗民气节的同时，间接将遗民纳入政府组织加以管控，成为朝廷继续利用遗民大儒的影响力展示怀柔政策的新渠道。

二 徐乾学幕府编修康熙《大清一统志》的两个阶段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一统志》开馆之际，徐乾学担任总裁，专理《一统志》馆务。徐乾学幕府一同开始了《一统志》编修工作，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结束。其间因徐乾学职务变动，徐乾学幕府编修《一统志》被迫分成了两个时期，分别是京师时期（1686～1689）和苏州时期（1690～1694）。

（一）徐乾学幕府与京师时期的《一统志》编修

徐乾学幕府成立于《一统志》开馆之前，幕府随着徐乾学受命总裁而投入《一统志》的编修工作，以下主要从幕府经费开支、延请修史人员、制定体例和幕宾的分工情况来说明幕府的编修工作是怎么展开的。

幕府修志所需编修人员薪水、笔墨纸砚、桌椅箱柜等各项开支均由《一统志》馆承担，至于幕宾修志酬金的支取则略有不同。清代修书各馆在管理上往往依循前例或借鉴他馆。雍正三年（1725）二月，《一统志》馆副总裁蒋廷锡奏报：“一统志馆‘一切应用纸张、器用等物，纂修、提调、收掌、誊录、供事人员等饭银，康熙二十五年题定照会典馆之例支取，臣等悉照例遵行’。”康熙二十五年（1686）会典馆的经费管理办法为“其桌饭银两及纸匠等工食，行文户部支给；至应用箱柜、桌机、笔砚、纸墨、糊麺、灯油、炭木等物，酌量于工部取用”，也就是说《一统志》馆和幕府书局的薪酬和物资消耗分别由户部、工部一应列支。然而，在薪俸接收上，徐乾学幕府却有些特殊。顾祖禹拒绝接受清朝的官职，“在志局时，乾学将荐起之”，祖禹断然回绝，“书成，将列其名上之，祖禹不可，至欲投死阶石，始已”，可见其未接收馆俸，只接受幕主提供的幕酬。刘献廷则不同，虽接受了馆俸，却只是抄录史馆藏书的权宜之计，“昆山归里，继庄以馆俸之得，抄史馆秘书无算”。

碧山堂是徐乾学在京居所，位于绳匠胡同，今休宁会馆，是供幕宾进行日常生活和开展学术活动的场所，徐乾学幕府修《一统志》的书局即设于此。徐乾学幕府能一直从事重要的学术活动，得益于幕宾多为饱学之士，这与徐乾学喜好延揽宾客有很大的关系。胡渭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辞别冯溥后进入徐幕。康熙二十二年（1683），阎若璩游历福建归来后，馆于碧山堂。黄仪精于地理学，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来到徐乾学幕府。顾祖禹亦擅长地理，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即馆于徐乾学昆山冠山堂，致力于写作《方舆纪要》，待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为编修《一统志》，馆于碧山堂。刘献廷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应顾祖禹、黄仪邀请参修《一统志》。

《一统志》书局成立后，修志的首要工作就是拟定体例，订立编修原则。徐乾学亲自制定了《大清一统志凡例》，“然以健庵一心力，勤考据，发凡起例，规模大定之书”，此凡例可视为《一统志》最早的编修纲领。徐乾学对《一统志》的“古今沿革、山川形胜、都邑人物、田赋户口”方面，均“考之详而辨之明”，并与书局同人协商后，以“体国经野”“观民省方”的经世思想为宗旨，采用“自《禹贡·职方》及于近世，博采古义，参决群言，标其大凡”的方法，按照“务使识其大而略其细，考其实而阙其疑，取类周详，措辞质古，展卷之下，条析缕分”的标准和原则，最终拟定出类目22条。有学者将徐乾学拟定的《大清一统志凡例》与成书的康熙《大清一统志》凡例进行比较，指出了二者的异同。可见徐乾学制订的凡例为《一统志》体例的成型，寻启了门径，培植了初基。

饱学之士会聚徐幕，悉心撰述，往来论学，为编修《一统志》贡献才智。书局成立伊始，阎若璩积极参与探讨修史原则，贡献较大。面对万斯同“撰《一统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传诸书”的疑问，阎若璩指出编修《一统志》的原则是“胪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项，但取其言与行关于地理者，方得采辑”，“盖不惟其人，惟其地”，并以杜君卿“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的言论强调了编修《一统志》的总体原则。黄仪在《一统志》编修上，“凡两都十四国之方舆沿革异同是非，莫不总于一人之手，而定于一人之口”。刘献廷“为昆山定河南《一统志》稿”。

在《一统志》编修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底，徐乾学深陷党争旋涡，为避人祸决心返乡续修《一统志》。京师阶段的编修工作也宣告结束。至此，《一统志》编修工作已历时三年多，保定府、江西统志稿已始修，河南一统志稿亦基本完成。

在京师时期，徐乾学奉命主修《一统志》，既是史馆的副总裁和专理员，又是幕府《一统志》书局的领导者，突出贡献在于制定了《大清一统志凡例》。在徐乾学的诚挚延请下，阎若璩、胡渭、黄仪、顾祖禹、刘献廷参加到《一统志》书局中，成为书局编修队伍的主体。徐乾学幕府主宾协作，依托官方的力量支持，使《一统志》编修初具成果，为后续编修打下了基础，但总体来看成效较小，究其原因，除了修史工作自身的繁复性外，也受《一统志》《明史》《大清会典》等多个修史工程同时进行的影响。

（二）徐乾学幕府与苏州时期的《一统志》编修

徐乾学卸下所有行政职务，回到会聚文史大家的江浙地区，在拥有了更充沛的精力和条件后，择驻地、延幕宾，随即着手幕府修史工作。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徐乾学携《一统志》书稿返回苏州，选定太湖洞庭东山望族翁天浩亭馆数处邀集同人编辑所携诸书，“东山有数大姓，最著者翁氏。君翁姓，讳天浩，字元直，别号养斋……岁庚午，余请告归里，特恩以书局自随。避城市喧嚣，就君假馆焉”。不久书局辗转嘉善，后迁至苏州华山之凤村。

徐乾学不仅主持修志克尽厥职，审慎求善，“公核校精严，务极根柢，稗言莠字，片只多士，或集多士，送难于登临，或抽架帙，刻烛于飞觞，拨繁一虑，不疲以乐，公于是书（按《一统志》）可谓勤矣。夫揽大纲者，多忽细故，善器使者，或略躬亲，公则体国奉公，不辞劳勤，一日之耗，动逾中产，公犹必以尽善切属多士，而不务求速成塞责”，而且仅凭一人之力承担书局的一应费用，“陛辞之日……仍力辞帑资并应领二品奉给，且勿烦所在官司供亿”。

有感于徐乾学“再疏苦辞归，愿以书局老”的表现，不少士人追随其归乡修书。“尚书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延常熟黄仪、顾祖禹、太原阎若璩及渭分纂。”刘献廷亦随徐乾学返吴修书，“尚书既去官，继庄亦返吴”。归乡前，徐乾学还向康熙帝题请姜宸英、黄虞稷随其南下，随其南归修书的还有查慎行。回到苏州后，徐乾学“复延访四方耆儒名宿，共襄厥成，郁郁彬彬，络绎奔诣，皆大国词人之选”。裘琏受黄宗羲推荐，于“康熙三十年辛未春，至洞庭书局”。此外，王原、徐善、马涧也被延请至幕府。韩菼适逢假归苏州，亦参与了编务。其间，陆续入幕参与修志的还有李良年、邵长蘅、沈佳、吕澄、陶元淳、吴暻、唐孙华、顾士行、顾秦业。在徐乾学的勤力征罗下，苏州书局便有了“供事之员、善书之士，及奔走使令之役，复三四十人”。幕府的修书盛况，可谓“一堂宾从之贤，皆九等人表之最，官书如此慎重，岂复私家著述所能比肩”。

幕宾各尽其责，齐心于操觚染翰之业。在《一统志》编修上，学者们讨论了《一统志》的地理范围，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阎若璩的考证工作。阎阐述了体例中“四至”“八到”的含义，极大地突出了《一统志》在一些关键点上的精确度，显示了《一统志》编修工作的成效。姜宸英站位国家角度写成《一统志江防总论》《一统志海防总论》《一统志日本贡市入寇始末》，表达了对国家社会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为国家处理边防事务提供历史借鉴。裘琏编写湘、广《一统志》，其所修《三楚人物志》被徐乾学称赞为“最工且速”“整齐慎核”。刘献廷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对《一统志》编修内容提出了开创性意见，“继庄首言郡县宜记经纬度，故《一统志》每府必记北极测地若干度”。以上种种表明清廷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成效显著，汉族文人发自内心对清朝廷统治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同。

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徐乾学受官场倾轧，书局被撤。朝廷仍命徐乾学接续修订书稿。徐乾学备感仕宦艰险难料，加之修志之事乃文人追求名山事业的心头之重，故带领幕宾先后迁至嘉善、华山凤村避居兼续书稿。康熙三十三年（1694）七月，徐乾学“病中口占疏谢恩，进呈续完一统志书若干卷”，未及奉旨入京，旋惊悸而死。幕府解体而终，苏州阶段的纂修工作随之结束。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三十三年（1694），徐乾学幕府与官方合力修成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山西、江南统志，“各省志书三百五十一本”。

苏州时期，徐乾学重建书局，依托宫中珍本及传是楼藏书，携手幕宾接续编修《一统志》。徐乾学幕府完成占全国三分之一省份的编修任务，贡献不可不谓之巨大，所纂志稿虽有细繁之嫌，但其涵盖之广博，考订之详尽，却不失为后纂者的完备底稿。基于徐乾学幕府的纂修成果，乾隆八年（1743）刻成的康熙《大清一统志》，由京师（直隶）、盛京、江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八省及外藩统志组成，每省设立统部，再依次由诸府及直隶州到诸县，按各所涉类目分次撰述，共342卷，后附外藩及朝贡诸国志书，总计356卷。徐乾学幕府编成的康熙《一统志》整体呈现材料来源广泛、内容宏富、考证精要、体例赅密的特点，史料价值较高，为其后一统志馆的纂修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 徐乾学幕府修史的特点及贡献

纵观碧山堂书局和苏州书局两个时期，徐乾学幕府编修《一统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修史机制，这种修史机制不仅对当时史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产生深远影响。

（一）徐乾学幕府修史的特点

徐乾学幕府修史是区别于官方修史与私家修史的一种特殊修史形式。徐乾学幕府开展修史活动既不具有史馆修史的强制性，也不像私家修史那样完全受控于个人意志，具有一套自身存在和运行的修史机制，其独特性表现在幕府组建、史料选用和工作机制方面。

1. 幕府组建。徐乾学以深厚的学养、崇重学者的态度、雄厚的财力以及平稳的仕途形成向心力，于幕中会聚了大批学界名流。徐乾学不仅爱好读书且富于藏书，建有盛极一时的藏书楼传是楼，他还是清初最著名的学术活动赞助人。钱澄之《田园全集》、吴兆骞《秋笳集》、归有光《震川先生集》、朱彝尊《日下旧闻》等书均因得徐乾学资助而付梓问世，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胡渭《禹贡锥指》的成书也得益于传是楼的丰富藏书。同时，徐乾学身为康熙帝倚重的朝廷重臣，于幕府中营造出宽松的治学环境，为学者提供了无惧朝廷禁令而自由聚会的政治庇护和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受限于秘藏典籍难以周览、私家作史多受禁忌和因私家著述成书周期长造成的财力难以为继，又因徐乾学幕府以从事学术活动而闻名，私家学者遂将目光投向幕府。

2. 史料选用。京师时期的徐乾学幕府在清廷的支持下积极利用官方资料，除了各省提供的《通志》、各地呈送的舆图外，清宫藏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徐乾学曾奏请利用文渊阁藏书以供修志参阅：“徐尚书总裁《一统志》，请权发文渊阁故书，以资考验”。到了苏州时期，徐乾学返乡时携带了大量宫廷藏书，其中不乏珍贵的前代地理志残本，“黄俞邰言：‘徐司寇健庵奉旨归吴修《一统志》，借内府书有元岳璘所修《一统志》残本尚二十余大册，计全书不下千卷’”。除此之外，徐乾学还拥有自己的藏书楼———传是楼，传是楼“贮书若千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种，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史则日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附焉，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凡为橱者七十有二”，以藏书数量大、收藏范围广、宋元秘本多为特点。徐乾学携书局归乡后，幕府在资料征集上亦可从传是楼中灵活选用，资料择取渠道极为畅通。

3. 工作机制。徐乾学幕府修史是在秉持官方意志的前提下由史馆与幕府协同推进的，幕主起主导和统筹作用，幕宾发挥主纂和辅助作用。幕府承担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时刻贯彻着官方修史思想。京师时期，徐乾学官僚、学者一身二任，作为《一统志》馆的行政主官直接把握修史动向，协调幕府与史馆工作。到了苏州时期，徐乾学退出史馆管理层，幕府修史除了需要谨遵随修随次第进呈的规定，“其所修《一统志》陆续缴送，俟馆阁诸臣详定汇呈御览”，凡遇重大工作事项都要经史馆批准后方可执行，如史书内容的厘定需要由京师《一统志》馆官员共同议定，“《一统志》例载本朝人物，凡朝廷恩恤大臣，及德行卓绝者，理应采录，但臣愚昧浅见，不敢轻为出入，应俟在馆诸臣公同酌定”。①徐乾学作为幕府的领导者，主导了修志材料的选择、整理及编修思路的制定。徐乾学组建幕府，为学者提供相互切磋、交流的平台，统筹幕宾合力编修《一统志》，并亲自督视修志的每一具体环节，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徐乾学幕府在《一统志》编修上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幕宾的襄助。幕宾多为社会清流，且多担当学术领袖，不涉仕途，不受官府羁绊，在秉承幕主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相互切磋、交流，最大限度发挥史家的独创性，襄助幕主编修《一统志》，既保障了《一统志》的质量，又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二）徐乾学幕府修史的价值

在清初官方修史与私家修史二元并行的史学发展模式下，具有“半官方半私人”性质的徐乾学幕府修史，是一种新生且独特的修史机制，其对清代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幕府编修成果多且精。徐乾学幕府进行了众多大型史籍的编修工作，参修《明史》《一统志》，独修《资治通鉴后编》《读礼通考》《通志堂经解》等，成绩显著，对后世影响深远。康熙二十九年（1690），《明史》“历十二年而《史稿》初就，凡四百十六卷”，基本上奠定了乾隆四年（1739）殿本《明史》的主体架构。康熙三十三年（1694），告竣的六省《一统志》稿“博大精确，一洗向来诸志之陋”，即使是后来重修之书，也“无能出其范围”。《资治通鉴后编》成书一百八十四卷，记述了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迄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历史，此书“所载舆地尤为精核”，“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其体例、历史细节及文字表述多被毕沅幕府所修《续资治通鉴》所沿袭。《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博而有要，独过诸儒”“是书搜罗富有，秦蕙田五礼通考即因其义例而成之，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于是焉”。《通志堂经解》一千八百六十卷，收录宋元经学要籍一百四十种，虽未精于校勘，但“其于经学，凡唐宋以来先儒经解世所不常见者，靡不搜揽参考，雕板行世”。《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的65%均出自此编，《通志堂经解》使刊刻书籍不仅限于存古，更注重于学术研究，且引领清代刻书理念转向辑刻“专著”。

幕府修史开启了修史新局面。在史料利用上，徐乾学幕府首开私家学者利用官方资料的先例。学人受聘于幕府参修《一统志》，可以极为便利地参阅宫廷秘籍善本及各省志书舆图。刘献廷抄录了大量史馆资料，“持归苏之洞庭，将约同志为一代不朽之业”。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胡渭的《禹贡锥指》均得益于《一统志》馆中手抄和传是楼藏书。任用修史人员更加灵活，徐乾学不仅可以自主延聘学者，还能从史馆调用史才。追随徐乾学南归修书的人员中就有一直在史馆供职的姜宸英、黄虞稷。在修史程序上，幕府修史借鉴了官方修史的多人分修模式，设置类似总纂、纂修的职位，组建了以阎若璩为核心的《一统志》编写队伍，“昆山徐尚书以文章被眷遇，领纂修数局，所邀与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阎若璩）为首，周旋累年，敬礼不衰”。在保证工作进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挥史家的创造性，增益学术成果。

幕府修史开辟了统一思想的新途径。清廷在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统一战争和经济复苏后，逐步认识到文化认同对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性，而史学在文化中又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于是清廷在承袭传统史学的同时，引领史学向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方向发展，从历史的角度阐明自身的正统性，贯彻儒学思想体系内的纲常名教准则，大力宣扬传统史学的“大一统”思想。官方主导的史学活动成为统一思想，进而维护政治统一的途径。在开展贯彻清廷认可的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的史学活动中，清廷已不满足于史馆修史，更是把触角伸向私家修史，幕府修史就由此诞生了。徐乾学幕府参修官修史正值清廷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的历史时期，加之私家学者有感于明亡教训，清廷“大一统”思想与私家学者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徐乾学幕府开展的官方史籍编修活动中相交融。徐乾学幕府开展《明史》《大清一统志》编修工作，对推进官方政治历史理念透过幕府渗透到私家思想层面和私家史学认可官方史学领导地位的演变进程意义深远。

在政治上清朝政府笼络明遗民和学术上经世致用的时代环境需求下，徐乾学幕府凭借其特殊条件开展了包含京师时期和苏州时期在内的《一统志》编修工作，其修史不仅在幕府组建、史料选用、工作呈现方面具有自身的特色，而且对清朝史学发展和政治思想贯彻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徐乾学幕府编修《一统志》的“半官方半私人”性质，决定了幕府所行乃朝廷之事，所仰赖乃幕府集体襄助，这就使幕府的史学活动既有宏阔的史学编纂，又有细碎的历史考据；使得《一统志》的编修融合了官方的政治意图和私家学者的治史理念；又使得史馆处于修史主导地位并给予幕府相应支持，史馆与幕府良性互动。这种性质既彰显了徐乾学幕府修史活动的特色，又推动了清朝修史结构的创新性发展。徐乾学幕府所修《一统志》是清朝《一统志》初修阶段的重要成果，在清朝三部《一统志》中起到了关键的学术示范作用，成为清初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徐乾学幕府编修《一统志》拉开了清朝幕府修史的帷幕。受其启发，李光地幕府纂修《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大全》《音韵阐微》，毕沅幕府纂修《续资治通鉴》《史籍考》，曾国藩幕府校勘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残本，翻译西洋科技书籍，张之洞幕府纂修《洋务辑要》等，这些幕府的修史活动推动了清朝幕府史学的发展。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采编：金建峰

排版：刘嘉诚

统筹：许洪冲

审核：朱露川